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徒 —汉晋砖铭略述（上）

　　中国的金石学肇始宋代，于清乾嘉之际形成学派，并于清晚期形成高峰，其间经历了较为缓慢的发展阶段。清代以前的金石学以唐代的碑版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我们能见到的唐、宋、明时期的拓本多以唐碑和宋、明刻帖为多，金文拓片也占有一定数量，其他如砖文、陶文则十分少见。殆至清后期，文人书画篆刻家十分重视新出土的材料，除了金文、石刻拓片以外，也开始搜集甲骨、瓦当、砖铭、陶文、封泥等拓本。汉晋砖铭由于承载着历史、书法、篆刻等重要信息并因数量庞大而受到清代文人书家以及当代书家的青睐，因此，研究汉晋砖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汉晋砖铭的制作方式的分类、汉晋砖铭研究史概述、汉晋砖铭对书法领域的意义、汉晋砖铭对篆刻的影响四个方面做一个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一、汉晋砖铭制作方式的分类

　　汉晋时期的文字砖按照制作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刻划砖，包括湿刻和干刻两种形式。一类是模印砖，模印砖铭中的文字有反写、有正写，有的则是正反写掺杂。
1．刻划砖
　　（1）干刻的铭文砖在刻划的砖铭中占有的数量较大，仅在一九六四年洛阳与偃师交界的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就发掘清理了八百二十三块刑徒砖。干刻砖铭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刀直刻，有的则是按照碑刻的制作方式双刀刻制。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刻划砖铭的起源要比模印的早，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其中，胡海帆、汤燕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中就收录有两块战国时期的墓砖，这两块墓砖出土于山东邹城张庄战国邾城遗址，内容包括死者的死因以及埋葬大致的方位，是我国早期墓志形式的雏形。由于砖块制作简易且牢固，所以在秦汉、魏晋甚至到民国，这一载体的铭文都未曾间断。

　　干刻砖铭中以刑徒砖为大宗，这些砖文是为当时戴罪服役的人所作，由于死者地位十分低下，因此多数砖文是以捡到的废弃城墙砖为载体刻划而成，其内容包括下葬的时间、祖籍、工种、人名，是早期的墓志形式。这些砖铭的特点是制作粗率，以单刀为主，方折的线较多，形成了刚健的书风。另外一类则制作十分精良。这些墓主的身份都比较显赫，其中的代表有出土于河南偃师的《左棻墓志》以及南京出土的《王丹虎墓志》《王兴之墓志》等。这些墓志的制作首先在材料上都十分讲究，选取的泥土都较为细腻，烧制的温度也比较高，因此显示出石头一样的坚硬，能够精确地表现出刀感。其中《左棻墓志》是这一类砖铭中的杰出代表。
　　（2）刻划砖铭中的另一类是湿刻铭文，目前见到的湿刻砖铭多是当时书手练习之作和工程的编号。这类砖铭是在砖坯将干未干的时候刻划而成，由于材料还保持在易于塑形的阶段，因此这类砖铭的书写性很强，能够基本保持书写的流畅性。其代表作是出土于陕西西安的东汉时期的《公羊传砖》和出土于河南洛阳的东汉时期的《急就章砖》以及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宗族墓砖。其中以《公羊传砖》为代表，其内容为：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胃（谓）？胃（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者之正月？大一统也。

　　这段文字是《公羊传》中的《春王正月》的一部分，但不知具体的使用意义。《关中秦汉陶录》陈直跋：“汉元和二年及公羊草隶砖。一九二五年西安西南乡，曾出草隶砖一批，共三十余方。有元和年号及《公羊经文》者两方，归三原于氏。”从这段跋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一共出土了这类砖铭有三十多种，从数量上分析当时作者是有意为之的。另一篇较为著名是《急就章砖》，其内容为：

　　急救奇觚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
　　这几句是节录《急就章》中的内容。其原文是：“急救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急就章》作为当时的儿童启蒙读物具有十分广泛的使用范围。这篇砖铭的书法水平相当高超，书写自然流畅，在东汉的刻划砖铭中是一个重要代表。


2．模印砖
　　（1）按照表现形式
　　模印砖的制作相对刻划砖的制作较为复杂，但具有可以大量复制的优点，因此，汉晋时期许多大中型墓葬很多是模印砖结构。其基本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大面砖，也称为方砖。这种砖的体型较大，类似于今天的地面砖和贴墙砖，因此相对较薄，能够保存完好的不多见；另一种是条形砖，这种砖的形制和现在农村砖窑烧制的砖类似，文字主要印押于砖的长条侧面。例如浙江、四川出土的铭文条形砖的文字多印押在长条的一侧，为一面工，有的也会是两面工或者三面工；而江西出土的铭文砖的文字有一定数量是印押在顶端的一侧。在汉代以后的时代里条形砖是砖铭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目前存世的实物看，大面砖铭文使用的时间要早于条形砖，最早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性质的铭文砖。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海内皆臣砖”。这种砖分为十二字和十六字两种。其中十二字砖内容为“海内皆臣，岁登城郭，道毋飤人”，篆书体式，文字修长，是小篆的风格。到了西汉时期，则有十六字砖，在十二字砖的基础上增加了“践此万岁”四字。这类砖的书法为缪篆体式，结体呈正方形，制作比十二字砖细致。此类砖还有“宜子孙，富贵昌，乐未央”“家富昌，田大将，谷后世，长乐未央”等内容的多字方砖。近年在四川地区又出现了“富贵昌，宜官堂，意气阳，乐未央，长相思，勿相忘，爵掾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砖，应当说是四川文字砖铭中的代表作品。


　　（2）按照书法刻制表现形式
　　由于模印砖的程序是先书写再做模子，做出的模子需是反书印押出来才是正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讹误，这就造成了在铭文中有正写、反写、正反写结合的状况，如浙江所出汉代“永初六年作大壁长尺八广九寸砖”“元康五年岁□辛卯陈□造”“□康元年八月□奉元冢”“太康十年□月廿五日车是造作”“宋帝元嘉七年八月十日潘□之作葬蔡父”、四川所出“永初元年十月作”，等等。这些砖铭的存世量不在少数，为研究古代砖铭的制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数据。另一种则是正反文字结合的形式，如“太康七年岁在丙午徐□”中的“岁”字，“永初三年七月作长尺七寸广八寸”中的“长”“七”“寸”三字，“丙辰元初三年”中的“辰”字，等等。像这一类正反书结合的砖铭也占有一定比例，先民的这种讹误也恰恰为现在的篆刻艺术创作提供了某些借鉴手法。

二、汉晋砖铭研究史概述

　　中国金石学最早的著录出现在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即是肇始，此书共十卷，成书于宋嘉佑八年（1063）。其后赵明诚有《金石录》、洪适有《隶释》，这些都是早期金石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收录的门类众多，而且各个方面考据精整，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其中目前能够见到最早有关砖铭记载的便是赵明诚《金石录》第一卷第三十八种的《汉阳朔砖字》，其内容为：

　　右《汉阳朔砖字》云：“尉府壶壁，阳朔四年正朔始造设，已所行。”字画奇古。西汉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谓“尉府壶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晓其为何等语。



　　但是此处记录的砖铭并没有说明是刻划还是模印，其制作形式也无迹可查。由洪适编著成书于乾道戊子的《隶续》在第十四卷中也记录有五种砖文，内容涉及砖铭行数、字数、砖铭内容。第五则“永初元年景师造，大吉阳宜侯王”的跋文：

　　右永初砖文直书一行云： ‘永初元年景师造’。又一砖云：‘大吉阳宜侯王。’皆近岁出于蜀中。汉人作舍宅营墟墓砖，多有字，又有篆书数砖，乃建武二十八年北宫尉令邯君千秋之宅者，其一有‘富贵昌’字或云得之范皮阙旁，《法书要录•引鼎录》云：蜀章武二年作二着鼎，一赐鲁王，铭曰：‘富贵昌宜侯王’；一赐梁王，铭曰：‘大吉祥宜公王’。观汉砖及器物多有此文，则知蜀人鼎铭盖采用前代之语。
　　洪适在这则记录中，明确指出了砖铭的出土地，一个坑穴中所出的砖种，还比较了同一地区出土的不同载体的书法文辞，是一篇颇有研究价值的早期砖铭记录。
　　时至明代，则少有金石著作，砖铭更是鲜有涉及。到了清代，砖铭的著录乃至专著伴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再次进入繁盛时期。以下就按照出版时间顺序将清代到民国部分有关砖铭的著录进行一下概述：
　　1．《宝丰县志》，嘉庆二年（1797）刻本，武亿纂。收录砖铭一则，涉及砖铭内容、书体、制作形式（阴文凸起）、藏家。这是清代较早著录砖铭的书籍。
　　2．《两浙金石志》，嘉庆十年（1805）阮元编撰，赵魏、何元锡、许家彦参与编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五十一则，其中墓莂一种、汉代砖铭一十五种、三国八种、晋二十八种。内容涉及砖的尺寸、藏家、砖铭内容，部分涉及史籍数据以及出土地。
　　3．《金石续编》，道光十四年（1844）刻本。此书中收录晋砖二则，涉及史籍数据，以及砖铭出土地点、藏家，难能可贵的是在第二种中明确记载了记录了收藏的时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
　　4．《台州金石录》（附《台州砖录》），光绪六年（1880）刻本，黄瑞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一百六十七则，其中汉代六则、三国八则、晋一百四十八则、南朝宋四则、南朝齐一则。此书收录的砖铭多出自临海，涉及砖铭内容、尺寸、出土地点、藏家、书体、史料，记录比较完备。
　　5．《广州府志》，光绪五年（1879）刻本，史澄等撰。书中共收录砖铭三则，涉及砖铭内容、出土地、藏家，在第二则永嘉砖文中收录九种，题记中记载“嘉庆七年番禹蔡长青得于广州聚龙岗，凡三十余种，由藏顺德温遂之家，今见拓本唯此九种”。
　　6．《续纂江宁府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汪士铎等纂。书中收录砖铭五则，其中元代砖一则、六朝砖四则，在第五则六朝富贵砖一则中，作者注明了出土时间以及地点，还引出史论“据《南史•何承天传》，汉砖邯墓在后湖定为汉墓砖，其说别无佐证。按，晋穆帝、宋明帝、齐明帝、宣帝及明帝母沈太后诸陵皆在幕府山东，晋衣冠之族如王导、山简、温峤、颜含墓亦在此山，此文非造陵即显官墓隧始可施用，疑是晋砖也”。作者旁征博引，说明砖铭出土地点为晋六朝贵族墓地，因此不排除是晋砖的可能性，说明在清代末期文人学者已经将砖铭的研究提到了较高的层次。

　　7．《栝仓金石志补遗》，光绪八年（1882）刻本，邹柏森撰。书中收录砖铭四则，涉及砖铭的内容、书体、出土地点以及史料，此书重在对史料的考释。
　　8．《定兴县志》，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杨晨纂。此书中记砖铭一则，是两种北魏时期的砖铭。文中详细记载了砖铭的出土时间、地点以及出土时的状况，很好地保存了文物出土时的基本情况。
　　9．《千甓亭古砖图释》，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陆心源辑。此书中约收录汉晋南朝至宋元各个时期的古砖近千枚，这些砖均出自湖州乌程、武康和长兴。本书是使用比例缩小的石印技术，能够真实地保留原砖的面貌，每个砖铭的拓片侧边有砖铭的尺寸、内容、出土地，部分涉及史料以及作者对砖铭的理解，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千甓亭古砖图释》的辑成标志着清代有关古砖的研究达到一个顶峰，无论在砖铭收集的数量、质量还是考据、印刷质量等都是前所未见的。
　　10．《陶斋藏石记》，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端方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二十五则，其中北魏四则、西魏一则、北齐二则。这几种都是以砖为材料而制作的墓志。内容包括砖铭尺寸以及砖铭内容。
　　11．《陶斋藏砖记》，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端方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一百一十八则，其中汉砖一百一十则、晋砖四则、无纪年二则、北魏二则。端方作为晚清金石收藏大家，致力于金石的收集，现有很多精彩的砖铭以及石刻曾是端方的旧藏。
　　12．《湖北金石志》，民国十年（1921）刻本，张仲炘、杨守敬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五十一则，其中汉砖八则、三国吴二十二则、晋十六则、南朝宋五则。清代有关砖铭的著录一般将原砖尺寸作为记录的重点之一，唯有此书中没有记录原砖的尺寸，书中记录的主要涉及砖铭的书体、出土地、藏家以及史料。

　　13．《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民国十四年（1925）石印本，张廷济编著。第五册为砖铭卷，收录砖铭五十四则，其中汉四则、三国吴二则、晋二十四则、南朝四则、未有年号砖铭十八则、宋代二则。本书编著形式十分考究，有关砖铭的史料、出土、时代、书体、交流人物、价格以及是否砖研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十分难得。
以上著作为有明确刊刻纪年的出版书籍，有些书籍因为时间的因素没有明确的出版时间，以下几种是未有明确纪年的著作：
　　14．《高要金石略》，清刻本，彭泰来（1790—1867）撰。本书共收录砖铭二则，在第二则中录有砖铭六种。书中详细记载了砖铭的出土地、史料以及书体。本书中虽然仅有两则砖铭，但是已经具备了详细的考据信息，相对于其他著录的记载具有特殊的意义。
　　15．《八琼室金石补正》，清刻本，陆增祥（1816—1882）撰。书中收录砖铭十九则，其中汉砖八则、三国砖铭八则、晋砖二则、南朝陈一则。书中记录了砖铭的尺寸、出土，部分砖铭记录了相关史料。
　　16．《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石印本，徐乃昌（1869—1943）撰。此书中共收录砖铭九则，皆为晋砖。书中记录了砖铭的尺寸、内容以及史料。
　　以上十六种有关砖铭的著作是清代砖铭著录的一个缩影，要想在金石学昌盛的清代找全有关砖铭的著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些著作时间跨越了一百多年，其中涵盖的砖铭数以千计，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难能可贵的是在清代光绪十七年陆心源编辑的《千甓亭古砖图释》的前言中，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凌霞先生还陈述了《千甓亭古砖图释》出版前的有关古砖的著作。兹将其引述于此：


　　国朝以来，嗜者既多，披讨渐薄，尝见褚千峰所辑《古砖录》，其中颇有异品，然未辑行。厥后纂辑为书者则有张氏燕昌《三吴古砖录》，冯氏登府、释达受各有《浙江砖录》，周氏中孚有《杭嘉湖道古砖目》，徐氏熊飞有《古砖所见录》，陈氏宗彝有《古砖文录》，丁氏芮模有《汉晋砖文考略》，陈氏璜有《泽古堂古砖录》，王氏有《宝鼎精舍古砖录》，纽氏重熙有《百陶楼甓文辑录》，吴氏廷康有《慕陶轩古砖目录》，严氏复基有《严氏古砖存》，吕氏佺孙有《百砖考》，纪氏大复有《古砖品》，宋氏经畬有《瓴甋录》，近时陆氏增祥有《皕砖研斋砖录》皆是也，其书或传或不传未能尽得寓目。
　　从以上的记录来看，在清光绪十七年之前已有大量砖铭著述，只不过是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并未流传。
　　民国以来金石学渐衰，有关金石的著作再也没有清代的气象。这种衰微的气象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经济复苏、文化复苏使得一代有志之士着眼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因此在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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