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扣”

　　明代女服的领口及前胸常常闪耀着一种特殊的金属或者玉质钮扣，由于其名称无从查考，暂且将之称为“对扣”。“对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钮扣，而是由别致的动植物造型单体通过子母套结式结构扣合而成，仿佛雌雄二体的结合方式，既能承载服饰门襟的闭合功能，又能作为精致雅丽的首饰，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是明代女子服饰上一种特殊时尚的装饰。它的质地有玉、金、银、铜等几种类型，奢华者在金、银“对扣”上镶嵌红蓝宝石，讲究者常常在银、铜表面鎏金。由于其行用阶层的差异、使用场合的不同、材料产地（中亚、西亚的宝石）的特殊和手工技艺的精湛等因素，承载了社会学和物质文化史的多重含义。但迄今为止，这种“对扣”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追溯其源流，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对扣”的概况

　　明代的钮扣分单粒球形纽扣和子母套结式“对扣”两种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后者。由墓葬出土资料看，单粒球形钮扣在男女服饰上都能见到，子母套结式“对扣”仅限于女服使用。诚如明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说，此种钮扣“虽华美然非大人丈夫之服也”。“对扣”的基本形制如图1所示，由雌雄二体组成，左为雄，右为雌，扣合时将雄的钮头插入雌的襻圈之中，结合紧密，完美无缺，构思相当巧妙。

　　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出土的钮扣数量不算少，其中单粒玉钮扣6颗，单粒水晶钮扣2颗，单粒金钮扣29颗，单粒银钮扣7颗，单粒铜钮扣5颗。子母套结式玉“对扣”18副，子母套结式金“对扣”127副，子母套结式银“对扣”139副，材料不明的钮扣4副。墓葬出土仅子母套结式钮扣288副。从明代墓葬出土钮扣汇总表中可见，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对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福清公主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可见金属“对扣”从洪武年间已开始在服饰上使用，一直流行到清初，跨越了整个明代。其功能从固定“霞帔”“大袖衫”(1副“对扣”)转向立领衫袄的门襟闭合（1—7副“对扣”），其装饰性从“对扣”使用初期即突显出来。

　　明代女服“对扣”的材质主要有玉、金、银、铜等。镶嵌红蓝宝石的金、银“对扣”数量超过45副（墓葬出土），其精致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大部分镶嵌宝石的金扣出自皇后、妃子的墓中，非一般平民所能佩戴。主要的红蓝宝石产于中亚、西亚，通过朝贡贸易到达中国。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 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于1603至1604 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 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称为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 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 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 据此可知，中亚、西亚的宝石已广泛流入明代宫廷和民间，而且数量应该不少，《明实录》载：“景泰三年（1452）七月, 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 每石一斤赐绢一匹。”这些朝贡玉石的重要用途之一即为首饰，首饰一旦镶嵌玉石，倍增奢华珍贵之价值。目前，关于明代“对扣”的信息我们知之不多，仅有宫廷“对扣”尺寸及工时的零星材料散见于典籍中：素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30个用窝钮工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每50个用窝钮工1个工；錾花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 20个用錾花匠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40个用錾花匠1个工。其钮扣尺寸如下：头号大钮直径8分，头号钮直径7分，二号钮直径6分，三号钮直径5分，四号钮直径4分，五号钮直径3分，六号钮直径2分，七号钮直径1.5分。以上为金属“对扣”的基本尺寸，与墓葬出土的“对扣”尺寸基本吻合。富贵之家女子服饰上的“对扣”模仿宫廷样式，但材料不及宫廷的贵重，造型也相对简单，由个体金银匠制作而成，水平也是上乘，因为明代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是历朝历代中的翘楚。由于“对扣”使用的材料珍贵，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成本自然很高，墓葬出土的主要为皇后、妃子、内外命妇所戴。《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描写潘金莲在生日那天：“上穿丁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菊钮扣儿……”可见富商的妻妾也能佩戴。总之，“对扣”的行用阶层非富即贵，普通女子对“对扣”不敢奢望。

　　明代“对扣”的造型十分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只做大致的归纳。表面看来，“对扣”由中心部分与两翼组成，中心部分又由钮头（接一翼）和襻圈（接另外一翼）组成，钮头插入襻圈之中，扣合牢固。中心部分的襻圈多为菊花、菱花或葵花造型，襻圈中间偶见福、寿等文字。有时襻圈变为方形，但不是主流。两翼的图案为蜜蜂、蝴蝶、童子、鱼、鸡、元宝、如意云头、万字纹等。将中心部分与两翼进行搭配，再加上红蓝宝石的镶嵌，则形成丰富多彩的钮扣形式，如图2所示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蜂赶菊、蝶恋花、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双元宝等类型。目前，关于“对扣”造型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有学者认为“对扣”雌雄二体的扣合有点性的意味，倘若如此，蜂赶菊、蝶恋花的“对扣”似乎与这种观点吻合。而童子捧花、鱼戏莲大概是对传统图案的继承和发展。云捧日“对扣”中如意云头的造型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图案，也在耳环上运用，钮扣作为一种首饰，对此纹样的采纳应在情理之中。关于一种纹样在不同器物门类中的流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此类成果尚不丰硕。元宝图形的应用大概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关系密切。万字纹的应用乃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体看来，“对扣”采用的图案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信仰关系紧密。

二、明代“对扣”的缘起

　　“对扣”虽小，承载的物质文化含义却很深厚，追溯它的源头，实际上是要回答一些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是如何产生的，是本土独自生成的，还是从中亚、西亚引进的。笔者的观点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在结构、形制和图案装饰上主要是对明以前织物纽扣的模仿、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新的样式。但明以前的织物纽扣最早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也就是说，纽扣是中亚、西亚人发明的，在早期的服饰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同时也传到了欧洲。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织物“对扣”，但至少在唐代已有使用，这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大歌绿绫袍上的纽扣能得到证明。此袍与粟特出土的一件儿童夹衣的形制基本相同，与普通的唐代袍子差别较大，可能是生活在大唐的中亚人的服装。无论怎样，在这件遗存下来的唐代袍子上，已经使用了雌雄二体扣合的织物“对扣”，其基本结构如图5所示，一副“对扣”由一个纽头、一个襻圈、两个襻脚组成。纽头、襻圈分别连接一个襻脚，襻脚缝在服装上，纽头、襻圈悬空，当纽头进入襻圈，则扣合紧密。这种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纽扣在宋、辽、金、元时期沿用，材料主要为织物；至于金属或者玉“对扣”，在明以前尚未发现。目前保存下来的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一件对襟窄袖“背子”，材料为罗，是件夹衣，胸前采用了一副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织物“对扣”，由于衣物保存完好，“对扣”形制清晰可见。此墓还出土了另外一件单层罗对襟窄袖“背子”，两边高开衩至腋下，门襟缘边，胸前用一带系缚，可见宋代“背子”的门襟闭合方式是“对扣”与系带并用的。

　　元代织物“对扣”的子母套结式结构基本上与宋代相同，但襻脚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花瓣型，这一点在元代皇后像的服饰中可见一斑。元太祖皇后像，衣服领口处的黑色织物“对扣”已经开始朝花瓣型转变，但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倘若要清晰地观察元代花瓣型“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扣”的襻脚已经变成明显的花瓣型,犹如今天的盘扣样式。这种盘扣样式可能在明代的抹胸上继续沿用。《金瓶梅词话》描写潘金莲在阳春三月初遇西门庆时的打扮：“露赛玉酥胸儿无价……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潘金莲这件抹胸上的纽扣是否属于花瓣型襻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元到明内衣样式的变化不会太快，尤其是文中提到潘的抹胸上也是“重重纽扣”，当与元代的纽扣并无大异。从此处“纽扣”的“纽”字可知，此“纽扣”的材料为织物，既然抹胸为内衣，则不必用奢华的金属或玉扣，况且此时的潘金莲身为卖炊饼的武大郎之妻，生活水平不甚富贵，应无财力享用金属或玉制钮扣。倘若是明代女子外穿的衫子或披袄上的金属或玉“对扣”，则用线缝在衣服上。有时将1副或2副“对扣”缝在立领上，下面系带闭合；有时将6副或7副“对扣”缝在整个对襟衫子或披袄上，领部1副或2副，胸前5副。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是明代典型的“对扣”样式之一。明代与唐代的“对扣”相比，材料已经由织物发展成金属（或玉），襻脚已经由一字型变成异型（童子、动物、花叶、云纹、万字纹等），襻圈已由圆型演变成菊花、葵花等花瓣型和方型。这种金属或玉“对扣”经过明末清初的流行，到乾隆时期以后便很少在图像中出现。倒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上的织物盘扣，常常模仿“对扣”的形式，具体纹样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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