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藏集粹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特展侧记

　　2015年9月12日“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该特展分为“宗邦重器”“文人翰墨”“出世神韵”“传世良工”“国宝回归”五个单元，共展出近十余年新入藏的文物精品125件，其中很多藏品为首次公开亮相，集中展现了国家博物馆征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果。


一、宗邦重器

　　“宗邦重器”这一单元展示的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器收藏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征集工作的重点，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征集工作以“建构整体规模，突出历史价值，兼顾艺术审美”为目标，旨在建立完善的青铜器收藏体系，反映青铜器自身的发展脉络。展览以器物的时代顺序为纲，上迄商代早期，下至战国，以专题为纬，如涉及西周王年断代、涉及贵族商品买卖、贵族婚姻关系等内容的器物归类集中展示。

　　2011年国家博物馆整体入藏了一批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共38件，包括鼎、鬲、觚、爵、斝等器型，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了国家博物馆商代早期青铜礼器的收藏数量和品质。其中的弦纹鬲是典型的二里岗时期青铜器，该鬲高18厘米，口径15厘米，器形为敛口，折沿，口沿内有一层阶，口沿上置双立耳,微内倾，深腹微鼓，分裆，裆内夹角呈钝角，空圆锥形足跟，较矮，足尖略外撇。口沿下饰三周弦纹，袋足上饰双线“人”字形纹。从形制上看，此鬲的一足在一耳垂直线下，其他两足分列在另一耳的两旁，这种耳足配列关系符合郭宝钧总结的“耳足四点配列式”，具有典型的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风格。


　　另一件二里岗时期的饕餮纹爵高17.9厘米、长14.3厘米。器形为短尾，窄流，较长且上扬，流口交接处叉立单柱，柱径为圆形，菌形柱帽，上饰涡纹，帽顶乳头突出。直腹，腹中部稍细，近底部略外撇，腹部横截面呈椭圆形，腹壁无有明显的折棱或弧鼓，这种腹壁的形制是由二里头文化三期形制直接演变而来。器侧有一弧形扁平鋬，鋬上下端较宽，中间较窄。平底，三尖锥四棱实足外撇，两足在腹两端，一足在鋬下，正对鋬之足外撇度较大。腹部正面饰饕餮纹，由粗线条的云纹构成，浅浮雕状，圆角长方形目，口部作云纹内卷，额鼻为宽条状，中间起脊，T形内卷角，尾部分歧状如鱼尾，鋬侧腹部饰省略饕餮纹，无首，躯干、尾部形同前者。饕餮纹带饰上下各镶一周联珠纹，这种纹饰流行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这类单柱爵在商代并非仅见，有关青铜爵流口相接处的这种单柱装饰的起源问题，有学者认为其源自二里头文化时期陶爵流根处的泥球装饰。


　　接下来的几件器物是商代后期以殷墟文化为典型的青铜礼器。其中的龟鱼纹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佳品，盘通高16.2厘米，口径43厘米，足径19.5厘米，器形为平口沿外折形成宽边，圆腹较浅，腹壁呈较大弧度圜转内收，高圈足，上有三方形镂孔，圈足外侈，无底阶。盘内底中央有一龟纹，周边内壁有三条体形狭长鱼纹，龟、鱼皆呈俯视形，用阴线槽勾勒纹饰，龟身四肢用勾云纹装饰，背甲由四个圆圈组成，鱼纹出于平面构图对称的需要，将完整的鱼正面展开，呈现出比目状态，双腹鳍、双臀鳍，脊鳍作圆角楔形，生动别致，此式鱼纹亦见于1962年陕西清涧解家沟出土的与此类盘形制相近的青铜盘腹内壁士苏黎世利特堡博物馆收藏的方彝，殷墟妇好墓的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偏晚，故此方彝的时代应与之相近。盖内及器内底铸有对铭1字“冉”，为作器者族名，属于冉族的商代后期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已发现有两百余件，出土地点分布较广，是商人重要的氏族。


　　此次展览展示了一件器形极为特殊的器物——亚朿父丁方觚，高10厘米，口长8.5厘米，口宽8.1厘米，底长7.5厘米，底宽7厘米，形制为侈口、束腰、圈足微外侈，圈足上有一缺口，系原损经修葺所致。纹饰分为三层：口沿下饰立三角纹（蕉叶纹）、腹部及圈足饰分解式饕餮纹，腹部兽面圆睛突出，中心为圆形瞳孔，而圈足兽面为圆角方形眼，长条形瞳孔，通体无地纹。内底铸有铭文“亚朿父丁”4字，与本器纹饰最为接近的是1901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册竹祖癸角腹部所饰的饕餮纹，戴家湾出土的角时代在殷墟四期至商末周初之际，此觚的时代也应距此不远。这件觚与常见的高体式圆觚、方觚器形结构、纹饰布局相同，应为觚类器物中极罕见的矮体方觚。


　　这次展览所展示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上乘的，很多早已享誉学界的重器系首次展出。噩监簋高17. 6厘米，口径15.5厘米，器形为弇口，圆鼓腹，较深，圜底，盖面隆起，盖顶有圈足状捉手，上有一对穿孔，腹部两侧有兔首半环耳，下有方钩状珥，圈足微斜直。盖面和口沿下饰一周细密的菱格纹，前后各置一浮雕小貘首。该簋时代在西周早期前段，成康之际。盖内和器内底对铭铸有铭文7字：“噩监作父辛宝彝”，内容为周王朝设置在噩国的监国之官为其父辛所作之器。西周时期的诸监之器，迄今已几见，此簋铭文可证周初曾在噩国设立监督官吏，监察防范，便于控制。噩监簋为研究西周王朝监国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体现出西周王朝统治驾驭诸侯、方国的管理模式。


　　近年新发现的尧公簋也在本次展览之列，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3.6厘米，腹深8.5厘米，两耳间宽21.6厘米，器形为侈口方唇，微束颈，腹部较浅稍外鼓，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下无底阶，兽首半环形耳，下有圆角长方形垂珥。颈部饰浮雕圆涡纹间饰顾首夔纹，前后中间饰浮雕兽首，兽首两侧饰变形直身夔纹，腹部饰直棱纹，圈足饰夔纹，均无地纹。器底铸有铭文4行22字：“（尧）公乍（作）（郪）姚（簋），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隹（唯）王廿又八祀。五。”内容为尧公为夫人郪姚所作此簋，其时正值周王命唐伯侯于晋，即在周王二十八年。铭文富含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王廿又八祀”，当为成王的二十八年，可修正“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成王在位22年的结论；二、“王令唐伯侯于晋”应为晋国第二代国君燮父，反映的是燮父迁晋，即唐叔虞始封于唐，后徙封为晋的史实。


　　2015年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亢鼎，高21厘米，口径18厘米，形制为浅腹分裆柱足鼎，形制、铭文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亢鼎几乎相同，唯体量稍小，二者应为同组器时代应属成康之际。内壁铸有铭文49字（其中首行“乙未”二字被锈所掩，“月初”二字为修补时误补，第二行“于”二字个别笔画也有修补痕迹），内容为公太保即召公奭从亚手中购得大件玉器，价值五十朋，召公特遣亢另赏赐亚郁草、鬯酒、牛等物品， 亚反馈亢铜材。亢鼎可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任鼎铭文对读，二器反映的皆是西周时期高级贵族（任鼎为周王、亢鼎为公太保召公奭）购买下级进献的宝物以及对下级的高规格赏赐，反映了西周社会中各大小贵族之间存在着买卖交易的行为。


　　本次展览中有一件内史，器形尤为引人注目，该器通高24厘米，口长18.4厘米，口宽14.4厘米。直口，与盖形成子母口，腹部横截面为椭方形，腹较浅，外鼓略倾垂，下接一周矮圈足，下承四柱足，较矮。附耳，盖面隆起，盖顶有四矩尺形扁体支钮。盖沿及口沿下饰S形顾龙纹，足根处饰饕餮纹。器、盖对铭6字：“内史作旅簋。”由纹饰与铭文字体来看，此的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有关青铜的起源问题，学界历来有所争论，唐兰、陈佩芬等学者认为由簋演变而来，近年来王世民、李零、岳连建等学者认为青铜起源于附耳椭方鼎，这一看法得到普遍认同，这件的形制与西周早期的椭方鼎显然有直系渊源，主要继承了椭方鼎的基本特征，而腹部下有一周极矮的圈足，吸收了圈足簋的因素，是青铜演变过程中较早的形态，具有器型学上的重要意义。

　　士山盘久已享誉学界，此次为首次展出，极为难得。盘通高11.5厘米，口径38厘米，圈足高4厘米。横截面呈圆形，口沿较窄、外侈、方唇，腹壁圆转内收、较深，直圈足、较高、略呈外撇状，腹中部接双附耳，皆断裂缺失。腹外壁饰一周对称的顾龙纹，前后中间有浮雕的竖耳小兽首，圈足外壁饰一周斜角目云纹。腹部饰S形顾首龙纹，身长斜直，长岐冠下垂，腹部之上有斜角云纹装饰，尾部内卷，后有三角形连缀，无足。字体开阔宽博，与懿王时期的师父鼎字体风格较为接近。朱凤瀚、刘启益两位学者将此盘定为懿王时器，是可信从的。这一结论对于西周中期王年断代具有重要意义，“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西周王年历谱中懿王在位年数仅为八年，而新见的簋铭中有“朕丕显考共王”的词句，可知其为懿王时的标准器，簋铭所记王年为“十年”，如果算上士山盘的王年，懿王在位的年数至少为十六年，可纠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旧识。盘内底铸有铭文8行97字，内容为懿王十六年九月甲申日，周王在周新宫太室举行对士山的册命，王命士山前往茽国（位于今陕西东南丹江上游商洛地区），离开茽国后去征收索求鄀方（位于商密，今陕西商洛地区之商州东南，河南淅川西南一带）和楚国的职事贡赋，包括提供输送人力以供天子藉田役使，征收周王出行或祭祀有关的扉屦以及向周王朝进献六种谷物以助祭等义务。茽侯、鄀君馈赠士山贝、金等物。士山向周王行跪拜礼，赞颂天子的美德，制作了此盘和与之配套的盉，用以纪念先父釐仲。士山盘的铭文为研究周代服制提供了重要史料，可知西周时期周王朝派遣使臣巡戒征察南土诸侯、方国的职事贡献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诸侯、方国国君馈赠使臣礼物的史实，可补西周宾礼之阙。


　　上面谈到西周王年断代的问题，这是西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所见西周中期高纪年铜器，受“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年谱指导，多被置于穆王时代。而近年由韩巍提出的“恭王长年说”日渐被学界所认同，本次展览就荟萃了两件高纪年的恭王时器—簋、作册吴盉。簋器形为附耳盂形簋，口沿下饰一周垂冠顾首龙纹。其时代可以从铭文字体与章句辞例上判断，簋铭中的“宝”字所从之“宀”为胡肩圆弯，“贝”字下已封口，这些笔画特征已与穆王时期的风格有明显差异，另外从“廷礼册命”的辞例来看，“毛伯入右立中廷，北向”这种语词在穆王时期的册命铭文中很少见到，多见于西周中期偏晚以后的器物，故簋的时代定为恭王时期是适宜的；作册吴盉从器形上看，在西周时期较为罕见，韩巍指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的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的I型1式盉，是这类宽体罐形腹盉的祖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吴盉的时代应距西周早期不远；从纹饰上看，吴盉主体纹饰为窃曲纹，比较接近彭裕商划分的Ab型II式，差别在于中间的兽目较大，包绕兽目的两条曲线并未有明显的出歧花纹，AbII式窃曲纹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前段，而吴盉腹部窃曲纹的时代应较之略早；另据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著录有一件作册吴盘（编号14525）与此盉为同组器，该盘为浅腹、双附耳、圈足，腹部饰窃曲纹与吴盉相同，器形十分近似恭王时期的史墙盘。故依韩巍所断，作册吴盉被定为恭王时器很具说服力。上述簋和作册吴盉的纪年分别为28年和30年，超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恭王在位23年的年表，对于学界重新认识西周中期王年断代甚至西周考古学分期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次展览中还有一件典簋，形制也为盂形簋，器形、纹饰比较接近1980年至1981年发掘的长安花园村M15出土的弦纹簋，铭文字体带有西周中期偏早的时代特征，铭文中的“唯廿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历日四要素可纳入穆王年代，故此簋的时代定为西周穆王时期。器、盖对铭铸28字，器主之名可读为“典”，其受赐“廩鹵百车”与河东盐池盐业有关：“廩鹵”为仓廪储存之盐，这一记载可与夏县东夏冯商代盐仓建筑遗址相互印证；“百车”的赏赐数量颇多，大致有3万斤左右，参考山东寿光双王城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的制盐年产量，这在当时是能够实现的。铭文中没有记载赐主，比较罕见。


　　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铭文中记载战事的铭文历来被学界所重视，本次展览的柞伯鼎就是其中的代表。柞伯鼎通高32厘米，重10.02千克，圆盆形腹，口略呈桃形，窄沿方唇，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腹较浅，腹壁近直，下腹略收，平底，三较短的细柱足，足根微粗，足内侧有凹槽。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其下有一道凸弦纹。从铭文中有周师“围昏”的战况，结合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钟铭文中“陷入（昏）”的战绩来看，柞伯鼎中的这场战役应在晋侯稣钟之前，故将其定为厉王时器较为适宜。鼎内壁铸有铭文12行112字，内容为虢仲命柞伯率领蔡侯攻伐南国的昏邑，围城之战取得胜利，俘虏敌军二人，斩杀十人。柞伯为追思、祭祀烈祖幽叔铸造此鼎。铭文有“在乃圣祖周公有功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一句追柞伯先祖周公曾有大功于周室，可见周初昏城淮夷曾发生叛乱，周公率军息乱的史实，足证《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记载的真实性。至厉王时期，昏人再次发生兵变，虢仲帅柞伯、蔡侯平叛。在周人疆域的视野中，南国东部区域的地理范围应在淮水流域，结合晋侯稣钟周人征讨宿夷（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安徽宿州）的路线来看，厉王时期伐淮夷的主要战场位于淮河中上游的北岸地区，昏邑的大致位置在颖汝沙涡一带。结合柞国和蔡国的地理位置分析，周王朝讨逆的军事活动的确考虑借助就近诸侯力量的便利因素。


　　这次展览荟萃的东周时期青铜器也是品种多样，异彩纷呈。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各领风骚，器形变化多样，纹饰复杂精致，铭文趋向艺术化，铸造工艺有了长足进步，体现在失蜡法铸件、错金银装饰、镶嵌技术、模印纹饰等方面。


　　本次展览专门开辟了一个展柜，集中展示了几件东周列国贵族的媵器，虽然器物的性质相同，但造型、纹饰、字体等方面却表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杞伯双联鬲是春秋早期之物，器形较为特殊，双鬲一足连铸，侈口，折沿较宽平，束颈，圆肩，鼓腹，尖裆，弧裆较高，袋状的腹足向下斜收呈圆锥状。肩部饰一周重环纹。这类尖袋足形制的鬲，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蹄足鬲类型不同，此式鬲普遍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的山东东南、江苏宁镇、皖南等地区，是受淮夷文化影响的产物。一鬲口沿铸有铭文23字，内容是杞伯为车母出嫁所作的媵鬲，用作祭祀夫家公婆。根据《史记•陈杞世家》对杞国国君世系的记载，这位杞伯为杞武公的可能性较大；许公簠（一对），形制、纹饰、铭文、规格基本相同，长方口，直壁斜腹，平底，四个矩形足外侈，口沿饰垂叶纹，腹饰细浅的蟠虺纹。器盖对铭31字，为许国国君嫁女叔姜的媵器。从器形上看，鋬形兽耳分跨斜腹壁与直折壁上，这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簠的典型特点；楚王鼎器形为敛口鼓腹，有子口，深腹，中部圆鼓，近腹底圆转内收，双附耳，较短粗蹄足，足内侧竖直。盖面隆起，捉手为八柱圈形，口沿下有一道凸棱以承盖。盖面有两道绳索状凸棱，腹部有一道绳索状凸棱。附耳外侧、盖顶捉手内、盖面第二道凸棱内外及口沿下均饰蟠虺纹，盖面第一道凸棱与捉手之间、腹部凸棱下钧饰三角纹，内用阴线勾勒云纹。从器形上看，此鼎是春秋中晚期之际典型的楚式鼎。器盖对铭28字，是楚王为其私名曰加的次女作入嫁随国的媵器。2012年随州文峰塔曾国墓葬M21中出土了一件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系首次考古发掘的明确称“随国”的器物，这两件与随国有关的铜器为解决春秋中晚期“曾、随之谜”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


　　此次展览还有一件极其珍贵的春秋青铜器，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具铭青铜俎——王子臣俎。俎作几形，俎面为束腰长方形，中部微凹，中央有一十字形镂孔，四隅分别有一L形镂孔，俎面下接四扁平高足，足断面呈凹槽形，每两足之间有扉牙相连。通身素面无纹。俎面两端有8字鸟篆铭文，为王子臣所作此俎用于祭祀。从铭文字体上看，其继承了淅川下寺M2所出王子午鼎铭文鸟篆字形修长之势，更显狭长，笔画迂曲蜿蜒，文字下端被刻意拉长尽显蚊脚之姿，使得文字重心有明显上移之势，而且笔画中夹有粗笔修饰，上述书体风格符合春秋晚期偏晚的时代特征。东周时期楚式俎比较发达，楚墓出土屡见不鲜，多为漆木、陶、铜等材质。东周楚墓设置礼俎呈现地位尊贵化趋势，尤其是青铜俎使用者规格更高，数量稀少，迄今仅见两例，即1978年淅川下寺楚墓M2出土的矩形镂孔俎（M2:49），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M2墓主学界一般认为是楚康王时期先后任大司马、令尹的薳子冯；19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十字形镂孔俎，为战国晚期楚幽王之物。上述二俎主人一为楚王、一为执政卿士，地位颇高，而此俎器主身份为“王子”，有可能是楚国王室中的一位公子，符合高级贵族的条件，且带有铭文，尚属首见，弥足珍贵。


　　这次特展还着重展示了几件艺术价值丰富、工艺水平高超的青铜器，反映了东周时期青铜文化蓬勃繁荣的风貌。莲盖蟠螭纹壶一对，规格、器形、纹饰皆相同，高49.3厘米、口径17.8厘米。侈口、束颈、垂腹、矮圈足，莲瓣盖，双顾首虎形耳。壶身被四周绹纹分隔为五层纹饰，分别为蟠螭化的变形饕餮纹。这对壶的器形、纹饰带有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器物特征，近似于河南辉县出土的、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赵孟疥壶，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蟠螭纹壶及1994年太原金胜村M673出土的蟠螭纹壶等，其年代亦当在春秋晚期偏晚。此壶成对，造型雄伟，纹饰精细，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鹰首提梁壶是一件集功能性与艺术性为一身的奇作。壶通高56.5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5厘米，重15.7千克。器口以鹰喙为流，盖作鹰首形，昂首，喙启闭灵活，上饰勾云纹，双目圆睁，上眼睑延伸出流线形眉饰，末端突起。长颈，深圆腹，矮圈足，通体饰平行沟纹，腹部中间有一周凸棱，后部有一环钮。提梁为一弯杆与两侧S形活动杆相接，活动杆穿过盖上的双环与颈部两侧的铆钉状耳相连。此式鹰首提梁壶多出自山东地区，1970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的鹰首壶,1996年临淄相家庄6号墓出土的鹰首壶与之形制、设计十分接近。诸城臧家庄墓葬年代被认定为战国中期，此壶与该墓出土之壶酷似，故时代也应定为战国中期较宜。相较之下，此壶之鹰首更加生动，工艺更为细致，颇富艺术价值。


　　镶嵌技术是东周青铜器装饰工艺的杰出成就，这次展览也汇集了一些精品。镶嵌孔雀石几何勾连云纹方壶，高48.4厘米，腹径25.9厘米，横截面呈方形，直口长颈，溜肩敛腹方圈足，肩两侧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耳。通体饰勾连云纹及几何纹，纹饰以错红铜为表现手法，间隙镶嵌孔雀石，错落有致，巧妙变化，极具观赏性。

二、文人翰墨

　　“文人翰墨”这个单元展示的是近年新入藏的书画精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几件明清名家作品是2010年国家文物局整体划拨的40万件文留文物中的佳作，它们是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被专家慧眼遴选出来的，首次问世，极为难得。
　　蓝瑛的《坐爱枫林晚图》轴，画风仿宋人范宽笔意，大气磅礴，雄伟犷阔，是其晚年作品中的佼佼者。陈洪绶的《荷花湖石图》轴，画面简洁素雅，所绘荷花轻盈淡雅，荷叶凄清参差，太湖石瘦皱漏透，高古意味浓郁。髡残的《山水图》轴，笔法娴熟，苍茫浑厚，尽显山灵水秀之味。
　　2015年新入藏的严复行书七言联，取法颜真卿行书，为其精心之作，书法册页是其临终之年所作，价值丰厚……


未完，欢迎订阅《艺术品》2016年02月刊，订购电话：(010)6303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