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荣宝斋木版水印,总是给人一种雅致、精美、高贵的印象,但在这些印象的背后却有着人们看不到的艰难。所谓艰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物质。从技术方面讲,古人对于饾版印刷没有留下可以借鉴的文字资料;并且,荣宝斋木版水印并非传统饾版技艺的简单恢复,而是在此基础上的改良和创新,这个改良和创新过程是艰难、漫长的,没有极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从物质方面讲,荣宝斋木版水印,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几年战争之后,“一穷二白”的国力下开始它的成长之路;并且自从它诞生以来,物质匮乏总是伴随其左右。例如: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粮食都是按人定量供应,非食品加工企业无法获得计划粮食供应,而荣宝斋的装裱业务又需要白面粉调制糨糊。在这样的情况下,荣宝斋的装裱业务几乎无法维继,但又不能因此停业。无奈之下,只好按供应部门的“指示”——谁裱画,谁自带面粉。当时,肖劲光和傅钟同志都曾带着面粉来荣宝斋裱画,后来还因此闹出了“国际笑话”。也许正是这样的条件,荣宝斋木版水印人在克服各种困难推进木版水印事业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故事。
为复制古画寻找丝绢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两三年,物质极度匮乏,一切都按计划供应,而且要在上一年年底,甚至年中就要确定这些计划,因此,编制、上报各种计划是一个机构能够生存的必要工作。正因如此,这就要求一个机构的领导要有很强的预见性,否则,任凭再好的想法也难以实施。
装裱是荣宝斋一项主要业务,因此,每年装裱所用的真丝制品,如绫、罗、锦缎都是按计划由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供应,而临摹、复制古代绢本画所用丝绢却没有纳入计划,因此,如何获得所需丝绢就成了大问题。丝绢本身用途就很窄,一般丝绸厂并不生产,更何况有着特殊要求的作画用的丝绢。当时,以绢作画的画家越来越少,因此,到我们要想找这些丝绢时,早已经没有人生产了,所以,临摹和印刷绢本画的基本材料几乎无从解决。相对来讲,临摹所用丝绢还容易解决,因为用量毕竟少得多,可以从一些画家或机构,如故宫处寻找一些,而印刷所需丝绢用量要比临摹大得多,这些丝绢从哪里获得,根本是个无解的难题。
在有关领导的协调下,荣宝斋得以到苏州、杭州这两个丝绸主要产地进行采购。但是,费尽心思弄来的丝绢却无法用,因为,无论从原丝,还是从织法看,这些丝绢都达不到绘画用的要求。后来听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有一名叫高月堂的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专门为张大千先生制作仿旧绢,于是联系全总会将其借调来荣宝斋。高月堂来后,检查了荣宝斋采购的丝绢后,认为没有办法将它们改造成绘画用绢,于是,他建议自织丝绢。然而,他只会对成品绢作旧,并不会织绢。他又建议荣宝斋,想办法将织绢高手商魁恒调来,这样他们俩人合作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了。据高月堂讲,可以作为绘画材料的丝绢有三种:一种是“圆丝绢”,也称熟丝绢,需要将织好的绢放在水中煮,然后再用冷水浸泡,这样加工出来的绢细致且有光泽,才可以作画或用于印刷。后来,我们去日本参观木版印刷时,看到他们作画和印刷都用这种绢;另一种叫“扁丝绢”,是对圆丝绢进行压平后制得的,这种绢质地较软、表面光滑,可以用于印刷;最后一种叫“生丝绢”,这种绢是中国古代画家作画时常用的品种,为便于着色,一般要刷上胶矾,所以临摹时多用这种绢。要想织出适合临摹、印刷用的丝绢,不仅要有专业织绢工人,首先还要找到符合要求的原丝。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织出这种绢,对原料生丝的质量要求很高。专业人士都到位了,织绢用的织机也架到了院子里,原丝却仍无着落,不得已,只得放弃自织丝绢的想法。
日本出版的《花鸟画集》
但是,我们实在不想就此放弃复制古代绢本画的计划。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心结,并且这个心结只有几个人知道。多年来,出于一种复杂的、难于说清的情感,我从来没有对外说起过,现在,我觉得,应当将历史的真相,尽可能地留给那些对荣宝斋木版水印有兴趣的人们。以木版印刷技术在丝绢上复制出中国画的想法,发端于我们看到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一本《支那名画宝鉴》。这本画册是董寿平先生买来的一本旧书,同时买来的还有一本完全是木版印刷的《花鸟画集》[9]。《支那名画宝鉴》一书中收集有木版和珂罗版两种印制技术复制的中国、日本两国的古代、近代名画。其中木版印刷的几幅绢本佛像,其精美程度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是,由于他们还受制于中国传统饾版印刷的限制,因此只能印制8开(385mm×260mm)的尺幅,而尺幅超过8开的画都是被缩小后复制。看到这本《宝鉴》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木版印刷技术发源于中国,但是,日本却率先在丝绢上成功地印制出如此精美的复制品,我们当然不能输给日本,我们一定要在丝绢上复制出与原作画面及尺幅完全相同的作品。
日本出版的《花鸟画集》内页
日本出版的《花鸟画集》内页
日本出版的《花鸟画集》内页
日本出版的《花鸟画集》内页
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必须克服。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四处托人寻找丝绢。但是,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这些盛世才有的东西,不仅久已无人生产,而且个人的一些收藏也多因战乱而散失。因此,找到的材料各种各样:有真正的丝绢,也有真丝纺绸,甚至连作箩底的真丝绢都找来了。当时北京丝绸公司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些丝绢多是它们提供的。由于找到的可用的丝绢太少,因此,在印制《簪花仕女图》时,每版活所用材料都不同,有一部分就是用真丝纺绸印制的。
在相关领导的关怀下,在各方面朋友的帮助下,荣宝斋复制古代绢本画的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并且,我们所复制出的作品,无论从任何方面评价,其成就都远远超过了日本出版的。
为提高效率自制研墨机、剔空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荣宝斋,聚集了一群心灵手巧、对工作怀有极高热忱,并有着奉献精神的职工。他们以厂为家,以工作中做出成绩为荣,这些极为普通的人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
手工剔空
刻版剔空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出来,工业化程度相当低,社会分工远不如今天这样精细,许多专业工具都要靠这些业内职工根据需要自制。每当工作需要时,都会有人自发钻研、发明、制作出甚为实用的工具。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并出现了许多因工作中有创造性发明而被授予“劳动模范”的工人。荣宝斋人也是如此。比如,当荣宝斋接到为亚非和平大会制作礼品任务后,其中,最艰难的任务是装订民间剪纸册。在装订之前,需要将那些线条精细的剪纸先粘到纸上。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并非易事。一方面,糨糊要抹得恰到好处,太少了粘不牢,太多了又容易将纸面及剪纸污染;另一方面,将抹好糨糊的剪纸拿起并粘在纸上的过程中,如果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将剪纸弄皱,甚至弄破。因此,在开始粘贴时,损坏的剪纸很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参与此项工作的徐之谦就发明了粘剪纸架。由于这个简单工具的发明,不仅粘贴速度大大提高,并且几乎杜绝了污损剪纸的情况。这种工作热情,在我们开始实施大规模复制计划时,再一次在荣宝斋职工中迸发出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复制进度,各个环节的人员都竭尽全力寻找可以节省人力、加快速度的方法。荣宝斋人自制的研墨机和剔空机就是当时人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精神的见证。
工人在自己制作印刷的工具
技术人员发明的研墨机
研墨机 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和效果,荣宝斋印刷所用墨汁不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墨汁,而是由人工一点点研磨出来的,尤其是古画的印刷,有许多需要使用旧墨,因此,研磨墨汁就是一项很重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枯燥,而且也需要研磨人员有足够的耐力。即使从事研磨工作的人都任劳任怨地年复一年做着这样的工作,其工作效率也受到人的生理条件限制,很难有大幅度提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颜料制作组的职工们就开始研究制作研墨机。这架仿照人的研墨动作而制作的、装有一个小马达的简单机械装置,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前些年我去荣宝斋时还看到它了。据说,现在这台带有时代烙印的、简陋的研墨机已被从日本进口的精巧耐用的研墨机所替代,荣宝斋新一代的职工已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和这台研墨机了。
剔空机 剔空机,是为了提高刻版效率,刻版工人们自行研制的另一个简单,却十分有用的机械装置。刻版时,空白处的木版都要被挖掉,这是刻版过程中必不可少,但却是又费工费时、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与研墨的性质相似。为了提高刻版的工作效率,刻版工人仿照手工剔空的工作原理,制作了一台可以由马达带动的钻头样的东西,有如车床,由人控制钻头,将版面上空白部分的木料依次剔掉,从而替代熟练的刻版工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完成的简单重复性工作,使刻版技工的工效达到最高。当时,初来荣宝斋的年轻刻版学徒几乎都使用过这个简单的装置。现在,这台剔空机已废弃不用了,刻版技工重新捡起了原始的手工剔空方法。
在荣宝斋300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段值得记住的历史,但由于记载缺失或过于简单,这些历史近乎于零星传说。1950年公私合营之后,在全体荣宝斋人共同努力下,将中国古代木版印刷技术推向最高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荣宝斋木版水印”的这50年,也许称得上荣宝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随着创造这段历史的人不断离世,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也逐渐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我真心希望我这些故事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亲历者的回忆,一同将这段历史真实地复原,留给后人一些真相而不是传说。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