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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旧事 | 木版水印背后的故事(三)

时间:2020-03-22 15:11:20 来源:荣宝斋 作者:   0
三、金振之先生与仿古复制

  金振之先生师从徐燕孙先生,当时与吴一舸、吴幻荪、金协中并称为徐燕孙先生的四大弟子。金振之先生虽然以工笔人物画见长,但他向世人展示最多的却是他的仿古、临摹技艺。解放前,金振之先生经常临摹古画及张大千等人的画,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诀窍。当荣宝斋决定以木版水印复制巨幅古代绢本名画后,艺术顾问董寿平先生就将金振之先生请来,成为荣宝斋临摹室的第一批成员。



木版水印 周昉《簪花仕女图》

  当时,东北博物馆(后改名为辽宁博物馆)曾在北京举办过馆藏珍品展览,其中包括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由于我们已有了复制古代巨幅绢本画的计划,所以,荣宝斋许多人都去看了展览。之后,大家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可以将《簪花仕女图》作为复制古代巨幅绢画的首选。理由大概有几个:一是该画的人物基本都是单独存在的,因此可以挑选其中一两个人物试制,以积累一些经验;二是画面上没有重叠的人物或事物,因此无论是勾描、分版,还是刻版,尤其是安版、印刷都比较容易;三是,该画的颜色十分鲜艳,题材新颖,上面所描绘的人物是典型的唐代妆容和服饰,以前很少有人见过,尤其是画上仕女的“桂叶眉”更独具特色。20世纪80年代初,《簪花仕女图》原画曾到美国展出。有一次,一个美国旅游团来荣宝斋参观,在店里看到了这幅水印复制品,他们告诉我们,这张画在美展览期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内,有些美国“美女”居然流行上了唐代“仕女”妆,点出了“桂叶眉”。
  决定临摹后,就派金振之先生去东北博物馆临摹。金振之先生临摹速度相当快,只用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两张,一张拿回荣宝斋,一张按约定留给了东北博物馆。当临摹本《簪花仕女图》拿回来后,大家一看,效果非常好,于是立即启动了大规模的临摹计划。这以后,大批临摹高手才云集到荣宝斋,开始了大规模的临摹工作。



田永庆正在印《簪花仕女图》

  当时聘请到临摹室的画家有,于非闇、陈林斋、冯忠莲、孙天牧、郭慕熙、侯培显。虽然这些画家都师承名家,并且有深厚的绘画功底,但是,临摹这样的巨幅古代绢本画却都是第一次,缺乏相应的经验。比如,这些画都是画在丝绢上的,什么样的丝绢才适于临摹这样的古画?去哪里才能找到适用的丝绢?如果是新的丝绢,又如何作旧才能与原画相似?原画所用颜料都是天然物质,经过上千年的岁月,画面上的色彩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岁月磨砺后独有的色彩和光泽,如何才能生动地再现这样的色彩和光泽?诸多问题摆在这些画家面前,使他们有些束手无策。而金振之先生由于有过多年临摹古画的经历,潜心研究作旧技艺,积累了许多“独家”诀窍,所以其临摹的《簪花仕女图》才能如此成功。看到这些画家如此为难,金先生毫无保留地将其“独家”诀窍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也正因如此,复制古代巨幅绢本名画的计划才得以快速地推进。



木版水印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除金振之先生已临摹完的《簪花仕女图》之外,在这些画中,临摹、作旧难度最大的要属《虢国夫人游春图》。因为,该画中有许多妇女形象,她们都是云鬓高堆,面白如粉。并且,经过上千年岁月的磨砺,这些乌黑的云鬓上有的泛着白霜,有的则闪着淡淡的蓝光,而她们粉白的面颊则有着石质的感觉,而非铅粉所能表现出来。对于这些问题,金先生都有自己独到的解决办法。
  比如,乌黑的云鬓,如果用新制的墨晕染,则会显出亮光,行话称为“贼光”。如何才能将这“贼光”去掉,就需要明白“贼光”产生的原因。如果没有丰富的古画临摹经验,一般人很难明白个中原由,也就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金先生讲:这些乌黑的云鬓虽然当初也是用新墨晕染,但是,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制墨时所加入的胶早已化掉,画面上只剩下墨粉。因此,如果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用古墨,或者要将新墨中的胶去掉。这样,荣宝斋就派人四处寻找古墨。当时荣宝斋东边有一家叫“尚古斋”的古玩店,其店员王同文知道了荣宝斋的需求,就专门为荣宝斋收集古墨,往往是论斤向荣宝斋出售,供临摹和印刷使用。但是,古墨存量毕竟有限,后来,大批古墨已十分难寻,于是,在金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用新墨作旧。



冯忠莲在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

  再比如,这些乌黑的云鬓并非仅是墨黑,上面还有着丰富的变化,有的云鬓上似有一些“白霜”,有的则泛着淡淡的蓝色光泽,这些又如何表现呢?金振之先生仍有其解决之道。对于“白霜”,金先生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只在墨里加上香烟灰就可以逼真地再现出来,而对于淡淡的“蓝光”,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了,需要找来制作花青颜料的树叶[3],将其沤烂后,将花青取走,用剩下的渣子——“青黛”——掺在墨里,就能造出与原画相同的效果。
  而“美人”的粉面如何渲染,用什么样的颜料,则又是一道难题。因为,现代用的白粉是化学颜料,无论如何也染不出原画中有着石质感觉的“粉面”,金先生让临摹和印刷的人使用现代人已基本废弃的“蛤粉[4]”,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于如何将新丝绢染旧,并与原画的色彩相同,也是一门学问。这些绢本古画由于其各自经历不同,存放条件不同,以及画家当时所用颜料的制作不同,历经千年后,绢丝所呈现的旧色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暗黄中带红色,有的则暗黄中有一种烟色,因此,将新绢作旧并保证与原画的丝绢颜色相同,需要丰富的经验。根据金振之先生及仿制旧绢的技工高月堂两人的经验,最终确定了作旧所用的三种主要原料,红茶、橡碗、栀子,根据原画绢面的颜色而调整三者用量比例,如果还不能达到原画效果,则再添加一点别的东西,但是,这三种原料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作旧需求。将新绢染旧只是第一步,这样的绢还不能用,因为不能着色,因此,还要经过第二次处理——刷胶矾。然而,刷胶矾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往上一刷就行了,还需要在适当的温度下进行,如果温度太低胶矾水就会凝固,刷不开。因此,只能在三伏天进行。如果是印刷用的绢,还要再托裱,否则丝绢过于软薄,无法印刷。但是,刷过胶矾的绢经过托裱,常常会出现脱矾的现象,因此,托裱后,还要给脱矾的地方补矾。



《虢国夫人游春图》获国家图书奖

  以上讲的是做旧诀窍。另外,在绢上作画,也有着相当的技巧,因为绢丝属有机物质,作画用的又是纯天然颜料,两者很不容易结合。如何使画面着色以及如何让较大色块均匀着色,就需要一些技巧。记得冯忠莲先生在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那些浑圆壮硕的马染匀,试验多次都不成功,急得冯先生直想哭。金先生此时出手相帮,将双面染色的技法传授给了冯先生。
  在印刷过程中,金先生也有所贡献。当时,车间安排孙连旺技师负责印制《簪花仕女图》。用木版在绢上印制与画家在绢上绘画有许多不同,而这些差别,并不是预先能想到的,也没有任何古代经验可以借鉴,只有实际印制时才知道。试印第一张时,当时也采用了画家临摹用的生丝绢,但是,无论如何也印不好。经反复研究发现,生丝绢只适用绘画,而不能用于木版水印,因为,生丝绢比较板硬,对于画家来讲,可以利用毛笔的柔韧性,通过双面多次着色达到均匀之效果。而用木版印刷时,木版不具有毛笔的柔韧性,并且是单面着色,因此,怎么也不能印出原画的效果。经过反复试验,最后金先生提出使用熟丝绢。因为,相对生丝来讲,熟丝比较软,容易与木版贴合。至于印刷时,因印刷所用丝绢背后有托裱的纸,无法使用双面染色方法的问题,金先生则将其“礅染”法传授给了孙连旺技师,一招儿就解决了这个看似很难的问题。
  所谓“礅染”法,就是在每次染色之后,就用手指反复按压染色部分,以使颜色能够尽快地浸入绢丝中,从而使单面染色也能达到双面染色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孙连旺技师试制出了“礅印法”的小工具——“小礅子”。因为,印刷与临摹不同,临摹一般只有一两件,而印刷时,一版活儿至少要印50件,如果都用手指按压,手指则不堪其劳;并且遇到较大面积时,手指面积也有限,会影响印刷速度。这个“小礅子”制作起来并不复杂,用一只白气球,将一些棉花填在里面,再用线将气球口扎紧,一个“小礅子”就做好了。印制时,可根据染色面积大小调整气球里的棉花量,从而使“小礅子”大小符合印刷要求。虽然这个“小礅子”看起来并不起眼,却解决了绢本印刷中的大问题。据郑茂达先生所著《百年荣宝斋记忆》中所述,作为孙连旺徒弟的王玉良,在后来的印制实践中,不再使用这个方法,而有了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5]。
  到《簪花仕女图》印制完成,复制大型古代绢本画的技艺已基本完备,金先生对此功不可没。在这种情况下,金先生难免技高气盛,因此,不经意间招致了一些同事的微词。金先生听到后自然心中有些不满,于是就发生了“罢临”《清明上河图》之事。



木版水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因为金先生先于他人开始临摹,所以,在其他画家开始临摹第一张画时,金先生早已完成了他的工作。因此,就安排他临摹《清明上河图》。这次,金先生并没有立即开始工作,而是向有关领导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要自己单独的房间,不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第二,房间内要配一张床;第三,不参加政治学习。对于他的三个条件,当时的领导答复是:第一,单独的房间是可以满足的;第二,房间内不能配床,可以配沙发,因为,在此之前,荣宝斋无此先例;第三,不参加政治学习,绝对不行,没有人可以有此特权。金振之得到这样的答复后,没有说不行,但却用行动表示了不满,他拖延着没有开始工作。之后,无论荣宝斋当时的哪位领导找他谈话,都说服不了他。为此,荣宝斋请来了时任美协秘书长、金振之的师兄弟吴一舸先生来作说服工作,但是,金振之仍坚持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他说:就是要配床,沙发不行,在沙发上不能培养情绪,情绪出不来,我就画不好。说到政治,我每一笔都是政治,用不着参加学习。在谈话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荣宝斋领导决定让他冷静一下,于是,安排他独自反省、写检查。几天后,他写了首打油诗以应对:“清明上河是非多,案头素绢未曾摹。如今何必争名利,且看祖国好山河。”最后,荣宝斋领导看看实在没办法,决定让他离开荣宝斋。离开荣宝斋后,金先生的生活没有了保证,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生活很艰苦。“文革”结束后,有人替他到文化部反映情况,在上级领导的协调下,金先生才又归到荣宝斋名下,最终以荣宝斋职工身份退休。现在想来,金先生对木版水印做出过颇多贡献,但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看来,当时,如果大家的心胸开阔点,互相宽容一点,结果也不至如此。


徐新友在印刷《清明上河图》


崇德福在刻版


勾描人员在分版


苏志生在刻《清明上河图》


张建深在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勾描稿

  讲完金振之先生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之后,我忽然有了一点感慨。可以说,在各方支持和荣宝斋木版水印技工们的共同努力下,复制这些古代巨幅绢画的过程基本顺利,只有《清明上河图》却颇费周折。“清明上河是非多,案头素绢未曾摹。”金振之先生的那首打油诗似乎成了复制《清明上河图》过程的谶语。从一开始计划临摹《清明上河图》时,故宫就不同意提供原作;后来经过努力,故宫终于同意荣宝斋的临摹请求,但是,金振之先生此时却未能及时开工,致使《清明上河图》开始临摹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画;冯忠莲先生临摹完《虢国夫人游春图》后,才开始临摹《清明上河图》,此时,已临近“文革”开始,当“文革”开始后,冯先生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了;“文革”后期,冯先生才被故宫调回继续临摹,但是,摹本完成后却被故宫收藏了;荣宝斋在复制《清明上河图》时,再无缘该画的原作及临摹本,最终,我们是依据两套照片完成了《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工作。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