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水印 | 镂象于木 印之素纸 —— 荣宝斋木版水印初探（二）

万物皆有欢喜处

　　进入盛夏，荣宝斋木版水印工作室中此时潮热无比。为了保证工作室的恒定湿度，室内的玻璃窗全部紧闭，几个加湿器在不停地工作。技师们屏住呼吸，任凭水汽在脸上凝结出的细小水珠滴落下来。偌大的工作室中，几乎没有人交谈，有些年轻人甚至戴着耳机工作，似乎有意与周边世界隔绝开来。
　　李扬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对这个央美毕业的八零后来说，时光是两匹背道而驰的白驹。一匹步入历史，从精心勾勒的水墨线条里，回溯隋唐的雕版印刷术；一匹奔向未来，这个已经屡次接任重大项目的后起之秀，正用自己的青春勾勒着木版水印这项传统技艺的发展蓝图。
　　同其他非遗一样，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和个人苦练。由于技艺的难度及个人领悟力的不同，学徒入行前几年几乎都是靠研墨和制作工具来“磨性子”；而从单色信纸、套色信纸、小画片、小幅工笔画直到完成一幅大尺幅作品，往往需要学习一二十年的时间。在充满了喧嚣与躁动、遍地诱惑和选择的当下，这让很多年轻人知难而退。

　　李扬不仅留了下来，并且已成为这项技艺最年轻的中坚力量之一。雕塑和版画专业出身的他，认定了荣宝斋这块“正宗牌子”，并认为能从事这份工作对一个以艺术为职业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机会：“荣宝斋是木版水印的发祥地，也是‘木版水印’定名的地方，我的专业在这儿能派上用场。”而常人看来的“枯燥”对他而言也全然不是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我而言，学习和传承这项非遗技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像与一位知识渊博、德艺双馨的长者促膝长谈，这个过程备受滋养，就想一直这样聊下去。”
　　事实上，要成为一名手艺精湛的木版水印师，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难以估量的。相比李扬这一代，负责印刷和部门管理的赵慧萍已经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工作中的乐趣：“现在只要拿到一张画，我就知道怎么做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这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另外，一想到我在做的这项事业是在延续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自身的生命，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干这个还真不冤。”


手艺有灵

　　李扬自大学毕业进入荣宝斋后就开始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肖刚专攻勾描，现在已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在他看来，木版水印是中国1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技艺最繁复、工序最复杂、成本最昂贵的技艺之一，每个环节都要技师用几十年甚至一生去精通各自的手艺；而要重现原作的笔法和神韵，则是三个环节通力合作的结果，“每个环节都很关键，不分轻重高低。”
　　实际上，分版勾描、雕版、印刷这三个环节根本无法截然分开。在复制过程中，前一个环节的一点小差错，或对后续步骤的实施考虑得不够周全，都会影响整幅画的最终质量和效果。只有三个环节都做到极致，才能让最后的作品趋近完美。赵慧萍对此形容得很贴切：“木版水印的特点跟人体的形成是相似的，你首先要通过勾描找到他的灵魂，再通过雕版塑造他的筋骨，最后再以印刷附之以血肉。勾刻要实现形似，印刷要达到神似。”
　　分版勾描是木版水印的首道工序，先由技师分色定版，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勾在一张胶版上，画面上有几种色彩即分出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用墨线勾在雁皮纸上。
　　李扬认为，分版是所有工序中对专业素养要求最高的环节。技师不仅需要从画作的线条、用色等方面拆解着看出哪幅画适合木版水印，继而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套勾摹；还要明确如何分版、如何给雕版和水印工序做出提示。它不仅需要个人技艺的反复锤炼，还需要跟其他环节的人不断交流探讨，更需要自己不断揣摩和训练分版的思维能力。

　　明代李克恭称雕版技艺“刀头具眼，指节通灵”，这种神乎其技的工艺，用来形容雕版的工作再恰当不过了。这道“上承勾描、下启印刷”的工序，是木版水印的中间环节。
　　路民从小就喜欢用橡皮刻图章，没想到这一爱好让他今生与木版水印结缘，并一干就是三十年。“一开始懵懵懂懂，刻进去以后觉得很有趣。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爱好。”
　　路民的工作是要把勾描好的稿子分毫不差地刻出来——首先要把勾好的雁皮纸用浆糊反贴到刨得平整光滑的梨木版上，通过揉搓去除纸质纤维，令墨色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待材料阴干后，要细心领会艺术家的作画用意及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之技艺、神韵雕刻在木版之上。
　　然而，要做到“运刀如笔”绝非易事。“首先要熟悉每位艺术家的风格，熟悉他的笔触、笔的味道、行笔的力道，甚至不同时期的作品”；其次要把控环境与工具，“光线要好，室内要干燥，保证木材不会变形。不同的木头，甚至同一块木头的不同部位的硬度、密度都不一样，要根据题材选择合适的木材。刻不同的画面，要把刀刃磨成不同的弧度，而且必须是雕刻者本人根据需求现磨。”就连刻刀的刀把都是路民自制的，方便持握，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而最难的还是手下的活儿——勾描的时候画出一根细线条只需一笔，刻的时候却需要在原本就细如发丝的长线条两侧各拉一刀，让线条凸现出来；并且必须在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线条的弧度和变化，模仿出毛笔的走笔或者行笔的劲儿。而要实现这一技艺，路民的办法是，“首先要心静，要感觉刀是手的延伸。”
　　路民说，雕版有一个特点，就是刻一块版时不能停。“如果停了再接，中间有一个痕迹，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能感觉出来。比如这个地方有接刀的地方、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刻到精细的地方，电话都不接，甚至不敢大喘气儿，都是憋着口气在那儿刻，直到完成。”

　　赵慧萍的工作是木版水印的最后一道工序：印刷。印刷的技巧说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用棕刷、毛笔把水墨和颜色掸刷在刻好的木版上，将画纸覆盖其上，以棕耙砑印，如此往复成百上千次，最终叠印出堪比原作的木版水印作品。
　　然而，看似简单的几个步骤却玄机密布，任何的失误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赵慧萍在几十年的水印生涯中，博采众长的同时，逐渐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水印技法心得：“每一次套版时手固定的位置都要非常精准，每一次拉开纸张时的力度和方向角度都要做到完全一致；掸色、砑印的手法、色彩的运用、水分的控制等处处都是学问。因此，即使是同一块木版，不同的印刷师印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高文英是工作室资历最深的技师之一，也是木版水印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做水印已达四十多个年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说话间也总是带着轻颦浅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从来就没想过换工作。”她轻描淡写地总结着自己一生的工作，“创作一件作品也是孕育一个生命。一张白纸给我了，我不印的时候上面什么都没有；等我印上第一块版的时候，觉得这块版印得不太好，就想下一块版我怎么完善它——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在修饰、改正的过程。等这件作品成功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一天半天完成的，它可能经过几个月才被制作出来，不知不觉地几十年就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分色勾描、雕版还是印刷，在这所有的步骤中，都需要技师隐去自我。用赵慧萍的话讲，就是“这种艺术不能掺杂一点个人风格”。李扬对此也体会颇深：“角儿再大，大不过戏去。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充分展现原作的精神，而不是显示你自己有多么高超的创作能力。木版水印永远在寻找规矩之下的自由。”


永续民族的智慧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荣宝斋木版水印工作室的大门似乎永远隔绝着外面的世界。这些技师日复一日与印案、宣纸、木版、刀笔为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手艺，那些写意山水、工笔花鸟的中国大家名画在他们的手上逐渐呈现，让这些平凡的人身上闪耀出不凡的光芒。你很难想象这些带着各自的背景和故事、性格迥异、意趣不同的人，如何几十年如一日地相互配合着，以虔敬之心一丝不苟地传承着这门技艺。也许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匠人精神来形容他们，才最是贴切。
　　“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路民讲，雕版雕了三十年，这份工作改变了他的性格。“年轻的时候话多，后来见到师傅们都不怎么说话，只专心手上的活，我慢慢地也变得越来越沉稳。”李扬也表示他在工作中逐渐褪去了年少时的毛躁轻狂，遇事更懂得辩证地去对待，内心更加平和，也更加耐得住寂寞去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和兴趣。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问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几位技师的回答都惊人的相似。李扬说，今年工作室做的范曾先生的2017年鸡年贺岁作品《红日吉祥》得到了画家本人的高度赞扬，但他认为“或多或少都有遗憾。只有不断总结经验，弥补每一次误差，才能让下一幅作品更好——满意的永远是下一幅”。高文英也说，“木版水印和举重、跳远一样，都是有遗憾的项目。它永远都不让你满意，永远都让你有追求，你永远都得努力。”而路民把这种感受称之为学无止境——“总觉得自己刻得不好、不完美，离那标准、想象的东西还有差距，这就促使我们再学，做到精益求精。”
　　事实上，荣宝斋多年来为保留、继承并发展木版水印技艺，使其在市场条件下保持生命力，几代人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一直在与时俱进。如今，荣宝斋木版水印艺在技术和题材上也在不断更新。除了古代经典名作，现代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吴冠中、黄永玉、王雪涛、赵朴初，及至当代艺术市场的中坚力量范曾、张晓刚、刘大为、史国良等，都成了木版水印的座上客。
　　“我们不能老抱着祖宗留下来的这一点东西，还要传承现代的元素。”已挑起了传、帮、带重任的赵慧萍如是说；“现在带徒弟的方法跟过去也有所改变”，已为木版水印培养出第六代传人的高文英也说，“原来那会儿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还要跑操。现在则是经常组织年轻人到美术馆、展览馆参观学习。也经常邀请画家来，我们观摩他的创作过程。”

　　提到木版水印的价值，高文英认为，“它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它对在大众间普及艺术品很有帮助：“原来买木版水印作品的都是老先生、外宾和游客，现在往往是普通家庭。他们买来装饰房间或当作最好的礼品馈赠亲友。”李扬则认为，“木版水印最大的价值在于充分地展现了民族化艺术的睿智，即木版水印人是如何依托一项古老的技艺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问。这是木版水印这项技艺通过历代传承得来的智慧，更是中华民族的智慧。”
　　至于木版水印如何做到保护性传承，李扬认为要靠这项技艺自身的魅力去吸引大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一半在于技艺的传承和制作，另一半在于探索和研究其自身的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且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推广符合大众口味的所谓‘文化产品’，而是首先要尽力让社会认同这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西方学者曾提出了哲学的三大永恒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也给李扬和他代表的新一代木版水印人带来了启示：“木版水印通过这些年的探索，已经基本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我’要到哪里去、‘我’还有哪些新的展现形式、‘我’随着市场接受程度和需求的变化，如何保持传承的有效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则是每一个木版水印人现在和未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