回顾与前瞻——记荣宝斋飞跃的三十年

　　
杨仁恺(1915-2008),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一）

　　为了使国内外关心荣宝斋事业发展的人们，对之更加有所了解，不拟仅就改建后的三十年说起。没有比较，就看不出差别，没有差别，就不可能有事物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荣宝斋改建前的历史做一番简要的回顾。

　　荣宝斋的前身名松竹斋，主人姓张，浙江人，官居京师，以俸钱开设此店。店东事迹无考，据说坊间刊行《永庆昇平》一书，书中的张玉峰即影射其人。描写的若干故事情节，有的与松竹斋相关。即是说，《永庆昇平》以松竹斋及其主人为背景，多少反映了荣宝斋前身的一个轮廓。

　　松竹斋以经营南纸、高级文房四宝、刻印诗笺、信笺及新旧书画原作为主要业务，还代书画篆刻家悬挂笔单，办理订件手续。所有这些项目本身，都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琉璃厂一带，当时正居住着一些名流，如顾炎武、王世祯、孙承泽、孙星衍诸人，先后在这一带定居，在附近的慈仁寺和厂间活动。于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仅松竹斋是这样，琉璃厂所有的店家都是如此。

　　松竹斋还不同于别的文玩店铺，在于它重点经营的是木板刻印诗、信笺之类，属于手工艺范围，有其自身的特色。如早期刻印的《七十二侯诗笺》和《二十四节令封套》等，古朴典雅，别具风格，后来曾博得鲁迅、郑振铎诸先生的赞美，誉为“琉璃厂诸笺肆之‘白眉’”。

　　琉璃厂兴起的二百余年间，自有它的本身盛衰历程，从各家释文考察，可窥一二。松竹斋的命运，当然不可能摆脱客观历史法则的制约，值甲午之年，中日开战，清廷败绩，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的不景气，给松竹斋的经营带来亏损。店东为了挽救危局，改聘庄虎臣出任经理，从光绪二十年起，将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清末科状元陆润庠题写匾额。

　　庄虎臣出身捐班，曾在东北凤凰厅（今辽宁凤城县）任职，与京中名士冯恕、史康侯诸人友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想成功一番事业，如果得不到有力人物的支持，很难维持长久。何况荣宝斋以刻制诗、信笺为其主要业务，手工制作各色笺纸，成本即昂，当时社会经济又极凋敝，固然得不到发展，遑论超越前代，有所创新了。

　　应当承认，刻制各色笺纸的传统工艺，唐代已具规模。新疆吐鲁番出的佛经，一些佛像用简单套色印制；唐咸通九年《金刚经》，有印制精工的扉画。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也曾发现过大幅木刻版画，《梅花喜神谱》的印制，已具有复制绘画的功能；流传至今的唐人和两宋各家的书笺墨迹，间或发现有用木刻印压的暗花笺纸。元代发展到较为粗犷的套色木版画，在雁北应县木塔中已经有实物可证。明代的彩印饾版工艺超越前代，《十竹斋笺谱》和《画谱》，饾版套色，兼用拱花，确属新的突破。但数百年后荣宝斋的版刻工艺，始终停留在原先的水平。如果说有所发展的话，就是将白石老人的粗笔写意画分套、水印，复制入笺，艺术效果较之荣宝斋和琉璃厂二十多家的同行老店，仍不能挽回衰落的命运，他们陆续先于荣宝斋而停业倒闭了。

　　正因为荣宝斋在木版水印技艺上花费不少功夫，出品一直博得用户的好评，恰如上面所引鲁迅诸先生的评价，他们始终引为自豪。在祖国处于风雨如磐之际，荣宝斋朝不得夕，所幸，有赖于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搜集琉璃厂南纸店历年印行的诗、信笺，汇为《北京笺谱》，交荣宝斋刻印复制，共为六分册，以该店入选的为最多，对之无疑是极大的鼓励。而鲁迅先生当时生活并不富裕，为提倡和保存祖国的木版水印工艺，用自己的稿酬使其付诸实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934年又交付荣宝斋复制明崇祯十七年胡曰从的《十竹斋笺谱》，再一次说明鲁迅先生的关切，在此项工艺处于不绝如缕的时刻，没有鲁迅先生出面拯救，后果实难想象。荣宝斋经营的木版水印，赖以不致于中断。苟延残喘，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二）

　　新中国的建立，曙光冉冉升起，人们的希望随着旭日东升而心旷神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荣宝斋，天外飞来了救星，他们的命运有了主宰，经营达二百余年的老店，总算苦难到了尽头。

　　我在本文附题上写着“记荣宝斋飞跃的三十年”，不等于在此三十年里一直飞跃着。作为事物发展的法则，总的来说，都是一直在不断前进，但不能排除中途波折，一帆风顺的时候是不常有的。荣宝斋改建以来的三十年的情况，也不例外。为什么我在附题上用“飞跃”一词，是否有点夸大？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荣宝斋在解放前夕，虽然没有像二十多家同业先后倒闭，但离破产的程度，只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职工有了一线生机，寄希望于新社会的诞生。

　　希望毕竟是希望。当时的历史事实，百废待兴，首先是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与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千头万绪，不可能马上顾及与生计无关或者关系不多的行业，致使荣宝斋职工的希望一度濒于幻灭。可是，当人民政权趋于巩固之初，党即着手抓上层建筑的改造。

　　荣宝斋经营的木版水印，早著声誉，已在党的出版事业中挂了号的。就在1950年5月，有关方面派员来到荣宝斋，作为公方代表与资方代表谈判，正式实现公私合营。曾经破灭了的希望再一次燃烧起来，大家奔走相告，热烈的心情，真挚的感情，流露在每个人的脸上，感人至深，难以名状。

　　公方代表是一个老八路，从小跟着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苦日子的熬煎，放牛娃的辛酸生涯，促使他智慧早熟，坚信穷人家只有闹革命才能得翻身的道理。他在革命队伍中受到党的培育，送太行和普绥鲁艺分校学习，用他手中的画笔和刻刀，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进城以后，他根本没有想到派来荣宝斋肩负重任，更没有想到已干满了三十年。他开始领导几十个职工的企业，而这个企业处于淹淹一息，生产出来的诗、信笺很少有人过问，几十个人的工资又必须按月发放，加上旧债累累，实在是扶得东来西又倒，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分析，不完全是人们因经济原因对木版水印工艺缺乏兴趣，大部分是诗笺、信笺的时代性已经过时，应该有一个新的突破，方能开拓出广阔的远景。

　　领导和职工相结合，对问题反复研究，最后一致认为木版水印的特点，适合于复制水墨大写意作品，特别是徐悲鸿和齐白石的奔马、虾蟹瓜果之属。他们有刻印诗笺的经验，大胆进行尝试，攻破一个个难关，复制出一批可以乱真、一新耳目、引人入胜的木版水印画。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对我国木版水印技艺的发展，首次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所说荣宝斋三十年的飞跃，从此有了良好的开端。

　　果然，新的产品带来了业务的繁荣，使曾一度危如累卵的局面有了转机，大家总算舒了一口气。荣宝斋真正的飞跃，是在1953年收归国有后，迅即纳入国营统筹安排的宏伟计划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的确是如此，荣宝斋企业性质的变革，对后来的发展，关系至为密切。从此以后，他们不为工资发不出去，产品无人过问而忐忑不安，客观要求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中，怎样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在传统的木版水印技术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已经提上了日程。这就是我要说的飞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根据社会上的需要，原来的品种已感不足，要求在普及的基础上，复制古代著名的剧迹。于是荣宝斋与前东北博物馆现为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亲密的合作，由荣宝斋组织画家长期住在馆内，从事临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工作。大家专心、勤奋，按照摸索出来的临摹工序，使用新设计制造的工具，日与古代的名迹接触，既得其实，而又不会损及原作，同志们的确对初次的创举，花费了一番苦心。摹出的作品，说它是“艺术再现”，并不过分，说它是再创造，亦未为不可。自然，这项工作比临摹近代现代作品的难度，有天渊之别。经过几年的努力，从实践中克服不少困难，并与各方面造谣中伤的怪论中作斗争，终于完满地临摹出一批著名的唐宋绘画，计有《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宋元集绘册》等作，又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摹出《南宋马远踏歌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还有明代的作品多种。有了精好的摹本，才有勾描、拆套、雕板、印刷的条件。荣宝斋花费如此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掌握了一批名画复制本，为而后进行制作准备了基础。对事业没有远见的人，不可能有此卓识和魄力。而画家们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用木版水印复制徐悲鸿、齐白石诸家的写意画，艺术效果，已有公论。至于印制精细入微，重彩浓艳的绢画，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荣宝斋的师傅们敢想敢干，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怕失败，废寝忘食，一心只在如何赶早印制出《唐周昉簪花仕女图》。有志者事竟成，用几百块饾版，经过许多复杂的工序，费去好几年的时间，终于试制成功，几乎与原作媲美，美术出版界为此大放异彩，对荣宝斋来说，确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感谢技师们的首创之功，为我国传统木版水印技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飞跃阶段。

　　有了印制《簪花仕女图》的经验，接着复制出《马远踏歌图》大立轴和《唐宋元集绘册》，就显得游刃有余。此时，木版水印技术已经由小幅的淡彩、水墨和图案，发展到绢本重彩大轴，它的面貌为之改观。但技师们并不以为满足，仍在继续努力不懈，戒骄戒躁，又向另一个高峰上攀登。经过充分的准备，他们开始了新的长征，印制更为精工复杂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难度大于以前所有的画幅，卷中人物一再重复出现，神情变化无常，屏风上景物细微真切，器物形制的准确多样，原作如此精密，木刻稍有差误，即可看出破绽，难于讨好。再说大块的各种重彩实色的敷设，也是很难克服的大关。木版水印更难为力，往往力不从心，仍要坚持，日以继夜，为树立这块丰碑，呕心沥血，真是鬼斧神工，即在他们的工作进行中，使参观者不能不为之惊骇动容。正因为是国营企业，师傅们的政治觉悟，领导的决心，缺一不可能实现。就在为《夜宴图》积极分套付样过程中，意外的风暴来临，工作几乎停顿下来。尽管此项任务未能按预期完成，它却显示了木版水印的技巧在大踏步前进，已然进入了第三个飞跃的阶段。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是笔直笔直的。正当荣宝斋誉满中外，职工们长上了翅膀，一飞冲天之时，忽然乌云滚滚，庆父发难，四凶横行，顿时天混地暗，日月无光，膻风遍野，党和国家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呻吟于死亡的道上。荣宝斋被诬为“三家村黑画店”，过去复制古代名画成为封建余孽的“罪证”，《夜宴图》制作的命运，当然是岌岌可危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荣宝斋死而复生，在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光辉路线指引下，此时数百职工又一致奋起，很快医治好创伤，把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着手分套、雕版的《夜宴图》，重又捡了起来，日夜兼程，争分夺秒，前后历时八年，用饾版一千六百六十七块，毕竟冲破寒冰，露出含苞待放的蓓蕾，继而鲜花怒放，胜利地印制出《夜宴图》，标志着荣宝斋飞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当《夜宴图》问世消息传开之后，轰动了国内外。它不是浪得虚名，此种巧夺天宫的剧迹，不同于别的印制品，而是珍贵的杰作。为了把祖国古代优秀遗产，通过复制，改变孤本难于获致的局面，现代印刷品既有网膜，又具油墨光彩，与真实相去颇远，因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仅是首创而已，更使之成为文化使者，远渡重洋，让各国美术爱好者，特别是对中国古典绘画艺术非常热衷的友人和各个艺术博物馆，有机会欣赏流传千余年的名作，从而沟通世界文化交流，其意义尤为重大！

　　（三）

　　我在上面两节中，回顾并阐述了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划时代的发展，有无夸大之处，客观事实可以作证。当然，荣宝斋的业务范围以木版水印为其特征，同时还经营纸、墨、笔、砚的传统业务，大都是外地生产加工之品，故未多事描述，倒是经营近现代书画家的原作，与国内书画家建立千丝万缕的关系，借原作通过荣宝斋转到收藏者的手里，因为是事先经过精心挑选，不但是真品，而且多属精品，在用户心中早有很牢固的信用。在书画家一方，都愿意与之亲密交往，多年积累的友谊，彼此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信任。他们对这一点看的极为重要，古人说“人无信不立”，就是这个道理。多年来，荣宝斋成了国内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的桥梁。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郭老对荣宝斋就很有感情，他不但为之榜书匾额，还撰写了百花诗，由国内知名花卉画家配画，印制发行，深受读者欢迎。齐白石老人对荣宝斋也很有好感，有求必应。上海科影制片厂拍片时，特地接老人亲莅现场，兴致勃勃，一一拍入镜头，留下珍贵的纪念。郭老为写百花诗应得稿酬，本不肯接收，经商议在北京西单鸿宾楼饭庄邀请所有参加制作的师傅们，大吃一顿烤鸭，开怀畅饮，诚一时之盛会。今天，大家回忆起来，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海外和国内各地名家来京，或者开会，或者讲学，或者为八大建筑作画……都要在百忙中抽空到荣宝斋闲谈品茗，观摩古今原作，交流创作经验。许多著名画家，是荣宝斋的常客，情感融洽，亲如一家；开一代新风，值得提及。

　　海外的美术家和许多爱好者经常是络绎不绝，他们醉心于中国传统绘画，已掀起一股热潮。1977年秋，美国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绘画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团长卡希尔教授和有的团员曾对我谈起过，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倾向于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使他们非常向往。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或是欧洲各国的外宾或旅行者，都把荣宝斋作为北京的“八景”之一，尤其是日本友人，由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素养的缘故，总是对荣宝斋和琉璃厂有着特殊的感情。欧洲的一些木刻家，为了探讨中国的木版水印技术，他们宁可放下木刻家的身份，甘当小学生，到荣宝斋从头学起，他们认真好学的精神，值得记取。

　　我们革命老前辈，对荣宝斋也十分关心。每逢有什么活动，如一年一度的春节画展，这是内部展出性质，许多老同志必定从百忙中抽身而来，与知名书画家一起欣赏展品，随便交谈，听取各方面的建议，有裨于艺术事业兴盛昌隆。前面提到郭老的轶事，还有陈毅同志也来过，并为荣宝斋画谱写了序言，对荣宝斋极感兴趣，一再表示实在没有时间，真愿多在此停留，可以赏心悦目，增进审美观的素养。1962年春，他为荣宝斋题字，“人民荣誉是珍宝，革命斗争即书斋”，就其形式观之，乃是一副联语；就其内容观之，有鼓励，有鞭策；就起技巧观之，他将荣宝斋的名字，寓于一副联语之中。妙极！

　　此外，何香凝老人；廖承志同志，周建人、叶圣陶、齐燕铭、夏衍、赵朴初诸老，对荣宝斋一向热心扶持，经常亲临垂询，为之解决困难。职工们更是看在眼里，暖在心窝。近年来，赵老继郭老之后，国内外求他翰墨的纷至踏来，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赵老不肯拂人之意，总是不让求者空手而归，但他家中无人协助安排纸墨，书债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于是来到荣宝斋，一些青年同志，见到赵老即刻会联想到还债来了。于是兴冲冲都愿意为之效劳，一面希望能多写几幅，留下真迹；一面又怕老人过于劳累，真是矛盾难于统一。赵老等所以要来此挥毫，藉此有提倡爱护之另一作用。

　　说到这一方面感人的事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书此数端，举一反三，不难了解荣宝斋受到各方的爱戴和关切，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而是三十年来全部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

　　（四）

　　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高涨，国际文化交流日臻频繁，客观上对荣宝斋提出的要求，势必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重。对此，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把过去面向国内的做法，扩而充之，做到内外兼顾，务必使每个同志明白，荣宝斋已经不是过去单纯地或者消极地印制木版水印作品出售，而是要积极地充当国家的文化使者，把我们数百职工用勤劳智慧的双手，日以继夜印制的古今名画，和现代书画真迹，贡献给国内外的广大爱好者，藉以传播我国悠久艺术于全世界，意义之深远，将是无可估量的。

　　为了达此目的，必须随时总结经验，目光炯炯向前，不允许左顾右盼，迟疑不决，致误时机。因此，作为三十年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冒昧寄希望于同志们，当好光荣的文化使者，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许。

　　首先，团结全体同志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木版水印技术，更上一层楼。《夜宴图》是高峰，但不是顶峰。我们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很多世界孤本，是祖国高度发达的优秀文化遗产。为了使其传播开去，应尽快将正在印制中的《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装璜问世，更希望动手把《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纳入规划，早日折套、付梓。我们知道，此项工程尤其艰巨，又是一件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一旦成为现实，诚然是另一座不朽的丰碑。

　　再是团结国内知名书画家，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在晚年有个适于作画的环境，创作更多更好的杰作，充实人类文化的宝库。此项工作固然有别的部门经管，而荣宝斋毕竟与之多年交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看问题容易想到一起，说到一起。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里面交融着党的安定团结政策。必须做到潜移默化，方见功夫。同时，对新生力量的发现与培养，同样十分重要。荣宝斋业务联系全国各地，接触极广，有可能从来稿中选拔苗子，进行调查了解，根据不同对象，给予卓有成效的支持，这种作法，包括木版水印的技术人员在内，务使老干新枝，根深叶茂。如认为企业不该做这些事情，就会有沧海遗珠之憾。

　　荣宝斋尽管是一个企业单位，却不应作为一般企业看待，必须具备远大的眼光，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料室，对名家早中晚年的原作，历年印制的木版水印画，都得择优保存，既可作为原件，充实稿源；又可作为第一手资料，为美术界提供素材。特别是在今天，国家博物馆和一些美术馆对现代书画家作品的搜集和探究，尚未全面列入日程，事实上有的老人一生中优秀代表作为数有限，征集不及时，稍纵即逝，无法弥补。据我所知，荣宝斋近来对此已有一个规划，即将着手进行，足见一些负责同志是有远见的。

　　国际间往来与日俱增，各国民间以及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对中国书画艺术兴趣益浓，木版水印技巧的日新月异，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好评，求之者日众，而作品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去年十月，荣宝斋与日本西武百货店达成协议，在东京首次举办“中国荣宝斋展览会”，规模宏大，哄动一时。随后在东京设立经销处，方便日本人士就近购置心悦的各种书画及木版水印作品，两方还达成协议，每年由荣宝斋组织名画家去日本开个人画展，深受欢迎，收到良好的效果。可以预卜，这方面的活动，颇有发展的趋势，既然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不愁今后中日文化交流的拓展，具备广阔的前景。

　　近来美国和南洋方面已先后由有关人士主动提出，愿与荣宝斋建立合作的关系，业务挂钩，开拓新领域，扩大新影响。可以设想，西欧人士也将早晚步他们的后尘，与之握手言欢，共同开辟绚丽多彩的花园。总的来看，形势喜人，道路越走越宽广，事业愈办愈兴旺，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十分有利的客观趋势，迎头赶上，必然大有作为，做出新的贡献！

　　上面仅仅是个人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对当前荣宝斋所处的飞跃局势，提出的一点肤浅认识，同时也就是我衷心的希望，美好的祝愿。对荣宝斋来说，正是本文标题所说的“前瞻”。回顾与前瞻，反映客观的本来面貌，更有待于实践加以验证，我对自己的经历和认识是不高的，但我要尽可能如实地写出来，记录历史的片段，想必有它的必要。总之，我与荣宝斋三十年苦乐与共，自问不是说的无关痛痒的客套话，凡是知道荣宝斋前后发生巨变的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本文所能提及的，只不过是数端，肯定有挂一漏万之嫌。如果更精细，全面地为荣宝斋立传，非我这个才疏学浅的人所能胜任，只好敬谢不敏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