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旧事 | 因木版水印而获重生的荣宝斋（二） - 部门资讯

二、两位国画大家助力荣宝斋木版水印的诞生和传扬

　　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之初，就有幸结缘两位中国画大家，他们是张大千先生和徐悲鸿先生[6]。正是与这两位国画大家之间看似偶然的结缘，却进一步强化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高雅基因。

徐悲鸿像

　　荣宝斋木版水印技术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45年底为张大千先生复制《敦煌供养人》。此时的荣宝斋，经过刻印《十竹斋笺谱》，不仅重拾了传统的饾版印刷术，还对一些技法作了改良，从而掌握了按原作尺寸复制的关键技术，因此，王仁山先生才敢提议为张大千先生按原作尺寸复制《敦煌供养人》。从木版印刷技术角度看，《敦煌供养人》的复制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视为荣宝斋木版水印诞生的标志。

木版水印张大千《敦煌供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后，张大千先生来北平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张大千先生与王仁山经理多有往来。一次闲谈中，大千先生说，有许多人都想要他临摹的《敦煌供养人》，而他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临摹。王仁山先生听后，说，那好办，荣宝斋可以为您复制。张大千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将画送来。王仁山先生立刻安排我负责这幅画的分版、勾描。当时，我来荣宝斋刚两年多，绘画技艺尚不成熟，我虽然加倍努力，但是，王仁山先生看完我勾描的图样后却说，线条太软，不能用。于是让王宗光先生重新勾了一套图样。此时的荣宝斋已无刻版技工，只保留了几个印刷技工，就按常例交给了与荣宝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刻版工匠，绰号“板冯”的人，而这套版的实际制作人是其徒弟张延洲，印刷则由荣宝斋自己的印刷技工田永庆完成。印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画中所用的金粉如何处理。当时作为颜料的金粉早以难觅踪迹，而其他代用品又很容易氧化变黑，经过多种尝试，最后决定使用蛤粉加黄色。作品印出来后，效果非常好，不仅有金属光泽，还有金粉的质感，初看时，张大千先生都难辨真伪。由于此画属张大千先生定制，印好后张大千先生就都取走了，荣宝斋只留下几张样画。

木版水印修马腿的《奔马图》

　　如果说，张大千先生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诞生提供了助力，而徐悲鸿先生则给了荣宝斋重拾木版水印技艺的信心。1952年，正当我们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平民化尝试失败一筹莫展时，为徐悲鸿先生复制的《奔马图》，使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意外地获得了公众的认知和喜爱，同时，也使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人得以重拾对这项古老技艺的信心。
　　1952年初夏的一天，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来荣宝斋，在与侯恺经理聊天时说，有人想要他画的一幅奔马，但他不想送，因为送出后他自己就没有了。侯恺经理说，这好办，我们用木版水印为您复制。徐先生听后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印完后，如有人想买，我亲自签名，卖一张我签一张[7]。出乎徐先生意料的是，这幅《奔马图》的木版水印复制品一经推出，就引来了空前热卖，而他因忙于工作，根本无暇履行亲笔签名的承诺。在我印象中，有徐先生亲笔签名的木版水印《奔马图》只出售过十几张。后来，为了不影响销售，徐先生送来了签名，直接印在复制品上。虽然推出奔马图的同时，还推出了另外一些复制品，但是，其受关注和欢迎程度远不及徐先生的奔马。在将荣宝斋木版水印画推向市场的初期，徐先生及其《奔马图》功不可没。

木版水印 1952年徐悲鸿《奔马图》

　　在与荣宝斋交往过程中，徐悲鸿先生还与荣宝斋技工共同开创了画、印双方合作完善画作的先例，这就是被许多人知晓的“修改马腿”的故事。复制《奔马图》的巨大成功，给荣宝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当年，我们就决定出版《现代国画》，并开始向画家征集画作，徐悲鸿先生当然也在其中。当时，徐先生给了我们几张画，其中就有那幅需要修改马腿的画作照片。他说，这张画的原作已不在了，但是这张画我觉得很好，只是马的后腿画得有些长，在复制时能否修改一下[8]。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他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圈出了要修改的地方，并在勾描时亲临指导。因此，这幅木版水印画是画家与荣宝斋木版水印技师们共同创作的，是没有与之完全一致的原作的复制品。从收藏角度讲，这件复制品非常珍贵。十几年后，荣宝斋在复制关山月先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当时，关先生对其所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的房子和题字不十分满意，但又担心重画时，其他部分未必能够达到这张画的效果。这时，我们想起了为徐先生修改马腿的方法，就让关先生只重画了房子、重写了题字。因此，这幅《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也是只有木版水印复制品，而没有与之相应的原作。

木版水印《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木版水印《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换字

　　除了无偿将自己的画作提供给荣宝斋复制、销售外，徐先生还尽其所能关心和支持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事业。徐先生知道，木版水印画要获得成功，除了印刷技术精良之外，还需要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影响力的画作。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大部分名家的画作都散落在个人收藏者手中，一时难以找到符合需求的画作，于是，他就将个人收藏无偿地供给我们挑选。齐白石先生曾赠送他24幅册页，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得知我们想复制后，徐先生立即请我们到家里去选画。我们从中挑选了12幅，至今，这些复制品仍在印刷、销售。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标注：
[6]人们常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是靠“齐、徐”起家的，我当然不否认此说，但是，我认为张大千先生对木版水印的贡献也不能不提，毕竟，张大千先生才是使用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画的第一人，与荣宝斋一起成为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始作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没有重点讲张大千先生，只提齐、徐。我想个中原因可能是后者选择了新中国，并因此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
[7]这也开创了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方式与画家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后来，范曾、吴冠中先生都使用过这种方式。
[8]中国画与油画不同，每笔画就，几乎是不可修改的，因此，很多中国画画家对于自己的画作经常会有某些遗憾，即使如徐先生这样的大家也不例外。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