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彭举日记》述略

一

　　《彭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上海工美第七十六届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拍品。不过，该场拍卖的图录编印者并未仔细阅读《日记》，故拍品仅题为：『民国日记及钞本』，未著录作者。拍品提要云：

　　『日记四册，渝人所写，书法醇熟，此人供职学院，当为名士，日记中多录与蒙裁成、挥（应为「恽」—笔者按）代英等交游琐事，其中与萧楚女、邓少琴交往颇深。与川地学者论道观点、校务、学界新闻等，并亲历袁祖铭的黔军入渝等，渝地发生的历史、军事事件，两份日记写在民国十二年及二十三年，另有钞本五册，为读书摘录，字迹与日记之行书不同。』

　　拍卖预展时，湖北藏书家陈琦逐页翻阅了《日记》，确定其为四川学者彭举（字云生）所记，并最终全力将其拍下，收入陈氏徐徐堂中。十月二十一日，陈琦在其微信朋友圈晒出所购《彭举日记》并题『蜀中大儒彭举』。我对于彭举其人其学所知甚少，不过，既然《日记》中有关于恽代英、萧楚女两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事迹，我还是颇感兴趣。其后与陈琦的交流中，又得知《日记》中还有不少关于现代著名史学家蒙文通的资料，并云于学术史之研究颇有裨益。二○一四年初，陈琦将《日记》中关于蒙文通的资料拍照，并通过电子邮箱发给我，这更进一步引起我的好奇与兴趣，《日记》中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资料呢？我遂提出能否借阅这几册《日记》，陈琦的慷慨出乎我的意外。三月下旬，其于参加北京海王村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之际，将《彭举日记》四册连同五册《读书摘录》一齐交到我的手中。之后，由于其女公子诞生，家事繁忙，陈琦一直没有再来京城，《日记》在寒舍一搁就是一年多，直至本月，方通过顺丰快递回归其主人。

　　《日记》四册，《读书摘录》五册，均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线装记事本记录。封面印『岁寒三友』画，题『岁寒三友，紫翔作于涵芬楼』，绿格，扉页为红印，印『记事珠』三字。
　　《日记》按作者所题年、月、日记录，其中一册记事从甲戌年（一九三四）七月十四号起，迄十月二号，有间断，记与邓少琴等同游峨眉山及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授课事宜。另外三册，为民国十二年、十三年的日记：其一册，记事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七号至次年（一九二四）二月八号，有间断。其中十月十九号后插入孙少荆述九月同左舜生赴京开少年中国学会情况，及该学会苏州会议讨论的结果。另两册仅题月、日，未题年代，但依《日记》中记事，亦可断定其年代。一册记事从公历八月八号迄至九月三十号，其中八月十五号记『近胡适之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篇，梁启超又继续发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篇，均登载《清华周刊》，各报转载者甚众』。查《清华周刊》，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登载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民国十二年第二期，而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登载于第三期。又《日记》八月三十号记，『午后五钟接效春两函，均八月十九日发……又云（蒙）文通已入内学院』。按王恩洋《四十自述》云『十二年暑假，内院筹备招纳新生，下期开办试学部……下午来学者，有存厚、蕙庭等诸比丘，及韩畋畦、蒙文通、黄通儒、刘衡如诸同学，共十余人』。是蒙文通入支那内学院为民国十二年事，故此册日记应为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所记。另一册记事从公历十月十号始至十一月至十二月十七号，中阙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按其记事，十月十七号『慕韩、舜生诸兄，发起办一《醒狮》周报，专鼓吹国家主义。约予与小舷加入基本社员并附理由书及周报社条例各十份』。《醒狮》周报为曾琦（字慕韩）、左舜生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创办的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又十一月二十五号到十二月十三号，记德阳丸案后重庆各界之游行示威，也是一九二四年的历史事件，故是册应为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日记。

　　确定此数册《日记》为彭举所记最确凿证据，应为《日记》所录恽代英致彭举的一封书信（详后）。


二

　　彭举（一八八七—一九六六），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字云生，又作芸生、芸荪、芸村，自号百衲小巢主或顽石子。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堰县（今崇州市，归成都市管辖）太平乡（今崇平镇）羊叉堰，晚年居成都老西门外。
　　彭举的传记资料，仅见《百衲小巢遗诗》附录《先祖事略》（以下简称《事略》）。是书为彭举孙女彭庸所整理、编订之彭举遗诗。因是非正式出版物，流传较罕，笔者侥幸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一本。

　　兹将《事略》中有关彭举履历摘录如次：
　　『一九一三年入成都国学院，师名山吴伯朅、井研廖季平、仪征刘申叔，友盐亭蒙文通、温江王光祈、巴县向宗鲁及县人杨叔明、润六叔侄，先祖之学乃更博通，而所交游多学者志士，世以「彭蒙」并称。后寓省图书馆县人韩德滋处。因从华阳林山腴先生游。』
　　『一九一七年至沪更会诸多爱国青年，遂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一九年成都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李劼人为书记，胡少襄、周晓和、穆济波、何鲁之、孙少荆、李哲生、李小舫及先祖共九人，办刊《星期日》，鼓吹新进思想。时先祖除文章外，亦写新诗、歌剧，笔名微笑。』

　　『一九二一年与唐迪风、蒙文通、杨叔明同教重庆联中，而刘明扬、刘泗英分任教训，时恽代英等主讲川东讲习会，团结为友。明年蒙文通掌渝省二女师，聘主教务，萧楚女、卢作孚、韩文畦、张闻天等先后任国文教习。一九二四年赴南京开中华教育改进会及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代表有恽代英、余家菊等十三人。二十五年进谒欧阳竟无大师，执弟子礼。在上海晤左舜生加入中国青年党，初入党为探索救国之途也，后觉该党行事与已之初衷相忤，遂登报申明脱籍，然诸党人，先祖以旧友故仍作诗酒交。』

　　『一九二七年张表方聃任成都大学文预科国文，山腴先生荐兼师范大学国文部文学批评，继又兼教省女师，自此以培育人才教育救国为己任，历教成都诸大学廿余年，所授科目除国文外，其他如经子、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骈文、目录学、史传等都开设过。更与唐迪风等开设敬业学院（并附中学），迪风为院长。先祖掌教务……一九三一年四入京师，为敬业募基金……困居京时阅北平图书馆善本并加入图书馆协会，与乡贤傅沅叔，长沙杨树达先生为友，谒新城王晋卿先生而师事之，岁暮且归。』
　　『一九三二年日军犯沪，筹办《国难日报》呼吁救亡。又五入京师过行都洛阳识朱少滨、邵次公、高亨诸学士，归为王兆荣先生聘川大中文系继改专任教授，仍兼华大。』
　　『一九三九年随川大迁峨眉，一九四○年应大理民族文化书院聃教经子，过嘉州访马一浮。』
　　『一九四二年任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川康农工学院国文，与顾颉刚、钱滨泗、刘国钧、金毓黻诸学人交契。』

　　『解放后曾挂牌行医，后政府礼聘为文史馆研究员，一九五六年重庆师借聘为中文系教授，终因年老力衰越岁而返。此后或于馆中从事杜诗研究，或为杜甫草堂顾问整理文献，或编书志，或为省图书馆清理善本等工作。』
　　以上履历大约概括了彭举一生的求学、从教、参加社团、交友等活动。不过，由于彭庸编订《事略》时，未对相关史实进行认真考订，致《事略》有几处讹误之处。如《事略》云彭举于一九一七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然据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云『本会（即少年中国学会）在去年（即一九一八）六月三十日发起，同人为郑重其事起见，筹备期间，预定一年，应于今年七月一日开成立大会』③。可见，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方才正式宣告成立。又《事略》云『明年（即一九二二）蒙文通掌渝省二女师，聘主教务』。此处时间、人物均误，执掌重庆第二女师应为蒙裁成（号公甫），为蒙文通的伯父。蒙裁成到任时间，为一九二一年。丁秀君《蒙裁成先生事略》云：『一九二一年秋（民国十年）先生到省立重庆二女师。从先生到校训话起，一直施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生向上，做顶天立地的人。』又云：『先生长校四年，把一堂死水的女师，办得生机勃勃。』因此，民国十二年、十三年重庆二女师正是由蒙裁成任校长、彭举任教务主任时期。
　　《日记》中对学校乃至重庆教育界的活动有所记录。如民国十二年九月十二号记『重庆各学校各教育机关，在巴县劝学所开欢迎中华教育改进社推士博士筹备会，议推本校为招待主任，川师为文书主任……又推蒙公甫及鄢公复两位为筹备主任』。十月七号记『美国自然科学家推士博士曾任中学教授二十年，大学教授十年，现在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委托来川调查科学教授状况。重庆各界人士定于今日在文庙正式开欢迎会，推巴县视学鄢公复君主席，本校学生唱欢迎歌，推士讲演，由东南大学化学教授张子高君翻译』。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记『校友会开会讨论德阳丸案事并派交际员接洽本埠各学校各法团，决于二十七日午前十钟在文庙讨论办法』。十一月二十六日记『午后三时在巴县图书馆开临时教职员联合会讨论德阳丸案事并推代表四人明日赴各界联合会』。十二月十三日记『昨夜校长在大礼堂集合学生报告省公署会议情形并阻止学生今日游行示威，嗣经外交后援后各代表提议，今日非游行不可』。
　　《日记》中记载当时彭举交往的友人中，蒙文通、唐迪风、杨叔明、萧楚女、成荣章、卢作孚、周弗陵、唐、邓少琴、韩文畦等均为彭举在重庆二师的同事，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一九二一年曾在彭举任教的重庆联中讲演。孙少荆、李劼人为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成员，杨效春、左舜生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成员。

三

　　《日记》中有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在重庆情况的零星记载。

　　按前引《事略》称『时（一九二一）恽代英等主讲川东讲习会，团结为友』。检李良明等编《恽代英年谱》，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及十月二十五日恽代英分别在重庆联中及川东师范讲演。又十月二十四日称『联中教务主任偕学生代表十余人，欲「拦截」他为训育主任，被「婉拒」』。后恽代英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主任。因此，恽代英并未在重庆联中任教。而《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言『（蒙文通）下半年转任重庆联中国文教师。同去者有彭云生、杨叔明、唐迪风，同校任教者还有恽代英』，显然有误。《日记》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一号记『九点钟胡平治、鲁省吾……来向余说联中近状，渠等尚深愿代英接办复校事』。胡平治、鲁省吾时为重庆联中学生。此时距恽代英在联中的讲演已近两年，联中学生仍对恽代英念念不忘，或彼时恽代英的讲演给联中学生以太强烈的震撼。另《日记》九月二号记『代英昨日来校，今日将前代青年社所购风琴一架呈缴警厅，由警厅转借本校』。九月三号『早餐后同弗陵、楚女、代英过作孚处，因催促南谷学费事……代英午后五钟搭大来喜轮船出门。学校托其在上海代订《时事新报》半年、《学灯》《觉悟》若干册，当交银洋十元』。《恽代英年谱》未记载其于一九二三年九月曾到过重庆，故以上两则日记可补充《年谱》之缺漏。

　　关于张闻天，其到重庆二女师任教时间较晚，故《日记》仅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记『张闻天今日讲演，大意是说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
　　据《萧楚女文存》附录《萧楚女生平和著作年表》载，萧楚女一九二三年六月到重庆二女师任教。《日记》记载萧楚女处较多。从记载看，萧楚女和彭举之间存在明显思想分歧，并由此产生矛盾，以至萧楚女几度欲辞职。如《日记》八月二十四号记『夜八钟，开入学考试会议，并提议小学部升学插班事宜……楚女因有误会，未终席即走，并提出辞职书，嗣经校长及我再三劝慰，心始释然』。八月二十六号记『午后四钟，楚女欲解聘回湖北省亲疾病，向余再三申说。余曾再三留之。晚饭后，复忿忿向余与铁风云：决意解聘，明日即搬出。余与铁风均苦口留之。入夜又与荣章留之，渠始允不解』。九月二十六号记，『（彭举）拟质问楚女未果』。九月二十九日『楚女移至《新蜀报》』。
　　萧楚女于该年秋往泸州从事宣传活动。十二月二十三号，彭举收到萧楚女自泸县川南师范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两人间存在学派见解的不同。信中称呼收信人『彭云生先生』，也是此《日记》为彭举所记最确切的证明。《彭举日记》全文载录了萧楚女此信。由于此信未见于任何公开出版物，兹移录如下，以备将来整理萧楚女文集之用。
　　『云生先生：
　　为了人类底缘故，我要求你饶恕我！
　　『我们都是现代的教人者，而且我们都是今日中国底改革者，我们万不可留一点痕迹给青年们做印象！

　　『本来我们俩，因为学派底的见解不同，而致分道。原是一个高尚的友谊。然而旁人或不解，辄以为我们之间存下了什么怨恨。本来我们在第二次见面时，并无一毫芥蒂，然而因有过那么一回事，不经过一次披肝掬肝的彼此谅解，似乎总不足以示他人以我们的人格之高尚。喻孝权来信，说「先生与云生先生之怨不解，则不免大有影响于青年」。云生先生，「怨」！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果然存在么？我相信彭云生决不是因学术上争论而遂积怨的人；而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若是因此遂和云生成怨，那么，我就真正不配同云生争，而且玷污云生厚矣！但我实在畏惧「大有影响于青年」这句话，我不能不首先把我底手，形式的递给先生，在我们底精神的友谊之外，再添一层形式的保证，我不问你究竟对我如何，我们在向你宣告说：
　　『「我和彭云生先生，应该洗净已往的事迹，使青年们十分了解我们之间，并无一丝一毫的人身对敌的意思。」
　　『已往的事，我自然不能不有些错—然而我底亲爱的协作者，你也错了！我不敢对于你再说什么，但我自己今后将矢定了要改革我底「伪勇」而努力于养成「真勇」！
　　『文通兄来一信，我想也不妨呈给先生一看！我现在早已给信文通、效春，告慰他们—说我们已经在相片的十字架前，热烈的接吻了！
　　『真正的友谊，出于友谊的隔阂中，先生如何看法，我且不问—尽我心之所安，这样地写了而已！不日轮船通行，即便来渝相谈！
　　『我希望此函，及致文通函，能向全校底同事同学公开—但除外足以惹起无谓之嘲笑的邓、罗两君。
　　『附上喻、蒙两函，请阅信代为保存，来渝时再取—此两函我将留作一种纪念也！
　　『希望你努力加餐饭！楚女十九日夜三更。』

　　彭、萧两人虽同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但此时萧楚女已是共产主义者，而彭举则倾向国家主义，其言『将余家菊、李璜合著之《国家主义教育论》看完，令予怦然心动。看至激昂奋发处，有几欲令予泣下者。数年来，中国人几不知复世间有廉耻事矣。不责志意之不立，惟咎环境之不良，不责民气之销沈，惟咎经济之压迫。吁，何其昧良至是』！（《日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号）但分歧归分歧，双方在培育青年，改造旧社会，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努力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萧楚女希望能够彼此谅解，重新建立友谊，以免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彭、萧之间的分歧可视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派别分歧和矛盾的缩影，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走到一起，建立学会，但彼此间分歧及矛盾的深化又最终导致学会的分裂。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四号『楚女因母病重，今日午后拟搭轮回汉』。暂时离开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