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旧事 | 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荣宝斋 - 部门资讯

　　《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是由孙树梅先生口述、孙志萍女士整理的回忆录文集。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荣宝斋由旧入新的发展道路，在对故人往事的平静追忆中挺拔着对荣宝斋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倡扬。小编选择部分摘录于此，希望能就此开启了解百年荣宝斋历史的一扇窗户，让大家可以从各个侧面认识百年荣宝斋及荣宝斋木版水印。

荣宝旧事 | 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荣宝斋

　　1945年8月，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未给荣宝斋的生意带来明显的变化，生意照旧，只是到店里买东西的人不同了。原来是敌伪机关、日本人以及发抗战财的暴发户，现在则变成了国民政府机构、接收大员和发国难财的暴发户。我记得当时荣宝斋的大客户中，就有新成立的敌伪产业局，还有以前的老客户，如中国交通银行等。由于这些机构都是新建或重建，需要大量文具，荣宝斋的文具生意格外的红火。名人字画的销量也很大，因为，经过八年抗战生活，很多人认为从此可以开始和平生活了，所以，这些人到北平后，就开始买房子、安家，作为身份和地位标志的名人字画，自然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陡然增加。然而，在这些客户中，有一类是没有变化的，就是烟土客，他们仍活得很逍遥。

20世纪40年代荣宝斋南京分店外景

　　对于荣宝斋及我们这些伙计来讲，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气氛在1946年的春节集中展现出来了。这个春节过得特别热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因有两个；一是，原来设在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分店重新开张，而保留下来的分店，生意也大有起色，所以荣宝斋的收入颇丰；二是，许多原来熟悉的画家、客户重又回到了北平，也就在此时，张大千先生也随着国民政府的各路大员来到了北平。

20世纪40年代上海分店外景

　　那年，应王仁山先生的请求，张大千先生特地为荣宝斋画了十二张窗档画，这让荣宝斋在琉璃厂上出尽了风头。琉璃厂上的商家都知道，在北平，张大千先生仅在荣宝斋挂单，且没有定价，都是到交画时，随大千先生的心情以及他自己对画作满意程度临时定价，而一次为一家商铺画十二张画的情况，从没有过，由此可见荣宝斋在中国书画界的地位和荣耀。借此机会，荣宝斋也开始与张大千先生一起尝试木版水印技艺的新功能——用木版水印技术为张大千先生所临摹的《敦煌供养人》作复制品，以满足张大千先生众多朋友对此画的渴求。虽然对该画试验性的复制很成功，但是，由于到1947年底，内战已打得很紧张了，张大千先生离北平去上海长住，批量印制《敦煌供养人》的事也就放下了。没想到，这一放就再也没有机会付印了。不过，这却为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木版水印繁荣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初步经验。
　　到1948年，特别是中秋以后，随着解放军围城日紧，北平城里的很多人已撤离。荣宝斋的许多老顾客也随南迁人流离开了，有的去了广州、香港，有的干脆直接去了台湾，如溥心畬先生就去了台湾，张大千先生也离开了大陆。那些没有离开北平的人，也没有心思享受这些盛世时的奢侈品，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通常每天的销售额也就几元钱，有时都不到一元，仅够支付伙计、学徒每天的饭费。好在荣宝斋还有些存粮，主食还可以吃饱，副食、蔬菜几乎断了，买到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没有时，就吃点酱菜，主要是小酱萝卜。由于担心在北平城内开战，同时也因为店里许久发不出工资，继续留在店里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一些家在农村的伙计、学徒纷纷离开了。到解放前夕，店里只剩下十来个人，而我已无家乡可回，只得留下。1947年底到1948年初，我的家乡容城县已完成了“土改”，此时，我全家已迁居到北平。那时我家人住在粉房琉璃街，当时只有三间房，所以，我还是照常住在店里，有时回家看看。

20世纪40年代天津分店外景

　　解放军围城前后，王仁山先生在朋友李时曾的鼓动下，带了一些简单的样品，准备到台湾去做开店调研，以确定荣宝斋是否可以迁往台湾。其时，李时曾已在台湾定居，并开了个豆腐坊。王仁山先生走后，北平分店的经理王尉如就成为实际的最高管理者。伙计、学徒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有些人养家成了问题，于是，由一个叫柳汉丞的人领头，向王尉如要工资。王尉如说，你们也看到了，每天只有几块钱的进项，刚够吃饭的，哪有钱发工资。他指着店里的东西又说，你们谁能把这些东西卖掉，咱们就发工资。大家看看确实没法，也就散去了。
　　1948年底，城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为了加强城防，巡警阁子奉命到各店铺召集18岁以上青年参加守城集训。其时，我刚好二十岁，就被征去参加集训。集训地就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操场上。去了一周左右，就不了了之了。不久之后，就听说和谈了，不打仗了。这段时间，城里的生活还算平稳，小贩还能进城送菜，街上也看不到什么兵，只是时常能听到炮声。当时国民党守军在东单和天坛修建了两个临时机场，据说解放军的大炮就是朝这两个机场打的。
　　解放军进城之前，北平城里的人都已确信解放军进城是注定的事，所以，当解放军真的进城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混乱，街市上显得很平静，人们还依旧做着日常的事，而解放军战士也很少在街上出现。解放军进城大概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在店里见到了解放军，他们就是黄华及其夫人。黄夫人是荣宝斋一个文姓老人的孙女，他们来就是为看一看荣宝斋是什么样子。
　　解放军进城不久，就组织琉璃厂上各个店铺的青年伙计、学徒上夜校。夜校设在东琉璃厂火神庙内，后来这里成了宣武区文化馆。当时，荣宝斋的学徒和年轻的伙计都被招去了，在那里听一些革命道理，而夜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大家积极参加南下工作团。荣宝斋有两个年轻的学徒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另外，夜校中还有工会人员，帮助各店铺的伙计和学徒策划、组织向资方争取工资等待遇。琉璃厂上的其他店铺也与荣宝斋的情况一样，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伙计、学徒们也都是很久没有拿到工资了。于是，在工会干部的组织策划下，包括荣宝斋在内的青年职工开始有组织地向各自所在店铺的老板讨要工资。当荣宝斋的职工再次向王尉如讨要工资时，王尉如依然是以前说过的那些话，并讽刺说，你们这是捡鸡毛凑掸（胆）子。最后讨要工资的行动还是不了了之。
　　大约1949年10月，王仁山先生回到了北平。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时去台湾的交通工具和运送能力都十分有限，并且基本掌握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手中，王仁山先生根本没机会去台湾。据说，他在广州滞留了一段时间，看看实在没有机会，就辗转回来了。王先生一到北平就开始想办法解决拖欠的工资和东家生活费之事。为此，王仁山先生变卖了他的一所房子，暂时解决了拖欠的问题。当时我得到了一两金子。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