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背影•丹青卷 —荣宝斋藏近代京派绘画展暨研讨会

　　20世纪初叶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转捩的特殊时期。千疮百孔的旧王朝远去，充满朝气的新时代君临。这种“辞旧迎新”的特别文化征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之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以及此际的“文人画传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荣宝斋较为完整地收藏了这批“京派画家”的作品。这些历史中的雪泥鸿爪，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绘画传承的基本线索和风格渊源。

　　时间：2016年4月9日 下午
　　地点：荣宝斋二楼画廊
　　主持人：王登科
　　整理：杨元元

　　主持人：各位先生、朋友，今天我们相聚于荣宝斋经营一部来研讨荣宝斋所藏的近现代“京派绘画”作品，这是一次难得的雅集。以下是今天请来的各位嘉宾：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学者、美术史家孙世昌及其夫人，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助理、《荣宝斋》期刊主编、画家徐鼎一，《中国书法》杂志主编、书画篆刻家朱培尔，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老树，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画家李林，空军福州指挥所参谋长、书法家蒋金明，策展人沈子若女士，杨仁恺先生的入室弟子、收藏家、鉴赏家、画家赵胥。
　　这次展览虽然仅是荣宝斋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但也可以说是荣宝斋近三十年收藏的精品。仅一上午，销售额就达三百多万，二十余张作品售出。虽然，荣宝斋是以销售为主，但在2016年荣宝斋有一个重大的战略文化调整，那就是从“经营型”向“学术型”转换。


　　刘岑：大家好，我是书画经营一部经理刘岑，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研讨会。这次展览策划了近两个月，旨在弘扬中国传统绘画精神，向大家展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艺术。展出有16位画家，共百余件作品，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京城的画家，如金城、陈少梅、胡佩衡、萧谦中等都是当时画坛的领军人物，我们想通过这次展览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时期的绘画。
　　孙世昌：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联系比较多，民国时期，张学良的两个儿子、女儿、女婿都跟李鹤筹学画，这是起源。另外，湖社的一批老画家，如“五老”（戴季陶、陈蔼士、陈果夫、潘公展、杨谱笙）奠定了辽宁中国画的基本格局，因为这几位老先生全是从北京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所以“京津画派”不仅局限于北京和天津，与东北画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那个时候对“京津画派”没什么认识，教我们的是刘凌沧先生，是中国画研究的主要画家之一，但是当时我对“京津画派”理解得很肤浅，只停留在喜欢或不喜欢的层面上，对于这个画派在近代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根本没有概念。后来当老师，要讲课、看画，才逐渐地有所了解，我觉得“京津画派”在近代可以说是北方的中国画重镇，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这代人早期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1967年毕业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都是处在一个反传统（的文化语境）之中，所以影响了我们这批人对“京津画派”的认识。


　　因为我参加了辽宁湖社画会的创建工作，与这几位老先生接触多一些，我们这代人的本领就是这几位老先生传给我们的。“京津画派”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创新。就像李可染说的，“得花很大力量打进去才能冲出来，你还没进去，哪谈得上出”。所以我对“京津画派”的理解，就是在到鲁迅美术学院之后，接触了很多画家，才知道这不只是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美术的传承。因为这些无论是留在中央美院的、天津美院的，还是留在东北的老师，他们把“京津”的这套思维方式、绘画技巧传到我们这代，我们再往下传，所以他们为传承“京津画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以前我们所忽略的。我觉得应当引起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画家、理论家们对“京津画派”的重视，要扩大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画本身。没继承就创新那不是中国画，所以“京津画派”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重新估价。
　　关于湖社画会的恢复，是当时北京、天津、台湾的一些画家来北京并决定由晏少翔老师牵头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重新恢复。当时，我和郭子绪负责注册，我们来往于北京、上海。其实，辽宁湖社画会是因为晏少翔等老先生到了东北，才在发展美术教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听到孙老师讲述湖社以另外一段历史，在辽宁发展的这一段往事。孙老师所讲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一种风格、流派在当时可能并不那么彰显，但是一旦时光远去，就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京津画派”，所散发的气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可能是孙先生这一代人才有的深刻感受。


　　徐鼎一：我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展览，这个展览的题目起得非常好，“世纪的背影”，从题目中我就想到以前读书时朱自清的《背影》，这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背影有着既遥远又很辛酸的感觉，五味杂陈，但是又有着温暖的感觉，能够温暖我们的心灵。
　　与商周时期相似，民国时期的京派老画家，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相当于商周时期的伯夷。艺术需要继承，我们不能因为创新就丢掉传统，所以他们大声疾呼要保留国粹，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北京，还有上海。上海黄宾虹、贺天建这些老先生在一起也是办杂志—《国画月刊》，这些老先生做的事情就像留下的背影。虽然艺术的创新需要往前走，但是往前走不意味着我们要丢掉传统，精神的载体是需要形式承载的，形式与文字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自己也编了一份叫做《艺衡》的杂志，相同的字音，有相同的意义，也是一种永恒、平衡，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办这个展览是恰到好处的。虽然这些作品不一定是这些老艺术家最经典的作品，但我们能看到还是非常难得。荣宝斋这些年也是想转型，前些年以艺术经营为主，在新的时期正是可以积蓄力量做事的时候。荣宝斋出版社这些年有一些成果，比如“美术学博士论丛”“黄宾虹全编”等一系列书籍。

　　主持人：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是一个背影，这些大师们落英缤纷，离我们而去，但是大家传承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或缺的。好像我们今天缺少了好多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很微妙，我觉得有所讨论，像刚才所讲到的，中国画画家们传承的看起来是一种笔墨，其实更是心灵的朝向，人生的一种正确的生活观念。


　　朱培尔：虽然经常来荣宝斋，但是从没有上过二楼，不是原来的作品不好，而是缺少一点张扬，同时价格也非常高。今天的这个展览本身是一个商业展，作品有标价，而且这个标价十分的亲民，既亲民，还表现出一种艺术感。令我想到去年在上海参加的一个展览，也有很多藏画，有一组非常好，当时有好多人在问价钱，这说明好的东西有市场，精品的东西更有市场。我觉得荣宝斋他不仅是一个经营型单位，也不只是一个收藏单位。荣宝斋作为一个老字号，具有提升大众审美的作用，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拍卖行也不是一般的画廊。今天的展览让我特别有感触，像徐操、陈少梅这些先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们小时候学画画、练字的时候，都知道这些先生。但是他们的作品在最近几十年的市场中受到冷落，无论是他们创作的方式、理念，甚至他们表现的内容都比较受冷落。但最近几年关注他们的藏家，或者是关注他们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在“五四运动”那个强调创新革新的时期，这是一批受人冷落的传统守望者，对他们作品的关注也表达了我们现在一种理念的转换。


　　主持人：培尔讲的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荣宝斋这次以亲民的价格、姿态，让观众近距离的观看。这些一百多年前的画家，在当时可能就是荣宝斋的常客，虽然今天他们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作品还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品味他们的作品，这也是荣宝斋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一种效果。
　　老树：看这个展览，其中有几位画家不太了解，比如金城。但是刚才朱培尔说到这个“亲民”，前几天阿城出了一套文集，回忆“文革”期间，他到荣宝斋看画，有一本书在架子上够不着，伙计马上拿下来给他看，其实，很多像他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有就可能成为潜在的买家。就像刚才说到的，当时的很多画家小时候可能就在这一带转悠，日后成长为大艺术家。文化的养成有时需要日常生活的浸淫，其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如何向大众说明艺术品的内在价值，确实需要做一些工作。比如说疏理的工作，比如现在的《荣宝斋》期刊、《艺术品》期刊，包括网络媒体、新媒体，做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也属于研究疏理的一部分。
　　今天谈的“京派”，过去也有人研究，“京派”也好，“岭南派”也好，在今天大学里也有很多相关专著出现。一个艺术团体是不是有共同的艺术追求，这个需要我们搞清楚。如果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没有什么一致性，这也是很重要的研究结果。“京派绘画”很特殊，各人有各自的面貌。所以，这个团体没有太长久，慢慢就散了，艺术家的个性都太强了。如果艺术史搞不清楚，就容易将一个社团、一段历史平面化。再有一个就是对艺术作品在历史中的价值定位，这也非常重要。比如金城，原来真不了解。我很偶然的得到了一本关于他的艺术史著作，于是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一下子就打通了。艺术家的事迹、艺术特点，以及交友来往，这些都需要通过媒体推广出来。
　　荣宝斋如果能从经营型转变为具有学术能力的经营单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荣宝斋可以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设立一个研究基金，专门研究京津地区的艺术生态圈子，这样杂志出版也好，展览策展也好，学术价值就非常大。例如一幅作品可能今天值一百万，如果弄清楚他的历史脉络，价格也许就不只一百万了。这也许只是设想，但是研究肯定是必要的。荣宝斋不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但是可以基于自身强大的品牌优势与京城的各大科研院所紧密联系在一起。


　　蒋金明：荣宝斋是我们从小画画写字的人都憧憬的地方，这次我看到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尽管不是这些大师们的代表作，但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气息和气象，对我们后辈的学习是极重要的，它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当下的艺术层面或是艺术生态中，把这些百年前艺术大师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特别用“背影”这种形式，触动了我们的心弦。在当前这种浮躁的状态下，无论写字、画画都需要这种沉稳，从他们这些老先生身上无形当中得到了陶染。第二，荣宝斋作为一个百年老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品牌，对社会的艺术导向起着引领作用。


　　李林：因为我是研究美术史出身，在中央美院主要研究汉唐时期，但我对于近现代艺术也很感兴趣。我加入到辽宁湖社以后，也了解到一些京津地区的情况。就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通古的问题，一个是论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逻辑关系的，我们谈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谈论的是传统的传承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如果严谨一点，我可能更愿意先把“京派”的概念问题搁置起来，而倾向于一个京津地区的画家群体的问题，因为一旦有一个流派的问题，就需要有一个趋同性或者说一个共同性的问题了，我更愿意这个地区的画家群体有多元面貌。这些是美术的基础问题，首先做好一个基础工作，才能从里面疏理出来一些问题，尤其像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民国乃至近代。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而且是一个大的时代转变，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转变，而是思想、文化乃至于一个社会的巨变。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在这个时期之所以产生巨变，土壤根基是什么，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对我们当下的创作是有帮助的，我们疏理清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包括一些技法传统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如何创造出这些艺术家。京派画家这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美术史中是被忽略的，现在重新发掘它的价值和意义，是由于我们发现了它对于近现代一些转折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如果把这个问题疏理清楚了，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和思考。


　　主持人：李林从古谈今，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们只是为美术馆、博物馆画，其实跟艺术没关系，所以刚才提到回归到生活里边，这样的艺术才持久才有意义，对人生才有启发。如果美术是美术馆自己的事，唱歌是歌唱家自己的事，那就跟大众的生活没有关系。


　　赵胥：我是画画出身，主要收藏民国时期的名人信札，对老先生们比较感兴趣。这个展览我感觉很好，这里有相对复杂的作品，从画画的角度我最喜欢陈师曾先生的作品，可惜他英年早逝。通常，我不太喜欢“北派”画家，相比之下更喜欢“南派”的，他们的才气更足一些。但是今天的展览让我见到了“北派”的正宗，功夫了得，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这次展览看到一些之前没看到的作品，对一些画家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从收藏角度上来讲，我确实觉得这个展览的作品价格亲民、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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