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赏析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春，大唐高僧玄奘历尽艰难险阻自西域回到长安，并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经典。唐太宗李世民接见了他并与其谈经论道，令玄奘将所带回的经书在弘福寺翻译。为给翻经活动求得『护法』，玄奘屡次上表请求太宗为其作序。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八月，唐太宗和皇太子李治分别为玄奘的译经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序》)和《述三藏圣记》(简称《记》)，列于诸经之首。随后玄奘分上谢表，太宗和李治又作了敕答和笺答。《序》和《记》颁出以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德音，内外揄扬』， 时弘福寺寺主圆定请求将二序文刻于碑石立于寺内，获得太宗同意后，弘福寺沙门怀仁遂集王羲之法书，凡二十余年，终于在咸亨三年（六七二）完成。碑文行书共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内容除两篇序文和两篇答之外，还附有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润经大臣官职姓名，末尾注『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原碑现立于西安碑林。

　　怀仁集王羲之书法的活动，受到了唐太宗的支持。唐太宗酷爱右军书法，加上贞观末年政通人和，『天下混一，四海无虞』，于是太宗『出内帑金帛，购人间真迹，得真行草书二千二百余纸来上』，命褚遂良等大臣进行审定，这些内府珍藏的王羲之书迹成为怀仁集字的主要来源。为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怀仁十分注意字与字之间行气的连贯，以及整体的舒张节奏，令此碑有一气呵成之感。
　　《集王圣教序》碑是目前所知第一块集王羲之真迹行书入碑者，且字数多达一千九百零三字，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碑历来广受重视，存世拓本较多，即便宋拓也不在少数，但大多为南宋拓本，能确认为北宋拓且拓工优良者则寥寥无几。《集序》的大部分宋代精拓本已经影印出版或见著述，如国家博物馆藏王际华跋本、崇恩跋墨皇本、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跋本、西安碑林藏郭尚先跋本等等，皆为精旧善本，或古旧清雅，或墨光可鉴，各具特色。这些拓本以国家博物馆藏王际华跋本最早，然国博还藏有另一件北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有缺页而较少提用，但从考据上看，实为不可多得的北宋拓本。

　　《圣教序》碑石断于金，此拓本为未断本，裱为册页，共十六开，每半开纵二十八厘米，横十四点五厘米，白麻纸，重墨拓，引首有楷书题签：『宋拓怀仁圣教序，宝熙署』，钤印『沈堪审定』。爱新觉罗•宝熙（一八七一—一九四二），字瑞臣，号沈盦，满洲正蓝旗，清朝宗室，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九世孙，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进士。工书法，通金石书画，精于鉴赏，很多名拓善本都有他的题跋。有些著录将这件拓本说成经沈增植（字子培，号乙盦）鉴藏，是将钤印『沈盦』误为『沈乙盦』故。
　　括李治答词之后的『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十一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故菩提萨』后经文一百二十三字、润色官员姓名五十一字，但能证明考据之文字俱在：六行『纷纠所以』之『纷』字『分』部首笔可见。八行『百重寒暑』之『重』字『田』部仅于最后一笔略损。十五行『圣慈所被』之『慈』字仅左上略损。廿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不连石花。二十四行『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完好无损。最后一行『文林郎』仅『林』字有裂痕。
　　曾经清裴景福、张仁黼及其子张玮收藏。帖前后钤有『固始张氏镜菡榭印』『简盦珍』『张仁黼印』『咸丰甲寅生』『睫鉴赏』『宝此过于明珠骏马』『霍邱裴景福伯谦印』『霍邱裴氏书画府印信』『景寿长寿』『陈氏画林』『张玮、彬』联珠印、『志仁历史文物馆藏』等印。裴景福（一八五四—一九二四），字伯谦，号睫庵，安徽省颍州府霍邱县人，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进士，清末收藏家，藏有王石谷《黄河流域图》《运河图》，锺太傅书表，王羲之《落水兰亭序》，号称『裴氏四宝』。编著有《壮阁丛帖》《睫庵诗抄》等。张玮（一八八二—一九六八），字彬，号园，河南固始人，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俄领事。其父为清末进士张仁黼。父子两代收藏甚富，张彬曾建私人博物馆称『志仁历史文物馆』。

　　拓本后有张玮跋曰：『怀仁集王圣教序以未断本为奇珍，五十年来所见已达十余本，而以圣慈二字不损者为尤罕觏。其传世最烜赫有名者崇语铃之墨皇，他如王麟洲题字明原装本，周文勤公旧藏宝圣淳斋本，或改装数四字口皆平，或阙字翦损，唯往年所得石渠佚出库装最为完美，又以公帑不给没入质库，然拓时当略晚于此，就耳目所及盖未有更古于此、毡蜡更精于此者。虽心经佚三之一，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四人系衔亦缺，不无微憾，然借唐刻真面目，由怀仁以上窥山阴墨妙，是犹无上上品艺林瑰宝也。壬寅大雪后五日八十一叟园偶识』。后钤白文『固始张玮彬』及朱文『重游芹泮四渡沧溟』印。最末有金石名家赵世骏观后记。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成功，与唐代特有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虽然李唐王朝以道教为正宗，但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继位者唐高宗也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长安城里陆续建立了数个重要佛寺，太宗时的弘福寺、高宗时的大慈恩寺、武则天时的崇福寺、中宗时的大荐福寺等，都是翻经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这些活动都受到了皇帝的支持。统治者对佛经翻译的要求也很严格，『既新翻译，文义须精』，故而令文采学识出众的大臣参与润色，包括『善属文、深明释典』的杜正伦，词藻华丽、下笔成文的许敬宗等等。

　　唐代的长安城还不断有皇亲贵族的宅院改为佛寺的情况，比如位于安定坊的千福寺曾经为章怀太子的府第，咸亨四年（六七三）改为寺院；大荐福寺原为唐太宗女襄城公主所居，后为中宗时英王宅，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后改为荐福寺；宣阳坊东北隅的奉慈寺为杨贵妃姊虢国夫人宅，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因为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追福而改为奉慈寺。这类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宅院改为寺院后，成为研究、弘扬佛教的场所，并逐渐从私密走向开放，成为士人活动的公共空间。


　　统治者对书法的喜好则是另一重要因素。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是推崇备至，传说其将人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右军真迹《兰亭序》陪葬昭陵。无论这一说法是真是假，都说明了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和认可。在他的影响下，皇太子李治和后来成为女皇的武则天都精研『二王』书法。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皇帝能称为书法家，唐代无疑就是李世民和武则天了。太宗李世民曾撰文并书写《晋祠铭》和《温泉铭》两部作品，均为行书入碑。《晋祠铭》刻于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八月，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清钱大昕谓其『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且《晋祠铭》为第一块以行书入碑者，清钱泳曰：『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温泉铭》为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所书，原石已佚。其书法遒美多姿，骈俪流畅。从二铭拓本可以看出唐太宗晚年对王羲之书法可谓心领神会，又饱含帝王之气。张来《宛丘集•跋唐太宗画目》云：『《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书真行千余字。观其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迈秀杰之气则冠诸书者。』唐太宗『敢为天下先』地开创了以行书入碑的先河，此后以行书入碑者纷出。


　　《集王圣教序》的刊刻是怀仁于我国古代书法史上一重大贡献，其遍搜羲之真迹，经年而成，尽可能地保留了王羲之的书风原貌，可与右军其他法帖相印证。其北宋拓本流传至今，历时千年而神形俱在，可谓中华文明之瑰宝，幸甚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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