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像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小长芦主人、寐翁、睡翁等，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成为遗老，隐居上海。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寐叟乙卯稿》《海日楼文集》《菌阁琐谈》《海日楼题跋》《皇元圣武亲征录校著》《岛夷志略广证》《女直考略》《海日楼札丛》等。
沈曾植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他自幼生长于京师，居京达四十余载，其晚年诗作中有“我生于燕长于燕，横街珠巢四十年。” 此横街、珠巢即指北京宣南横街（今西城区横西街）、珠巢街（今西城区珠巢街）。其祖父沈鼎甫，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其父沈宗涵，官至工部候补都水司员外郎。沈曾植自幼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与其弟沈曾桐并有才子之名。沈曾植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研究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理、佛学、法律、考据、医学、诗词、版本、目录、金石等诸多方面。他还精于诗学，为晚清“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成就比肩于诗坛名宿郑孝胥、陈三立。其诗融汇了经学、玄学、佛学、史学多重思想，用典僻奥，艰深晦涩，学识浅者读之很难理解。在诸多遗老中，沈曾植被一致推崇为“硕学通儒”。
行草书札
沈曾植书法一直以来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但在他眼中仅视为小道，其弟子王蘧常曾说，“先生生前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专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由于他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高尚的人格，使其书法实现了“顿悟”式的变革，达到了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碑派巨匠康有为素来目中无人，但对沈氏的书法推崇备至。名士章士钊曾求康氏为其岳父吴保初（“清末四公子”之一）书写墓志铭，康有为答曰，“寐叟（沈曾植号）健在，某岂敢为”。而学者马宗霍记曾熙云，“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曾熙）曰：‘翁覃溪（翁方纲）一生稳字误之，石庵（刘墉）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何绍基）七十后更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从沈曾植与曾熙二人的对谈记录中，可见沈氏“犯险拓境”之态跃然纸上，非时流书家可比。在用笔上，沈也异于常人，和他有过接触的藏书家周叔弢之子周景良曾回忆说，“他写字的笔画虽不像郑板桥那样堆砌，但也看不出是很讲究用笔的。他的字很有意境，无俗气……沈子培是想把北碑和阁帖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方向结合起来。沈子培是不让别人看他写字的，因此大家捉摸不透他是怎样用笔。劳笃文（遗老劳乃宣之子）先生和他有亲戚关系。有一次沈在写字时，劳先生突然闯进去，看他写字的方式。原来他完全不按一般用笔的方式，他是横横竖竖抹出来的”。从诸多记载中，沈曾植书法魅力和神秘色彩可见一斑。
行楷八言联
出于应试的需要，沈曾植初宗帖学，其“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锺繇）渐有入处”。对于馆阁体，他并没有像碑派理论家包世臣、康有为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而是认为“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他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立场之上，看待馆阁体。在碑学上，沈曾植服膺包世臣、吴让之书法及其理论，曾赋诗云，“百年欲超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他对唐人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点清人何绍基学书的味道。对待清代碑学诸家，他均持有较高之评价，但独对赵之谦书风，以伤婉丽之故，诋毁颇多。此外，沈曾植还广集碑帖范本，范围涵盖真、行、草、篆、隶诸体。在研究上，他采用碑帖阐发，南北互证的书学理念。对于帖学，沈氏广涉博览，在临习唐怀仁集《圣教序》时，认为“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入手，犹草书之有永师《千文》也”。此论发前人所未发，指明《圣教序》乃唐人集晋人字而成，为纯然唐法也。对待碑学，他指出“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敬使君碑》）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此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此理论发展了包世臣的“《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之说，打通了碑帖之间的隔阂，开创出其著名的南北书派大同理论（“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皆写书体了……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总之，沈曾植在帖学和碑学上都显示了超于常人之理解，视野和胸襟也较同时期碑学宗师康有为、杨守敬更为宽阔。
晚年，沈曾植辞官并蛰居上海，醉心于书艺，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案头常置《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儁》等数碑”。此时期，他专力于书法学习和创作，并将帖学中的“二王”、锺繇、索靖、欧阳询、虞世南、倪元璐、黄道周及碑版中“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张猛龙》《郑文公碑》、章草及最新发现的西北简牍、唐人写经全面吸收，“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完成了“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倪元璐）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台湾学者陈定山甚为推崇沈曾植书法，评之曰：“章草至沈寐叟而大成，盖其熔铸汉魏，摘髓索靖，千载而下，迥乎一人，有非宋仲温、陈奕禧辈所能梦见者，谓之伯英复生可也”。
行草七言联
总之，沈曾植书法成功在于不囿于一家之成见，时刻体现着 “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书学理念，他融合晚明书风中倪元璐和黄道周二家书法，上继章草之体势，与西北汉简、唐人写经互参，并以六朝碑版和“二王”帖学熔铸章草，使其草书“抑扬尽致，委屈得宜，真如索征西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展现出“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的意趣。甚至有人谓寐叟书法为“槎枒”（老树枝干分开的样子），以形容其高古淡雅。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坛中，能称得上碑派宗师者寥寥无几，往往生前负有盛名，死后詈声颇多，成就者均倚碑法一体而出，康有为标榜摩崖石刻，形成独具个性的行书魏碑；杨守敬受汉隶启发，书风呈现出带有隶意的行草北碑；吴昌硕则以力摹《石鼓文》而奠定其巨匠之地位；沈寐叟更是独辟蹊径以篆隶北朝书法熔铸章草，实现了近代草书发展之新突破。这种创新求变的精神卓绝千古，将其在政治上未能施展之抱负，以如椽巨笔写出，完成了他的章草碑化的革新之梦。其成就“如白云在霄，舒卷自如。结体虽散漫，而气韵高逸”19。他所开创的书风也被尊称为“沈派”。沈门弟子众多，成就大者为王蘧常，画家潘天寿也从沈氏书法中取法，活跃在二十世纪的章草书大家，无不受其影响。因此，沈曾植书法代表了清末民初一代遗老阶层中无法逾越的碑体高峰。
（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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