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0年解放初期，荣宝斋就和白石老人陆续建立起友谊关系。白石老人一生以书画为本，而荣宝斋是买卖字画的，又是印画的，既售卖白石老人的原作，又精选其作品用木版印出来，这样既增加了数量，又降低了售价，基本做到了普及。的确一度搞得红火热闹，蜚声中外，博得各方好评。悲鸿先生的作品，也是在这时销售，并出版了他的《奔马》复制品。荣宝斋的开头，诚然是靠齐、徐起家的，不过这是稍后的事了。
荣宝斋重开张时，白石老人的作品即遭到了冷落，经历的坎坷不少。1950年初，荣宝斋公私合营了，并要通过荣宝斋这块文化陆地，以其所经营的商品，对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当然，白石老人的作品多属花鸟鱼虫，是不含有政治教育内容的，而且还被认为是有害的。白石老人的作品便被打入冷宫，休眠于库房。
不料，从开张来到年底，总共不到半年时间，企业已经摇摇欲坠，基本垮了，所谓“新”商品丢失殆尽，门市营业无人问津，终日销售不到几毛钱，连一日三餐也成了问题，眼看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不得已更换商品，重新经营起字画门类，那当然首先就是和白石老人接触，使其作品又和欣赏者见面了。不过那时老人的作品举目可见，四处可睹，从字画店到小市地摊比比皆是，而售价又很低，荣宝斋为其定价是两元一尺，小市地摊是两元一幅，虽价格低廉，但解放初期又有谁买呢？如此，又冷落了许久时日。
不久，各地兴建和扩建博物馆，陆续收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以及宾馆饭店也开始装点房间，使当代书画家的作品渐渐有了销路，而且很快供应显得紧张起来。这一变画的局面是有目共赌的。荣宝斋于是也考虑，拟将齐先生的作品，选其适宜的用木版印刷，增大数量，逐步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形式向前发展，人们的看法，也就随之产生了变化。就在这时，白石老人周围的弟子，纷纷向老人进言，并为老人起草函件，要求提高画的价格，不得已荣宝斋由原来两元一尺增加一倍，提高到四元。同时恰在这时候，荣宝斋出版了《白石老人画集》第一部，于是白石老人弟子又捉刀代笔，为老人向出版总署函告荣宝斋付酬太低。胡愈之署长，并以其个人名义起草打印了函件，责成荣宝斋经理持函向白石老人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顺便重新磋商协议画价。随又经白石老人的几位弟子共同商定，由原四元一尺，提高为八元。（当然，再以后，即变成了随行就市，而以尺计酬仅仅是个参考）
荣宝斋出版了《白石老人画集》，稿费从优，老人也非常高兴，以后他一有闲暇，就经常来荣宝斋消闲，他每次来，总是要对他热情接待的。并为其准备茶点水果等，由此还留下了一个笑柄：凡有朋友去看望他时，他即向去探望的朋友介绍说：“你们要吃橘子，到荣宝斋去买，他们那里的橘子好吃；他们那里的妹子多，都特别热情。”但荣宝斋是从不卖橘子的，为招待他在市场买来的好的。我们的女职工比较多，老人一来都抽空跑到会客厅看看他，故使他感到都特别热情。如此，和我们往来的次数更多了。当然互相交谈也就随便了，除了主要谈书画艺术外，也谈其它。关于书画论述方面这里不多赘述，而他主要谈及的多是说荣宝斋好。解放前白石老人曾在鬼（国）门关住过，他和商务印书馆很熟，他说：“他们（商务）出版了我的画，我来取稿费，坐在那里等两个钟头，给我一块钱。像打发小朋友一样，你们好，给的多、给新票子，还给我送到家，好、好。”我们和老人签订了一纸协议，是老人亲笔手书，至今仍在档案中存放着。
以后往来的次数更多了，或去洽谈事，或专门去看望他，以联络感情加深友谊。每次去他都要特备茶点糖果。他有一个怪癖，也许是老年人的关系，凡去他家必备茶点糖果，你如果不吃，也得拿手动一动，否则他会极大地不高兴。他身边的家里人告诉我：“侯经理，备下这些茶点糖果，你不要客气，你如果没有兴趣吃，但请你要当着老人的面，拿手动一动，比划比划，否则他认为交情不厚而不高兴。”如此说来，只得照办了。确实是很灵验的，顿时他便笑逐颜开，话也多了。这时你要请他做什么的话，那简直是有求必应。诸如请老先生写一大幅横匾：“发扬民族文化”（这幅字，由陈毅同志剪彩，为老人举办的大型展览曾借去展出过），以及请他为我们画些适用木版印刷的作品等等。特别是请他画了八尺整纸顺开的大幅《蕉下鸣蛙》，复制出来后，气概大极了，博得了各方人士好评。诸如此类，都是通常在这种欢快的情况下实现的，可见彼此的交情堪称深厚了。
有一次正在老人家里闲聊，这时他已经“晨兴一挥”画了好多幅画了，正在休息。他的画是流水作业法，当时已有画好了的，用夹子夹在房间扯的铁丝上，还有六幅在画案上摆放着，他把墨色都调配好以后，摆放在画案的右上方。头一道是先着墨，就把每一幅的墨一次都落好，以此类推，各种颜色依次敷设，最后都完成了。有几幅画他要盖章了，先把印章蘸上印泥盖在画上，然后他拿着盖好印章的画走过去到橱窗前，从腰带把长链上挂的一串钥匙提起来，选其中的一把，把柜橱门打开，再把头伸进去。我好奇地跟过去看，原来橱里放有一个瓷盒，盒内装的是朱砂粉，把粉撒在已打好印泥的图章上，来回抖动抖动再倒回瓷盒内，而原盖的图章上顿时就凸起很高，这一手真叫绝了。盖完以后，把厨柜门锁好，走回沙发处坐下，给我讲述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一手。老人说：“他们尽仿造我的画，要鉴别真伪，从图章上就看出来了，我也曾用过钢印，可是钢印也能造假，这种盖章法，外人都不知道，也不让别人看到。”可是我却看见了。
我们销售白石老人的作品数量居冠，复制出版的精品也是品种数量最多的，其中有一套12开的册页还是从国家对外文委借来他早期的一套作品。总之出版销售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获得了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1956年，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初由国外进口了彩色胶片，拟首先用来拍摄一部大中型的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及营业实况，解说词是叶圣陶副署长写的，由广播专家齐越朗诵。当然内中的画面镜头是少不了齐白石先生的，“齐、徐起家”嘛。遗憾的是悲鸿先生已经作古，主要是白石老人充实画面镜头了。难得老人已九六高龄而甘愿受此劳累，于是就把他装扮起来，欣然坐在摄影机前。他头戴自制一把抓的黑缎小帽，身着紫红色寿字长袍，足登云头粉底皂靴，手持五尺红色木头手杖，飘飘若仙，神气极了。我抱着奇怪而以玩笑的口吻问他：“老先生为什么不拿手杖，而拄根尺子呢？”老人把尺子往地下杵了杵，又用右手拍了拍尺子手杖说：“我是木匠出身，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本呀。”这话对在场者教育很深。
拍电影当然要有老先生当场作画的镜头的，但九六高龄的老人，实在勉为其难。导演穆生华等几位同志有办法，整个场面活动皆老先生本人，而正在画螃蟹的双手及画面却变成老人的五儿子齐良已先生的了。搀扶老先生起坐活动的，是老人的大弟子王雪涛先生。摄制影片的场地，一部份是在北影摄影棚，一部份就在荣宝斋的现场。彩色大型科教片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后，反响很大。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及各界爱好者纷纷来信询问和商购荣宝斋的书画原作和复制品，对荣宝斋的业务开展起了推进作用。国际书店在国外展售，必携带此片，于现场循环播映，影响巨大。
1957年暮春，白石老人与世长辞了，享年97岁，在厂桥殡仪馆举行了大型追悼会，周总理亲临现场，我们也去了很多人为老人送殡，白石老人永远活在荣宝斋职工的心中。
侯恺（荣宝斋前总经理）
来源《荣宝斋新记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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