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生壶起源考

　　乾嘉两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富裕，为清代文物收藏鼎盛时期，这与乾隆皇帝喜好书画收藏也有关系。乾隆皇帝自幼接受良好的汉族文化教育，对收藏古代书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位60年期间，几乎所有重要的私人收藏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归入内府。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开始组织人员对内府的收藏进行了彻底的整理和编目，对佛、道宗教题材的绘画和写经卷册分别著录登记，完成《秘殿珠林》二十四卷，其他书画作品编成《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此后，随着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陆续进入内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起，嘉庆二十一年（1816）止，由王杰、阮元等人进行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续编，由英和、吴其彦、胡敬等人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阮元与胡敬分别撰写《石渠随笔》和《西清札记》两书，对清宫收藏的书画整理和鉴定情况作了记录。
　　上行下效，引发了上流社会、文人墨客对秦汉、六朝、唐代的碑碣、墓志、金石、铭刻等文物的关注，收藏风气日渐浓厚，通过大量的搜集、访求，并对自已的收藏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著述立言，掀起清代学古大潮，成为追求艺术的最佳途径。同时拉开了“盛世收藏”的序幕，紫砂收藏也不例外。

一、《阳羡名陶录》对陈鸿寿的影响

　　明清以来，在宜兴紫砂陶艺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位对紫砂陶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即明正德时期（1506—1521）的供春；万历时期（1573—1620）的时大彬；康熙时期（1662—1722）的陈鸣远；乾嘉时期（1768—1822）的陈鸿寿。供春是由于爱好而滋生创作紫砂陶壶的艺人，被后人奉为陶圣。时大彬和陈鸣远因制壶出色而名噪一时。“曼生壶”是陈鸿寿无意为之的产物，集众人智慧于一体的艺术结晶，通过文人与紫砂艺人完美的结合，将紫砂壶艺术品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图1）

　　凡是能够独立制作紫砂茗壶的人，必须经过四个方面的学习：首先对紫砂基础理论知识的了解，如紫砂艺人的传承、善辨砂质能力和选材等问题；其次是全面了解制壶的工艺；再则从传世的器物上可看出明显的师承关系；最后通过自身的艺术修养，完成对壶式的设计，制作出一件完美的紫砂壶器。


　　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展开对“曼生壶”的起源考证，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加以联想和推测，假以他日如能从国内外尚未公开的陈鸿寿手札、遗墨当中佐证上述推测的结论是正确的话，必将令人欣慰。
　　陈鸿寿一生嗜古如痴，在没有入仕之前，对收藏的品鉴、考证、交易贯穿他整个的艺术人生，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来源，也是其资助友朋、捐项入仕的经济渠道。
　　陈鸿寿年轻时就非常喜好品茗，如《冷泉亭纳凉》云：“炎天扇埃郁，牢落增丛悴。何以消烦暑，难得清凉地。西方小灵鹫，飞来几千翼。一泓贮寒碧，众峰结幽秘。谡谡闻松风，空亭转凉吹。坐久瀹清茗，试领味外味。”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鸿寿通过外大父许道基同里内弟周春的引荐，结识了海昌大收藏家吴骞，并为吴骞刻收藏印“吴氏兔床书画印”，从此，与清代四大善本古籍收藏家结下了深厚的收藏之缘。

　　周春与吴骞一样也爱壶、赏壶。有茗壶诗四首行世：“博物胸储《七录》豪，闲窗余事付名陶。开函纸墨生香处，篆入熏炉波律膏。瓷壶小样最宜茶，甘齥浓浮碧乳花。三大一时传旧系，长教管领小心芽。闻说陶形祀季疵，玉川风液手煎时。何当唤取松陵客，补赋荆南茶具诗。阳羨新镌地志讹，延陵诗老费搜罗。他年采入图经内，须识桃溪客语多。”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浙江海宁人。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拜经楼诗集》《阳羡名陶录》等集。吴氏先世本是徽州休宁人，至其曾祖父吴万钟始迁居海宁。陈鳣在吴骞《愚谷文存》序言里写道：“吴槎客先生品甚高，谊甚古，而学甚富，著述等身。不屑为流俗之文，夙共当世贤士大夫相往还，与之上下议论。晚年益深造自得，远近学者宗之。”

　　吴骞收藏富且精，尤其以藏书得名，筑“拜经楼”。另筑“千元十驾书室”，专藏宋元旧本，精选出拜经楼藏书为底本，刊刻了《拜经楼丛书》共十八册，收书三十余种，多为拜经楼收藏的宋元本善本古籍。《蒲褐山房诗话》云：“槎客喜搜罗宋元刻本，如陶渊明、谢玄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学者珍为秘宝。”
　　吴骞刻书质量之精，立足点之高，论者推为海内第一。
　　吴骞不仅酷嗜典籍，且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还经常与江浙一带藏家互通有无，借抄借校。他不仅自己校书，为书写题跋，还延请名人学士鉴定、校审图书。“拜经楼”所藏的宋元刻本及抄本上，有杭世骏、卢见曾、钱辛楣、周春、鲍廷博、周耕崖、朱巢钦、张燕昌、钱绿窗、陈鳣、黄丕烈等名家的鉴定、题识，尤显珍贵。


　　吴骞每购自己喜好的典籍，皆请当时著名的篆刻名手专制一印留念，或以书名楼，或以书名其儿孙，以记其事，表达其收藏的兴奋心情及珍爱的程度。例如，他在购得宋刻本《咸淳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后，高兴异常，遂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他得到宋刊《百家注东坡先生集》后，将书斋收藏苏诗集处命名“苏阁”。后来，他把这部《百家注东坡先生集》送给二儿子吴寿旸。
　　吴寿旸，字虞臣，号苏阁。此前，在寿旸出生当日，正好吴骞得到一部宋刻本《周礼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在古文献中又称作《周官》，因此，他又将寿旸取字“周官”，都与他购得的藏书有关。正因为他醉心于书，才使得“拜经楼”富甲一方，藏书达十万余卷。


　　除了图书之外，吴骞还收藏了许多杂项，藏品有金石古器、图绘、碑铭、鼎彝、剑戟、币布、圭璧、印章之属，丹漆、陶旊、象犀、竹木之器。吴骞包罗万象的藏品，成为了陈鸿寿吸取收藏知识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吴骞著《阳羨名陶录》一书。书分上下两卷，从紫砂的起源、选材、本艺、家溯、谈丛、文翰六个章节详细地介绍了紫砂壶全貌，是历史上接《茗壶》之后，又一部有关紫砂研究的专著。恰逢此时，陈鸿寿客居海昌求学，拥有丰富紫砂知识的吴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陈鸿寿的启老师，使陈鸿寿对如何辨认砂质、了解陶艺传承、风格的变迁，从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二、供春、时大彬的传世茗壶对陈鸿寿的影响

　　供春，亦为龚春，学宪吴颐山之家僮，紫砂壶艺的始祖。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
　　吴骞云：“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继如时大彬，益加精巧，价愈胜。”
　　时大彬初仿供春得手，后形成一整套砂壶制作工艺，并流传后人。
　　时大彬，号少山，明万历年间的紫砂大师，制壶精美，工艺考究，得时人赞誉尤多。《阳羡名壶录》有载：“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陈鸿寿肯定没有见过供春壶，何况供春壶在当时已经弥足珍贵。
　　《阳羡名陶录》载：“惟宜兴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迄乎胜国，诸名流出，凡一壶一卣几与商彝周鼎并为赏鉴家所珍，斯尤善于复古者欤？予朅来荆南，雅慕诸人之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而所得盖寥寥焉。”
　　袁枚曾见时大彬壶一把，即生“可慨亦复可恨，然自古如斯，何见之晚也”之叹。
　　乾隆五十八年（1793），陈鸿寿投入阮元门下，进入乾嘉时期一流的文艺、收藏圈内。阮元及其门士人都有收藏之癖，阮元本人就是一位大收藏家。《八砖吟馆刻烛集》中记载，阮元四十生朝之际，取出百余枚历代名家画扇，精选秦汉六朝十印，爰出二十六尊商周酒器，招集琅嬛师友题咏，传为一时佳话。受其影响，门下之士多以收藏颜其书斋。张廷济以收藏汉晋八砖取名“八砖吟馆”；瞿中溶以珍藏五铢泉山取名为“古泉山馆”；袁廷祷则以先德家藏五砚，筑“五砚楼”，藏书万卷。乾嘉学者们喜好收藏的风气，风靡一时。
　　吴骞的父亲同样嗜茶，所购茶具皆精妙绝伦。
　　《阳羡名陶录》载：“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府君云：‘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
　　好友张燕昌之父瓜圃翁藏时大彬僧帽茗壶一把。吴骞见之，即赋《芑堂明经以尊甫瓜圃翁旧藏时少山茗壶见视，制作醇雅，形类僧帽，为赋诗而返之》诗云：“蜀冈陶覆苏祠邻，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清河视我千金宝，云有当年手泽好。想见碙砂百炼精，传衣夜少老僧帽。一行铭字昆吾刻，岁纪丙申明万历。弹指流光二百秋，真人久化莲昙锡。（吴梅鼎）《茗壶赋》云：“刻桑门之帽，则莲叶擎台。”）昨暂留之三归亭，箧中常作笙磬声。趿然起视了无睹，惟见竹炉汤沸海。月松风清乃知神，物多灵闪不独君。愿今且作合浦归，免使龙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慎勿嗟，世间万事狯抟沙。他日来寻丙舍帖，春风还啜赵州茶。”


　　张燕昌（1738—1814）字芑堂，号文鱼、积堂、金粟山人等。浙江海盐人。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坚辞不就。一生癖好金石考证，精于摹刻吉金文字。著《金石契》《飞白书录》《续鸳鸯湖棹歌》《石鼓文考释》《芑堂印谱》等集。
　　阮元摹刻天一阁拓北宋石鼓文，嵌置杭州学府明伦堂，就出自张燕昌之手。陈鸿寿与张燕昌同为阮元门下士，共同的喜好，互相交游论艺尤勤。
　　嘉庆七年（1802），张廷济从隐泉王氏处购得一时大彬汉方壶，乃国初进士幼扶先生旧物，引发了阮元身边的学子们对紫砂器皿的关注。
　　《阳羡名陶录续录》载：“添得萧斋一茗壶，少山佳制果精殊。从来器朴原团土，且喜形方未破觚。生面别开宜入画（兄子又超为绘图），诗肠借润漫愁枯。金沙僧寂供春杳，此是荆南旧范模。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周高起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云痕断处笔三折，雪点披来砂几星。便道千金输瓦注，从教七碗补茶经。延陵著录征君说，好寄邮筒问大宁(海宁吴丈兔床著《阳羡名陶录》、海盐家文渔兄撰《阳羡陶说》，二君皆博稽，此壶大宁堂款必有考也)。”
　　嘉庆十七年（1812），陈鸿寿过访张廷济，持赠绝品铭心。张廷济回赠旧藏黄易“竹里馆摩诘句”印，陈鸿寿在印跋中记录这次交游的经历：“余居嘉兴新篁里，偶游览西湖，于肆市得此印。不胜欣慰，即以‘竹里’为馆名，每来郡城必佩此印钤之画押。云楼时相过从，见之爱不释手。适云楼庐之西偏，新购别墅，种竹数竿，萧然坐对，因亦自韵其居曰：‘竹里馆’。弹指光阴已过宋人刻楮之期矣。今与曼生陈君过访，持铭心绝品相赠。余故割爱报之，永矢世好何如，即倩曼生奏刀记之。”
　　因此，张廷济收藏的这把时大彬方壶，陈鸿寿肯定上手精心把玩过。再说，嘉庆十七年（1812），陈鸿寿已宰溧阳一年有余，是否此次过访，系专程奔时大彬方壶而来？何况几月之后，《陶冶性灵》问世，此间前因后果必有关涉牵连。


　　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眉寿老人，浙江海盐人。嘉庆三年（1798）解元，屡应礼部试不第，遂归隐，建“清一阁”藏金石书画自娱。著《清一阁集古款式考》《清一阁题跋》《清仪阁印谱》《眉寿堂集》《桂馨堂集》等集。
　　我们不妨将传世的“曼生壶”壶式与时大彬制作的紫砂茗壶相比，则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师承关系（图2），陈鸿寿上紧下阔的器形与时大彬所制茗壶多有几分相似之处。三、唐仲冕、孙原湘等人的制壶经历对陈鸿寿的影响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官至海州知县，著有《陶山诗文录》《六如居士外集》等集。曾主荆溪县宰，好制作仿古茗壶。
　　唐仲冕亦有嗜古之癖，主荆溪时，修“国山碑亭”加以保护。唐仲冕与陈鸿寿的交游始于嘉庆九年（1804），唐仲冕任海州知县，袁廷祷招集陈鸿寿、陈文述、伊秉绶等友集“春水舍”为之饯行。
　　关于唐仲冕制作紫砂茗壶的信息，同样出自吴骞《阳羡名陶录》，存吴骞《陶山明府仿古制茗壶以诒好事》诗云：“洞灵岩口庀精材，百遍临橅倚钓台。传出河滨千古意，大家低首莫惊猜。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此日蜀冈千万穴，别传薪火祀眉山。百和丹砂百炼陶，印床深锁篆烟消。奇觚不数宣和谱，石鼎联吟任尉缭（明府尝梦见“尉缭了事”四字，因以自号茗壶并署之）。翛翛琴鹤志清虚，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鉴亭前人吏散，一瓯春露一床书。陶泓已拜竹鸿胪，玉女钗头日未晡。多谢东坡老居士，如今调水要新符（东坡调水符事，在凤翔玉女洞，旧《宜兴县志》移至玉女潭，辨详《桃溪客语》）。”
　　陈鸿寿对宜兴紫砂制壶工艺的了解，也是通过与唐仲冕的交游有关。


　　而另一好友孙原湘，也曾经出宰过宜兴。孙原湘原配席佩兰，为袁枚女弟子。陈鸿寿与席佩兰交游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鸿寿侍袁枚与十三女弟子客西湖“宝石山庄”，席佩兰位于十三女弟子之列。
　　嘉庆十五年（1810）陈鸿寿与席佩兰同题仓斯升《指画莲因图》。由此得之，陈鸿寿与孙原湘夫妻之间的交游长达二十余年。孙原湘宰宜兴时，曾订制过紫砂茗壶，并且亲自题记铭文。
　　《天真阁集》载：“园以从宜，正而不欹。虚以受益，斟之不竭。六经为原，百家如泉。用以斟酌，乎之其闲。”文字多以切壶、切茶有关，间渗人生哲理，诗句清新淳雅，耐人寻味。孙原湘在茗壶上题铭的作法，陈鸿寿多有借鉴。因此，陈鸿寿还没有宰溧阳之前，即通过与好友的交游，具备了制作紫砂壶器的全部要素。

四、《陶冶性灵》是“曼生壶”集众人的智慧所在

　　嘉庆十六年（1811），陈鸿寿主溧阳县宰。溧阳离宜兴不远，从溧阳关莲桥出城到宜兴，水路一天一晚即可抵达。（图3）此时，陈鸿寿制壶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
　　嘉庆十八年（1813），陈鸿寿、郭麐、汪小迂、高日浚等人绘制《陶冶性灵》（图4）收纳茗壶廿种，“曼生壶”是先有设计图稿，后借良工杨彭年、杨凤年之手，进行制作壶式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此举引发了乾嘉学子、达官贵人争相收藏的兴趣，“字依壶传，壶随字贵”，开创了文人进入紫砂行业的先河，对提高宜兴茗壶的艺术品位及文化内涵，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因此，“曼生壶”的产生与发展，将文人与制壶艺人联姻推向了高峰，除清代中期郑板桥偶尔参与制壶外，受其影响，从陈鸿寿同时期开始贯穿清代中后期以至近代，同期有钱杜、任伯年、黄彭年、吴大澂、吴昌硕、陆恢、汪文柏、汪文森等人，当代有黄宾虹、吴湖帆、唐云、谢稚柳、韩天衡、范曾、韩美林等人，参与制壶或镌刻铭文，但毋容讳避，他们的壶式无论从形式上、规模上均无法与“曼生壶”同日而语。“曼生壶”为这些书家、学者提供了不可以数计的活性基因，促进了传统文化与工艺美术的融合与移植，这正是“曼生壶”与多种艺术相互渗入、借鉴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完成其艺术风格嬗变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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