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水印 | 首届中联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大讲堂

　　荣宝斋根据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的要求以及木版水印技艺自身的传承保护需求，着手实施国家级非遗“走进机关、走进校园”活动，2016年11月25日配合中联部“第三十三期青年论坛的开展”举办了首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大讲堂。北京市非遗传承人、荣宝斋木版水印中心主任赵慧萍带队，携数十幅木版水印经典画作走进中联部，同机关团委共同举办了“体验木版水印魅力——首届中联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大讲堂”，中联部机关团委书记陈可主持，机关内部 100余人次参加了现场观摩、影片观赏等环节的活动。


　　赵慧萍首先介绍了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情况。木版水印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版”套印，从唐代延续发展至今，主要步骤为分色勾描、刻版和印刷三步，力求逼肖原作，精确无误，达到乱真的程度，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初，荣宝斋木版水印只能印制大不及尺的诗笺、信笺，后来经过不断创新发展，可以惟妙惟肖、神形兼备地印制笔墨淋漓、气势豪放的《奔马图》及唐代周昉的《簪花侍女图》、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等大幅艺术作品。在大幅巨制中，最著名的要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它的复制过程历时8年，雕刻木版1667块，套印8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荣宝斋制作的木版水印画名扬海内外，多次被作为国礼相赠外国友人，也多次出国展出并被很多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大家驻足欣赏着精美的木版水印画作，仔细品味这一传统技艺所还原的书画家每一笔神韵，津津有味地观看三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弟子进行现场展演，亲手体验“分色勾描、雕版、印刷三个步骤”，进一步了解以木版水印技艺为代表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走出去”情况。



　　木版水印，是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中国雕印术最早可以上溯到隋唐时期，现存较早的印刷品《金刚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五代至宋元的数百年间，雕版印刷技艺获得了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明朝木刻版画成就辉煌，特别是万历以后，中国古代版画进入了绚丽多彩的时代，形成了以风格多样、工致细腻为特色的繁荣景象。到明末，“饾版”和“拱花”这种复杂又巧妙的彩色套印术已进入成熟阶段。
　　明代的“饾版”，就是今天所说的木版套色印刷。其过程是先根据一幅画面不同颜色的深浅和各种线条、皴法分解成一套套的版稿，经雕刻后再依次印成与原画基本一致的复制品。色彩复杂的画幅需分解成七八块乃至几十块或上百块印版，恰如丰盛筵席上的百饾并陈，故称为“饾版”。
　　“拱花”，是一种不着墨的刻版印刷方法，用凸凹两版嵌合使板面拱起花纹，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图案，使画面更富神韵。1627年，金陵胡正言以饾版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和成书于1644年的《十竹斋笺谱》，熔饾版和拱花技艺于一炉，充分显示了明末彩色套印的艺术成就。
　　清晚期至民国间，现代机械印刷设备与技术从西方传入，加之长期战乱，传统的雕版印刷渐渐被边缘化，但这一时期印制诗笺十分普及，笺纸成为文人学士、达官显贵记录诗篇、鱼雁往来的文房必备品，装订成册的笺谱更成为供人清玩的艺术品。


　　1896年，荣宝斋设立了“帖套作”（刻、印车间），开始以木版水印技艺印制销售笺纸，风格出新，质量上乘，此后逐渐发展成为雕版印刷这一古老技艺的主要传承者。


　　1933年，鲁迅、郑振铎搜集了《北平笺谱》委托荣宝斋出版，翌年又委托荣宝斋翻刻明代的《十竹斋笺谱》。这两部书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濒于失传的饾版技艺。1945年，荣宝斋成功试印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开始了承继古老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之旅。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荣宝斋将传统的饾版印刷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并将这门技艺提炼为通俗易懂的“木版水印”一词。“水印”即为水墨印刷，区别于油墨印刷。


　　荣宝斋木版水印主要有三方面特点：第一，复制技艺逼真，再现原作艺术水准。第二，复制材料与原作相同，收藏保存历时久远。第三，尺寸大小不限，充分展现艺术作品原貌。木版水印最珍贵之处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制原作，忠实于原作，复制水平之高，有时到了无法分辨原作与复制品的程度，成为“下真迹一等”的艺术瑰宝。木版水印能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奥秘就在它的三道工序上。


　　第一道工序是勾描。先由画师分色定版，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归于一套版内，画面上有几种色调，便分成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以墨线勾描在一张张很薄的雁皮纸上，并要把画面的深浅浓淡层次和笔墨情趣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活儿，一般需要具有较高绘画水平的画师来担任。
　　勾描人员先用赛璐珞纸（一种不透水的透明胶纸）覆在书画原作上进行勾描。一些珍贵的古代书画原作，只能将画作拍摄下来，制作成同样大小的照片，再用赛璐珞纸进行勾描。勾描者将画面上的线条、皴擦和色块一套套地勾描下来，然后再勾描到雁皮纸上，作为雕版所需的底稿。


　　第二道工序是刻版。刻版人员先将勾描好的雁皮纸反贴在较坚硬的木板上，再参照原作，细心领会原作者的笔迹形态及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之技法、神韵雕刻出来。刻版用的木料大部分是杜梨木，这种木料纤维细密、软硬均匀，长时间放置不会变形，易于保存。这些木料在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干，这样遇潮遇湿以后才不会变形。


　　最后一道工序是印刷。印刷前要准备与原作基本相同的纸、墨和颜色，根据原作的用料和神韵，依次逐版套印成画。整个印刷过程极其复杂，往往要通过印刷几十套甚至几百套版才能完成一幅作品。在印刷过程中，每个印刷技师的技术能力、经验和素养对印刷成品都有影响。


　　木版水印的目标是“逼肖原作”，每一件作品都凝结着技师的领悟和劳动，都是流淌着生命的艺术创造。这正是木版水印的核心价值所在。如今，荣宝斋木版水印也正在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领域进行有益尝试。贴近生活的艺术品，将使木版水印这项传统技艺走得更远。


　　木版水印技艺的灵魂说到底还是一代代优秀的技师和传承人。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他们中的四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肖刚、崇德福、王丽菊和高文英。
　　肖刚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木版水印的，先后师从陈林斋、郭慕熙等国画家，30余年间先后参与制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大型木版水印作品。在当年同辈的学习者中，肖刚是唯一还留在荣宝斋从事勾描编辑工作的，支持他坚守下来的是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和热爱。
　　崇德福17岁就来到荣宝斋工作，拜刻版技师张进申、张延洲、孙日晓等人为师。他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动手刻的第一套版——敦煌壁画《双飞天》。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由他主刀刻版，和另两位师傅刻了整整五年才完成。崇德福在刻版岗位上已经干了40多年。
　　王丽菊从1979年开始一直从事木版水印工作，她在30多年的印刷工作中积极进取，敢于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印刷方法。1980年荣宝斋开始印《中国版画选》，王丽菊有机会参与了这件木版水印经典之作的印刷工作。平时，她尤为注重研习绘画艺术，学习绘画技法，能独立承担大型印刷任务，是荣宝斋印刷车间公认的技术权威，也是攻克技术难题的带头人。
　　高文英于20世纪70年代走进荣宝斋成为一名印制人员。在老前辈的悉心传授下，她从制作工具学起，逐步成长为能够组织复杂的印刷工程并解决各类技术问题的专家。30多年来，高文英参与印制了荣宝斋一系列大型水印工程，获得了多个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