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历史的目光

　 　“站在这里眺望伊斯坦布尔，你会感觉自己就是一位国王。”站在有着160 年历史，连接近金角湾以及东西方文化纽带的加拉塔桥上，说这话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那位20 世纪土耳其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的确，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在伊斯坦布尔的海边长椅上坐坐，看白云高悬，看海鸥低飞，看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涛翻滚，确实能凭空生出几分这样的豪气。

　　发了呆之后，转身在挤满了人的埃米诺努码头边买个土耳其的国民小吃—洋葱炸鱼，那鱼是海边垂钓的人甩起长长的鱼竿一击即中或者多击才中的成果，直接就送到小摊边上，鱼的香味和腥气，生洋葱的辛辣气息与海洋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这或许就是“欧亚一城”伊斯坦布尔的最初味道。
　　“初春。一只黑鸢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随风翱翔。它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懒洋洋地画着圈，似乎被束缚在尖塔上。从这里，它可以俯瞰这座1500 万人口的城市，泰然自若地静观光阴流逝。”作家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曾这样描述他对伊斯坦布尔的第一观感；随后，他畅想这只猛禽的先祖在1453 年初春的寒冷清晨也在这座城市上空盘旋—当然，那时它还被称作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1453，这只是一个数字。又不仅是一个数字。
　　很多历史迷和游戏玩家都能准确说出这个数字的真正含义—这一年的5 月，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奥斯曼帝国将这座城池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
　　说来有趣，讲希腊语的拜占庭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作“波利斯”，意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进城”—eis tin polin，有学者考证，土耳其人也许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了“Istanbul”，这座城市才会有了这个也已经延续了500 多年的“新”名字。

　　而在此之前，在1453 年之前，在那还未被攻破的伟大城市中，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眺望东方的旭日，仿佛象征着君士坦丁堡的地位—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而在1453 年，两军交战之际，尚且屹立不倒的查士丁尼仍然手指东方，似乎又在向他的臣民表明：最终终结这个帝国的，是来自东方的力量。
　　如今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查士丁尼的雕像早已无迹可寻—1453 年5 月29 日城破之际，它毁于奥斯曼帝国士兵之手；同时，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世界上两大独神教在此激烈碰撞，所引发的变革，在绵延500 多年之后的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

　　当我在这个如同作家肖恩·希恩所描述的“扩大版的水城威尼斯”游走，看到于斯屈达尔近海小岛上的处女灯塔（KizKulesi），想到希腊传说中利安德（leander）和海洛（Hero）的爱情悲剧；或者在宏大昏暗的索菲亚大教堂56 米直径的巨大穹顶下，在安静幽冷的柯拉教堂中静观中世纪的宗教镶嵌画，看到耶稣与徒众眉眼间的执着与平静，想起艺术家陈丹青所说的“越是古早的宗教画越是风神凛然”而心有戚戚；在苏丹广场，埃及方尖碑、青铜蛇柱、拜占庭时代的战车竞技场和赛马场遗址与君士坦丁堡纪念碑依次排列，历史的流动也未能驱散旁边卖小手工艺品摊位的“活色生香”；或者，就在“1453”的直接产物—默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1616 年竣工的蓝色清真寺中游荡吧，看白天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在瓷砖上反射出奇幻的蓝白交织的光晕，看入夜后像紫水晶一般纯净的天空每每都能让我想起果戈里曾说过的话：“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
　　”真正能让人听到“建筑的诉说”的，不是那些知名景点，反倒是水道桥和早已成为废墟的君士坦丁城墙。公元378 年瓦伦斯皇帝时代始建的瓦伦斯水道桥长971 米，高29 米，上下共158 个拱形，直至19 世纪初仍在使用。据说，这座水道桥是魔鬼在一夕之间建成的。水道桥的尽头湮没在不知名的小街巷中，那些逐渐缩小的洞口和排水口长满了丰盛的野草与灌木，残垣断壁、荒草蔓生，在阳光下的风中抖动，黑黑的洞口有的已被堵住，吸收了1700 多年的历史岁月。旁边有些零散的“露天茶店”，约莫40 至60 岁的大肚子男人们，坐在小凳上，三五成群，聚在小桌子边喝着小杯的红茶，不知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畅想：哪一块砖，当年曾被督战守军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抚摸过？

　　而历经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是中世纪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对14 世纪和15 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而言，它则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在1453 年之前的1123 年里，君士坦丁堡被围攻了大约23 次。但它只被攻破过一次—不是被阿拉伯人或者保加尔人，而是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骑士占领。

　　在走到城中山坡顶端的苏莱曼清真寺的路上，我偶遇MollaGüarni Camii—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废墟—已经荒废的罗马式建筑。可以看到小型宣礼塔和矮小房屋的遗迹，地面垃圾四溢；在破败的建筑骨架中，霉味令人迷醉，阳光透过树洒到这座废墟上，斑驳的阴影呼应四周的一片静谧，只有午后的阳光在空气中流动。这并非景点，也没有任何介绍，仿佛只是周围住家丢弃废物的场所。然而，就在这里，穿透时间的迷雾，我仿佛看见了历史的痕迹。
　　在那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景点，圣索菲亚大教堂，略显平凡的红色外墙中，是古典主义晚期最了不起的建筑。它那巨大的穹顶，让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惊叹“它似乎不是建在坚固的砖石之上，而是飘浮在半空中，遮盖着下方的空间”。陈丹青言语中“人变小了，稍有言动，即是闷住的回声，旋即消音”的高度与广度，也让10 世纪从基辅前来寻求真理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礼拜仪式的壮美，最终使俄罗斯人皈依了东正教。

　　然而，难道不是伊斯兰教不允许教徒饮酒才使俄国人转向的么？似乎罗杰·克劳利在《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中描述得更为确切：“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这或许也是1453年4 月6 日，穆罕默德二世大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深层诱因之一，那个关于科技、宗教、地理的故事，关于人类的勇气与残忍、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幸运、怯懦、偏见和奥秘的故事才会在围城近两个月的战争中渐次展开。

　　站在埃米诺努的耶尼清真寺门前—耶尼（Yeni）意为“新”，说它新，也有300 年的历史了—看到加拉塔大桥金角湾一侧的风光，看风雨欲来的云层低垂，群鸥乱飞，看一望无际的层云和船在海洋中往来游弋—不知道当年君士坦丁十一世从这里望向比他小27 岁的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庞大军队，想到他的帝国已经锐减到只有都城和周围郊区、少数几个岛屿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若干领地之时，会有怎样的感怀。作为帝国的末代皇帝，他没有留下子女，15 世纪40 年代末期，两次丧妻的他多次努力与外国王室联姻，希望支撑起破碎的帝国，但均以失败告终。
　　他真的就像明代崇祯帝一样，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力图挽回自己的国家；然而，命运却不会眷顾被人同情的这一方，何况他的对手是代表了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有着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的学者兼暴君默罕默德二世。
　　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到了自己的“临界点”，这片土地即将属于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同时又热爱波斯诗歌与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专家，又极端迷信的“法提赫”—征服者。
　　1453 年5 月29 日，君士坦丁堡城破，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第88 位拜占庭皇帝死于乱军之中，没人知道他是死于敌人的刀剑，还是在混乱中被踩踏而死。而那时，他的守军只剩200 余人。“一连53 天，他们的微弱兵力挫败了无比强大的奥斯曼军队，他们抵挡住了史上最大的大炮在中世纪发出的最猛烈的轰击—消耗了约5000 发炮弹和5.5 万磅火药；他们击退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和十几次较小的突袭，杀死了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士兵，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地道和攻城塔；他们在海上与敌人激战，从城内出击，进行谈判，并不懈地消磨敌人的斗志。”历史最为残忍的一点是—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接近胜利。

　　拜占庭盛世已邈，衰竭周期已届—征服它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穆罕默德二世的后世和子民，400 年后的命运又何尝不惊人相似。历史永劫轮回，而拜占庭人相信，时间是环形循环和对称的。如今，拜占庭的文物，和那些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文明随意“堆积”在伊斯坦布尔街头，让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一个纷繁复杂的考古现场。唯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的小亚细亚，还被称作“安纳托利亚”，它在希腊语意为“东方”。
　　安纳托利亚，是西方凝望东方的“眼睛”，而对于一个飞行10 小时跑去伊斯坦布尔这个“西方”的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去看“西洋景”的—一眼千年，想去饱览两个伟大帝国的兴衰荣辱，或者仅仅要到色彩迷离的蓝色清真寺里感受；或者只是看人和街景—通往加拉塔塔的陡坡，人爬上去都费劲，汽车和摩托车却肆无忌惮地往下直冲；在塔克西姆广场，年轻男人和小男孩趴上铛铛车，发泄多余的精力；大巴扎里没有地毯托儿，到处都是人在聊天—闲谈，或者聊着什么隐秘的大笔生意吧—面前无一例外摆着小玻璃杯的红茶；街头的榨汁摊位吊挂、堆叠着许多橘子，把店面和店主都淹没了，水果摊摆着各种叫得上名和叫不上名的水果，香甜好看，但看摊儿的中年店主却盯着街上更好看的姑娘目不转睛……
　　漫布伊斯坦布尔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法提赫清真寺中，一团团的灯泡如同光环，辉映着蓝绿色主调的玻璃窗透出的日光，地下全是戴白色小帽做祷告的男人。清真寺在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中，也成为社交和休闲的场所—中午烈日炎炎，大活人在清真寺的角落里横躺着齁齁睡去，胖拽拽的小男孩坐在清真寺的地毯上玩耍，小胖女孩穿着花衣和斗篷，梳着朝天揪小辫，在爸妈祈祷的时刻到处乱跑，欢快得很……在伊斯坦布尔，城市人的生活并不能用“安之若素”之类的词来形容，他们的生活，天然带有一些热烈的味道。
　　唯一不热烈的可能是街头的猫咪。在大街小巷逡巡，伊城的猫咪或走或趴，无一例外，对游荡者的“骚扰”丝毫不为所动。那样淡定的目光，在它们的“主人”那里可不多见。

　　曾见有学者撰文，言及伊斯坦布尔非常奇特：在西欧人看来，它充满东方风情。可不是么，要不然阿加莎·克里斯蒂也不会痴迷于写下从这里出发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如今这里也不会充斥了这么多金发碧眼的西欧游客和战斗民族的兄弟。但在“超级东方”的我们看来，这个地方又充满了欧洲独特的人文历史味道。所以，在伊斯坦布尔，当西方遇到东方，情景总是特别有趣：我总能在街巷中、广场上、海峡边与不同的目光“不期而遇”—当来自东方的我，努力去看更多相对于我们十分“西方”的土耳其人，品评人家的络腮胡和大肚子的时候，也自然会收获更多好奇的当地目光。据说，尽管开放旅游已有很多时日，土耳其人还是很少见到“落单”的东亚人；他们最初很难想象，原来真的有人“眼睛长得那么小……”
　　在这种相互的“想象”和“目睹”中，自带“饼脸”和“缝眼”的我有时会被穆斯林姑娘团团围住合影，中学生做街头采访时也会成为“约谈”的首选对象。原因无他—长相太特殊。
　　还是由于“长相清奇”，在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里，一群小学生见到我，不顾馆内禁止喧哗的规定，七嘴八舌追问来自何处。“China。”我答。一个男孩傻乎乎不知所谓，另一个孩子打了他的头，大叫“çin”。于是大家恍然大悟—在土耳其语中，“中国”是“çin”—秦，那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在遇到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的皇帝之前，好久好久以前，向西进发的“源动力”。一瞬间，在这个让自己成为“国王”的城市，在那海鱼和洋葱混合的味道中，在那些各色皮肤交汇的目光中，我仿佛听到历史的脚步延宕2000 年后的回响，我们和他们，在欧亚大陆上，通过探寻的目光，又一次发现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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