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竖式书画作品视野中的日常审美及消费文化

　　自从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其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中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①以来，这一命题已经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研究，相关讨论可谓聚讼纷纭。在这一命题内部，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划分及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相关阐述②也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颇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试想从迈克•费瑟斯通的认识出发，在更为广泛的空间、时间范围内，“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对于日常审美活动的种种影响是否也存在呢？笔者认为显然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无法在数学意义上要求所有层面都符合其理论而已。

　　当然，在承认迈克•费瑟斯通所云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研究东方艺术史特别是中国古代艺术史时，照搬像他这样的西方现代学人的学说直接运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时是非常容易造成削足适履般的误读甚至曲解的，因而尤其需要一种因地制宜、与时而变的认识。而涉及到个案研究，笔者仅以中国古代竖式③书画作品的沿革为例，为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一些重要观念应用到中国艺术史研究上作出一点尝试性的努力。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爵士（E．H．Gombrich）在《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中说：“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过去艺术必须为什么服务，也就很难理解过去的艺术。我们上溯历史走得越远，艺术必须为之服务的目的就越难明确，也越奇特。”④又，“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⑤这样的认识是十分精审和透辟的，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早期艺术品，我们确实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出于实用目的，哪些是出于审美目的；哪些是工匠所为；哪些是艺术家所为……所以统辖在古代特殊的观念与目的之下，其日常实用和艺术审美（包括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消费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是合而为一、难以分析出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判断日常生活中审美因素对艺术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竖式格局的起源是十分复杂的，同时也是日常实用与艺术审美等因素结合得十分密切的。相比文人士大夫尺牍缣素上的翰墨丹青，大幅竖式作品从一出现开始就在日常生活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沿袭至今的屏风、中堂、条幅、对联等，既可以说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策划”⑥，也可以与“符号、影像”⑦等相关联。鉴于其在古代社会中应用的广。

　　泛性，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类作品视为关联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而关于这类作品的起源，现在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倾向于从秦汉时期的丰碑巨制发展而来，如巫鸿先生在《中国古代美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⑧中已经为我们研究这一渊源做出了开拓性的铺垫，但由于面对的是后世种类、功用和规格都极为丰富的竖式作品，笔者认为这只能作为一种而非唯一的重要渊源。除此之外，如道教的经幡，佛教的行障、旛画，丧葬用品中的非衣、铭旌等，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视作后世竖式书画作品的早期形态。而如古代寺庙、道观、驿站、酒肆及风景名胜处的摩崖等具有公示性质的场所，各类壁画、刻经、题壁活动也是由古到今保持了一种十分连贯的文化传承。前二者自不待言，后者据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⑨中对中国、朝鲜、日本等地的题壁的研究也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其对竖式书画作品早期形态上的影响是无需置辩的。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渊源的部分，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是紧密结合、复杂统一的，而各种审美因素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其在各个方面的构建。

　　当书法、绘画作品以竖式格局出现时，最为集中的早期形式便是屏风。从字源上看，“屏”字《说文》训为“敝也”⑩。《释名》则云：“屏，自障屏也。”而据出土实物分析，屏风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据笔者统计这一词初见于《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者，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此历史阶段中的屏风，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进行空间上的阻隔，至于其外观特点，则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实物而知其多有漆饰。至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可以看出，在魏晋六朝时不独出现了具备后世书、画意味的记事、讽喻作品，且据《历代名画记》载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之事可知，将书、画艺术创作引入日常用具上已经颇有规模的出现，而这无疑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参照。而屏风的文化含义也是十分复杂的，其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的社交文化、家居文化和礼仪观念，这一点在巫鸿先生的《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与表现》（The Double Screen :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中已经有十分精彩的阐释。如今我们能见到的宋代及其以前的诸多竖式作品往往是屏风作品。而屏风在中国古代家居中的广泛运用，直接促成了中堂、条幅等书、画形式的萌芽与发展——因为这往往是前者的其中一条。例如长久以来被视作书法史上最早立轴作品的南宋吴琚《七言绝句》在今天已经被证明本是构成一件屏风中若干件条幅之一，此作左上角“┌”状痕迹中内、外异色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从屏风的广泛运用到中堂、条幅的普及，尤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室内布局、建筑方式及生活习俗对于艺术品形制的巨大影响。元代之前的书、画屏风往往兼具日常实用与艺术审美的功能，且其内容多为记事、劝诫、讽喻，等等，而当中堂、条幅被悬挂在高墙上时，其艺术审美这一方面的因素固然渐渐占居了主导，但日常实用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从条幅自元代一比二左右，向元末以后一比三乃至一比五比例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出。至于今日习见的对联更是如此，黄惇先生在《书法对联之形成》中已经十分清晰地梳理了从桃符、春贴到明清时期春联、堂联的发展脉络，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古代文人士大夫如何转变了作大字、对联便是“匠”的观念，进而将“出身低微”的对联“文人化”“艺术化”的历史转变，而这其中的转变也未尝不能与迈克•费瑟斯通所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联。


　　通观上述可知，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竖式格局从各类早期形态到后世的屏风、中堂、条幅和对联的沿革往往包含了日常实用与艺术审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用“艺术平民化”“生活艺术化”等现代学人提出的观念与之关联时都能产生相当程度的观照。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消费因素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如今还不乏有人说古代艺术家全部是从内心出发的“纯粹”创作，近世则多为金钱所左右。这种“一刀切”的说法乍听言之凿凿、十分有据，但实际上是无法找到有分量的史实来支撑的，考虑到古代艺术作品多有其实用目的：如尺牍为日常交流，碑刻为公诸世人，壁画为装点场所，卷轴有应酬目的，而各类工艺匠作更无需赘言……因而用今人观念中的“纯粹艺术”去解读古代艺术史，实在免不了缘木求鱼的尴尬了。我们看到当下的艺术史研究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过去认识中不染尘俗、一心归隐的世外高士多被发现了其锱铢必较、热心事功的一面，如倪瓒在鬻画上十分经意，文徵明精心利用书画交际，董其昌利用私家刻帖大发横财，等等。这些生动的侧面逐渐为当今学人所认知，代表如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 Painter's Practice :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英国柯律格（Craig Clunas）《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 Debts :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美国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交及经济因素》（Artists and patrons :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王正华《艺术、权利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Art, Power, and Consumption: One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等等。大量翔实可靠的论证不啻“击碎艺术的神圣光环”，让我们对世界、审美制造者、审美对象和欣赏者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生硬地以消费因素的有无作为判定古今艺术史发展的区别亦显然是不可靠的。而再回到中国古代书画的竖式格局上来，不论是屏风，还是中堂、条幅及对联，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决定了其必然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不过这里的“消费文化”的理论内涵需要因研究对象的转变而给予适当的调整，如魏晋六朝屏风绘画的有其劝诫、讽喻乃至巫术、利益的用途，两宋中堂大轴绘画的大量出现也是为了满足皇帝及相关赞助人对于恭维社会气象及相关政治观念的诉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商品贸易蓬勃发展之后的近世，“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等凡涉及到有“职业”意味的作者多不能避免消费文化对其产生种种复杂的影响。回顾这些作者动辄两米以上的巨幅大幅乃至组件作品，便不能不想到其买卖、交际因素。在这些艺术史上的“名家经典”作品之外，例如明代苏州大量的商品画生产，甚至产生了世界效应，而当审视海内外收藏单位中的相关藏品时，批量创作的地狱变相、神魔故事、宗教经义、风俗图景及诸多特定题材如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竹林七贤，等等。其作品形态往往以大幅竖式的组件呈现，这与消费因素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换言之，消费文化在作品题材之外，也极大地左右了作品形式格局的选择。


　　综上所述，迈克•费瑟斯通在其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探究极有洞见，笔者以中国古代竖式书画作品为例，认为迈氏的相关说法只要得到适度诠释，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视角与参照，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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