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北京之行

　　『海派』巨擘吴昌硕是否到过北京，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研究表明，吴昌硕至少曾有两次北京之行，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另一次是在一九一○年。①两次北京之行，吴昌硕的目的与所受到的待遇也不尽相同。

　　一八九四年，吴昌硕第一次来到北京。据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书中《年谱简编》所载：『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十一岁。二月，在北京以诗及印谱赠翁同龢。』另据《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二月初十（三月十六日）条所载：『江苏试用县吴俊卿送诗并印谱，似不俗。』②《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二月十三日条后记：『出城拜吴君俊卿，其人曾在吴平斋家处馆，年四十余，能篆书。似亦不甚倜傥。』③吴昌硕的年谱与翁同龢的日记两相印证，可以证实是吴昌硕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吴昌硕初次入京，翁同龢虽目测吴昌硕『年四十余』，实际此时的吴昌硕已年过五十，而仍为生计奔波。此时，吴昌硕是以诗人及篆刻家的面貌出现于翁同龢视野内，而翁同龢对于吴昌硕诗文及印谱的评价仅仅是『似不俗』。在出城拜访吴昌硕攀谈之后，了解到吴昌硕『能篆书』，对吴昌硕的感觉是『不甚倜傥』。④『旧传统里的入仕做官、建功立业均属读书人共有的理想和目标，所以吴昌硕也不可回避这种现实状态。那么，吴昌硕将自己的著作呈托当时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自然符合常情，亦可算作人际交往的必要手段。』⑤
　　一九一○年，吴昌硕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相较其第一次，要风光许多。《缶庐集》《话旧图》诗文前有按语，图》之所由作也。』⑥诗文如下：『天子巍巍庆永宁，景山松柏式芳型。碧甍金瓦罘罳外，游到高寒偶遂亭。城上西山画本开，恍随查客蹑蓬莱。承平时日官闲适，驻马通衢校酒才。无端幻蜃出潢池，泪滴金人劫覆棋。回首溪堂琴酒客，薇烹研食各天涯。』⑦

　　张弁群（一八七五—一九二二）名增熙，号查客，一作槎客。少时即因目疾而弃科举。后出国求医，遂受欧美教育新思潮影响，回国后在家乡独立办学，兴办实业方面，创办了南浔第一家纺织厂。工书法，精鉴赏，所藏金石碑版，率多善本。吴昌硕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住宿于张弁群寓所，张弁群尽地主之谊，带吴昌硕游览风景名胜，以美食美酒热情款待。诚如诗文中对多年前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及张查客《话旧图》的由来有所提及：『查客供职京师，曾客其寓庐，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其时在庚戌（一九一○），而辛亥之秋即丁大变，迄今未及十载。
　　前尘回首，如在梦中，所述『城上西山画本开，恍随查客蹑蓬莱』，『回首溪堂琴酒客，薇烹研食各天涯』。同时在《话旧图》诗文中写道『游到高寒偶遂亭』，清肃亲王善耆号『偶遂亭主人』，据《吴昌硕年谱》所载『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七岁……八月，刻《偶遂亭主》（朱文）印』⑧。

　　善耆（一八六六—一九二二），爱新觉罗氏，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皇太极子和硕肃亲王豪格的八世孙，清王朝最后一位肃亲王。能书善画。首都博物馆所藏《花卉册》及《书画合册》，结合吴昌硕《缶庐集》及《吴昌硕年谱》的文字资料，可印证吴昌硕第二次北京之行时与京城雅好书画的满蒙贵族、清廷官员及社会名流的交往。
　　吴昌硕、陈半丁等人的《书画合册》共计二十六开，由吴昌硕、陈半丁、毓麟、俞邍、邱梫、胡毓骥、李瑞清等人绘花卉、松石、人物，张增熙、李诜、蒋汝藻、冯汝玠等书字。此开绘硕果累累的一簇荔枝，果皮红艳、叶片翠绿，荔枝造型写实，用笔洒脱。上题『夔庵主人命画，为拟孟皋。庚戌（一九一○）初秋，吴俊卿』，钤『缶』朱文印。此开吴昌硕自题拟张孟皋⑨，张孟皋的花卉多『拟陈白阳笔意，兼用南田翁设色』⑩，因吴昌硕师其画风而名声大振。


　　喀喇沁右旗扎萨克、多罗都楞郡王贡桑诺尔布号『夔盦主人』。贡桑诺尔布（一八七二—一九三一）蒙古族人，姓兀良哈氏，字乐亭，号夔盦。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氏者勒篾的第二十四世裔孙，一九一二年被调进京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并晋封为亲王。著有《竹友斋诗集》《贡乐亭诗集》《夔盦诗词集》等。史树青《蒙古族书画收藏家贡桑诺尔布》一文中曾提及贡桑诺尔布赴『上海、杭州，访吴昌硕、李瑞清、曾熙等著名书画家，相与讨论鉴赏收藏及绘画艺术』。但未说明具体时间，所以很难推断出吴昌硕此次北京之行与贡王是初见还是旧识。吴昌硕《花卉册》共计十二开，图绘兰花怪石、玉兰、荔枝、凤仙花、桃花、葡萄朱菊、仙桃、荷花、柿子、牡丹、石榴等。《花卉册》后题『予以久患耳聋，废官吴下，朝夕以绘事作遣怀计，是册虽为随意涂抹，然一花一叶趣拟前辈古法，颇有敝帚自珍之意。庚戌（一九一○）秋游京师，夔盦主人雅好之，即以尘教。俊卿记于古槐轩』，钤『安吉吴俊昌石』白文印。


　　此开绘葡萄朱菊，画心上方题『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前人画紫葡萄往往写此二语。缶』，钤『仓硕』朱文印。画心左下方又题『朱菊摘以补空，更觉相映益鲜』，钤『聋』朱文印。葡萄从画心左上方斜延至画心中央，葡萄果实莹紫剔透，碧梗嫩翠。如仅绘葡萄则画面下方显得空旷，于是吴昌硕又补朱菊一枝。朱菊延葡萄走势由画面左侧斜伸至画面右方，既弥补了画面构图的不足，又为画面增添了色彩，相映成趣。

　　正如潘天寿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中所论：『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用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石涛等，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布局时，不论横幅、直幅，常常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也间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欢喜画藤本植物，如紫藤、葡萄、南瓜、葫芦，等等，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龙蛇失其夭矫之概。』
　　《花卉册》之一上题『千年桃实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食可得千万寿，朱颜长如十八九。吴俊卿』，钤『仓硕』朱文印。图中仙桃以红泼写，渗以黄绿色，复用红色收拾桃果形状并点厾桃之皮色，中墨写桃柄，仙桃用色鲜活欲滴，绝无甜俗之媚态。吴昌硕『以金石的古厚质朴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


　　吴昌硕初次入京并未在当时的京师艺坛激起多少涟漪，随着艺术的精进，交游圈的扩大，社会对其书画、篆刻艺术认同的增强，时隔十六年之后第二次入京则受到了当时上层贵族、官员及社会名流的热情接待。一八九四年，吴昌硕北京之行是为了推介自己；一九一○年时则是为了爱徒陈半丁。
　　陈半丁（一八七六—一九七○），名年，字静山，『吴昌硕因其为孪生子，为之更名为「半丁」』，浙江绍兴人。早年家境贫寒，从学徒时期开始接触绘画，但苦于无良师指点。在沪时陈半丁先后得到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的指点。吴昌硕邀陈半丁住到家中，朝夕相伴，使陈半丁的诗文、金石、书画得以全面发展。陈半丁一九○六年随金城来京，但当时北京的排外使陈半丁感到难于立足，遂返回上海。三年后请吴昌硕在京盘桓数月，将他推介于画坛，广交良师益友，并为陈半丁在琉璃厂两家纸店撰写画润。由此，陈半丁在北京画坛打开局面。


　　陈师曾称赞吴昌硕为中国画之印象派。『近时吴缶翁昌硕，画名震于海内外，其初受法于任伯年，后乃出入于青藤、雪个、白阳、复堂诸家，亦扬州八怪之后，不守绳墨者。而设色瘝丽，盖从叔得来。但叔尚取姿媚，缶翁则苍古出之，秾丽既寓于苍古之中，其刺激感情之强度，可与近世西洋印象派相类，即可谓之中国画之印象派矣。』
　　吴昌硕曾在画册中题写：『予爱画入骨髓，古画神品，非千金万金不能得，但得夏商周秦吉金文字之象形者，以为有画意，模仿其笔法。』吴昌硕对二十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推动，对于京派绘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齐白石从吴昌硕金石风格的笔墨精神中加以融会变化，成功地实施了衰年变法。吴昌硕的弟子陈半丁、陈师曾在北京画坛都是极有建树的画家、艺术活动家。吴昌硕以深厚的书法功力和诗文修养入画，于金石美学的绘画中融入文人趣味，凝铸出老辣、苍劲的个人风格。可称『晚清最后一位，也是现代最初的一位中国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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