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镛与晚清印人交游考略—以碑帖鉴藏印为中心

一

　　沈树镛(一八三二─一八七三)，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斋号汉石经室、宝董室、灵寿花馆、校经庐等，松江府川沙城厢(今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先世商，至沈树镛则以收藏名世，著有《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书画心赏日录》《补寰宇访碑录》(与赵之谦合撰)等。
　　沈树镛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杨守敬在与日本书家日下部鸣鹤的笔谈中，谈到当时中国的『好古家』时说：『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吴大澂在为沈树镛遗稿《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作序中也说：『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海内，尤非张氏清仪阁比。』可见，沈树镛在晚清碑帖收藏界的执牛耳地位，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上海图书馆藏有《郑斋金石题跋记》一卷，由潘承厚、吴湖帆在《汉石经室金石跋尾》原稿基础上增辑而成，共著录秦汉魏南北朝碑刻拓本八十四种，隋唐及以后拓本二十种，帖十四种，这无疑只是沈树镛全部碑帖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从他生前几笔较大规模的碑帖购入来看，沈氏收藏的碑帖总数应该十分可观。例如，他收藏的刘喜海旧藏拓本即多达五千多种，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三月，即一次性从刘氏后人处购得周秦至宋元以及朝鲜石刻拓本三千种。
　　沈树镛的碑帖收藏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品多，尤多宋明旧拓，不少系海内孤本。就笔者闻见所及，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的沈氏旧藏善本碑帖有：初拓《裴岑纪功碑》、明拓《郑固碑》、初拓《王稚子双阙》、明拓《尹宙碑》、宋拓《熹平石经》、明拓《广武将军碑》(以上故宫博物院藏)，明末清初拓《孔彪碑》、明拓《张猛龙碑》、初拓《董美人墓志》(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初拓《修梵石室志铭》、旧拓《狄梁公碑》(以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拓《天发神谶碑》(北京市文物公司藏)，明拓『因』字未损最旧本《曹全碑》、明拓《中岳嵩高灵庙碑》、明拓《常丑奴墓志》(以上上海博物馆藏)，《沙南侯获刻石》原石拓本、宋拓孤本《许真人井铭》、清初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明初拓《龙藏寺碑》、宋拓『四欧堂』本《化度寺碑》、宋拓《李思训碑》、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以上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太室石阙铭》(上海图书公司藏)、《杨买山记》原石拓本(浙江省博物馆藏)、原石出土初拓本《王居士砖塔铭》、宋拓《张从申书茅山李玄静碑》(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宋拓《王洪范碑》(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旧拓《杨大眼造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元明间拓《礼器碑》(美国翁万戈藏)、水拓本《瘗鹤铭》(美国安思远藏)、宋拓《王子晋碑》(西泠印社二○一二年秋季拍卖会拍品)、旧拓《刘熊碑》(朵云轩二○一三年春季拍卖会拍品)等。

　　此外，民国年间各大出版机构影印的碑帖中，也不乏有出自沈氏旧藏者，如艺苑真赏社《汉王稚子二阙》《汉景君铭》《汉孔宙碑》《汉白石神君碑》《齐文殊般若经》，有正书局《吴天发神谶碑》《初拓郑文公碑》《隋荧泽令常丑奴墓志》《隋上方寺塔盘遗刻》，文明书局《明拓衡方碑》、宝霞印社《东魏李仲璇修孔庙碑》等，可惜这些印本的底本目前大都已下落不明。
　　沈树镛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四十一岁，他的收藏生涯其实并不长，而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碑帖收藏大家，可以说是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精力和热情。
　　沈树镛在致好友魏稼孙的信中，曾如此形容自己每闻有佳本出售时的心情：『心胆刻刻提起，至极着想时，如场前等榜一式。』

　　每遇善本，他往往不惜代价：
　　『弟近况窘甚，每购佳拓，必须变卖字画套帖，而出价不吝，所以外人见之如出两手，背谬处甚多，自知之而不能改，亦癖好太过之故也。』
　　『前年已向亲戚转贷，然仍要买物，实在无钱，只得将字画卖去，可怜可叹！』
　　同治二年，购得黄易旧藏宋拓汉《熹平石经》，即耗资二百金，以至好友赵之谦也不由感叹道：『价可谓大矣。』又如同治五年，购入刘燕庭旧藏碑帖三千种，不得已，只好『售去恽王卷册，筹款偿之』。
　　沈树镛本人的生活经历其实颇为坎坷。一方面科场屡屡失意，短短几年之内，又接连遭受丧偶、连失二子的人生大悲剧。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有多处袒露心扉，言及自己当时心境之凄苦：
　　『每一转念，几无生人之乐矣！然遭此境遇，时运所迫，若竟日闷坐，可以成病，所以厂肆仍时往搜求，聊以排遣耳。

　　『弟近来心境愈劣，而金石之志愈坚。然求拓本竟不能得，唯自问北朝碑刻搜罗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
可以说，访碑、藏碑、读碑，已成为他的全部精神寄托，而沈树镛的个人际遇，也正是晚清不少酷嗜金石的学者、藏家内心感情世界的一个缩影。

二

　　在珍爱的善本碑帖上，钤盖上由名家篆刻的收藏印鉴，无疑是每个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书斋雅事。从传世沈树镛旧藏碑帖上钤盖的印章统计，其日常使用的鉴藏印数量至少在一百方以上。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了其中的二十六方，卢辅圣主编《近现代书画家款印综汇》收录三十四方，显然还远不能反映其鉴藏印的全部。
　　沈树镛的鉴藏印，多为当时名家篆刻，赵之谦所刻尤多，此外如吴熙载、钱松、胡震、徐三庚等，也都系一代印坛巨子。本文拟以印章为线索，结合相关信札等文献史料，对沈树镛与晚清印人的交往情况略作探讨。

　　(一)吴熙载

　　吴熙载(一七九九—一八七○)，是继邓石如之后，『皖派』最重量级的人物。他比赵之谦大三十岁，比沈树镛大三十三岁，虽长年僻居泰州，但声名远播。在同治初年的印坛，吴熙载的地位非同寻常，被视为邓石如篆刻的正脉传人，当时的印人多以『鲁殿灵光』视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魏稼孙自闽赴京途中，曾过泰州，拜会吴熙载，此行也受了好友赵之谦、沈树镛的请托。赵之谦请吴熙载为《二金蝶堂印谱》作序，而沈树镛则请其刻印并书写『郑斋』匾额。魏稼孙临别前，还特意钤盖了吴氏印稿二部，一册自存，另一册则赠送给了沈树镛。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对此表示感谢：『让翁书额……六面铜印又拓本一一领到，费神感感……让翁字篆隶固不必言，楷法实有古拙之趣，倾倒之至，拟再求之。』

　　然而，他『拟再求之』的想法，似乎未能如愿，两人之间后续的交往并不愉快。吴熙载年老昏愧，往往收到来信甚至润笔，也不回复，终于引起沈树镛的不满。一年以后，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沈树镛抱怨道：『吴熙载其人可恶至极！弟去年求书，送伊拓本及润笔并信，至今杳然，所以扬州人多痛骂之不诬也。』
　　吴熙载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上海博物馆藏『沈树镛印』寿山石白文印，另一方方节庵旧藏白文『郑斋藏本』煨石印。

　　(二)钱松 胡震

　　钱松(一八一八—一八六○)作为『西泠八家』之殿军，摒弃了浙派末流一味切刀之陋习，其用刀披削兼施，轻浅取势，线条顿挫起伏，古厚生涩，尤为赵之谦所推重。传世钱松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沈树镛』青田石白文印，今藏上海博物馆；另一方『韵初』寿山石朱文印，曾出现于西泠印社二○○九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
　　此外，钱松曾为沈树镛刻过『宝董室』一印，后归吴湖帆，今不知所在。宝董室这一斋号，源于沈家旧藏董源《夏山图卷》。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旧藏《董美人墓志》及《宋拓皇甫诞碑》拓本册上均钤有此印。《董美人墓志》册后有吴湖帆题跋：
　　『先外祖韵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图》卷及《溪山行旅图》轴，遂以宝董名其室，仁和钱叔盖(松)为之制印，岁戊午，余得董文敏临摹魏晋隋唐宋元书真迹十卷，表史沈君湘之因二图已归他姓，即以宝董小印贻余，距钱氏刻在己未适六十年矣。昔之所宝北苑者易宝香光矣。丁卯又得此志，不啻与董有前缘云。湖帆又识。』
　　据吴氏题跋可知，拓本上『宝董室』这方印脱，即为钱松刻赠沈树镛者。钱松刻印时间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是年九月，沈树镛赴杭州参加乡试，随身就携带有《夏山图卷》，曾请戴熙题跋。钱松此时也居杭城，故此印有可能是在观赏董源画卷之后，应沈树镛之请求而刻。此印传世诸种钱松印谱中均未见著录，也可谓钱松篆刻研究上一个新发现。

　　除了钱松外，胡震、赵之谦等也都曾为沈树镛刻过『宝董室』印。
　　胡震(一八一七—一八六二)与钱松相交甚契，印风也深受钱松影响，故后世以『钱胡』并称之。胡震不轻为人作书、刻印，作品流传较少。传世胡震为沈树镛所刻印章见有三方，其中『宝董室』白文、朱文印各一方，另有一方『韵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印，刻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胡震曾刻有一方『曾经沧海』自用印，边款云：『咸丰十有一年五月十七日，由四明杭海至沪，刻此记之，鼻山。』张鸣珂《张迁碑》题跋中也提到：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避乱沪上，沈均初同年介予乞胡鼻山人书宋拓《张迁碑》笺。是冬，川沙寇警，均初迻书，云藏弆珍玩，尽皆散失，唯《张迁碑》无恙。』
　　由此推测，两人始有交往，应在咸丰十一年前后，次年胡震即病故，因此，两人实际交往时间并不长。
　　日本《书道》杂志曾发表过一封胡震致沈树镛信札，此信应书于两人相识之初，现将全信抄录如下：
　　『均初先生阁下。鄙人往来沪渎，已七年矣。所逆名流词章之士居多，间有一二讲石墨者，皆从事剔括，诚不知书法源流也。丙辰岁(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王君茝卿述及先生酷好收藏，私心窃冀一见得广见识，奈茝卿虽篆学囿于翻板，与之讨论格不相入，此公疏远，介绍无人，是以一面之缘，悭至今日。虽然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有同处一室而视同隔膜者，有相去千里而通以梦寐者，交之浅深，果不系乎见与不见也。
　　『去月黄君受益，陡然问及拙刻润数，鄙人少时留有此癖，道光己酉，获交故友钱叔盖，始知摹印一道，不必从事于刀，留心金石文字，方得入汉人之室。见其印存，手无所措，是故己酉以来，手生荆棘矣。受翁问及，姑妄言一数目，窃以为价大则应酬必少，无非杜绝之意耳，岂知先生意有嗜痂之癖，且惠润过多，却之似矫，受之近贪，直令无地自容也。金石著录，鄙人却有管见，妄参末议，未免推倒前贤，既承下问，敢不缕缕。即希裁削。敬请着安。不具。小弟胡震顿首。』
　　沈树镛通过友人介绍，向胡震求印，两人得以正式结识。因沈氏奉上的润笔较为丰厚，胡震回此信以示答谢。胡震不仅工篆刻，本人碑帖收藏也十分丰富。两人同嗜汉碑，对书法渊流见地相近，故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郑斋金石题跋记》中著录有《西狭颂》一种，系胡震旧藏。沈树镛在跋中，对这段旧谊颇为缅怀：『此彭尺木先生旧藏本，后为富阳胡鼻山所得，鼻山故后，箧中古刻皆为其沪上知交分散，此本不知何时流转吴中。古人往矣，得此展阅，用证旧盟。』

　　(三)赵之谦

　　沈树镛长赵之谦三岁，两人有同年之谊。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因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江南乡试借闱杭州，沈树镛赴杭州应试，始与赵之谦相识。同治二年初(一八六六)，赵之谦同胡澍同船自闽入京，参加会试，与四年前早已抵京的沈树镛再度相逢。是年八月，魏稼孙也从福建抵京，四人『皆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成为莫逆之交。赵之谦同治二年九月所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正是记录了这段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风雅韵事。居京期间，赵之谦曾一度寄居沈宅，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从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赵之谦离京返浙，这三年间，可谓两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从传世有年款的印拓来看，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刻印章，也大部分集中于这一时期。
　　现存赵之谦印作原石，总数大约在二百方左右，为沈树镛所刻即有三十余方。浙江桐乡君匋艺术院收藏有其中二十九方，系钱君匋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天津购得，西泠印社收藏有一方『灵寿华馆』青田石朱文印，系张鲁庵先生捐赠。这三十余方印章中，有年款的十一方，其中最早一方是同治二年八月所刻『沈树镛审定金石文字』青田石章。此外，无明确年款，但署悲庵款的有九方，署无闷款的有七方。因赵之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后号悲庵，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后更号无闷，故可大致框定上述印章的篆刻时间，署悲庵款的大致刻于同治二年前后，署无闷款的刻于同治三年至四年之间。
　　从印文内容看，以字号、名号、斋号印，以及金石审定、考藏印记居多，鲜见闲章。从篆刻风格看，有模仿古镜铭者，如沈韵初收藏印(朱文)、沈氏吉金乐石(朱文)、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朱文)；拟六国古币者，如郑斋所藏(朱文)；拟石鼓文者，如沈树镛印(白文)；拟秦印者，如郑斋(朱文)；拟汉砖者，如郑斋(朱文)；拟汉铜器铭者，如沈韵初校金石刻之印(朱文)；拟汉铜印者，如沈树镛(白文)；学汉代石刻者，如灵寿花馆(白文，学《褒斜道刻石》)、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学《祀三公山碑》)；学浙派丁敬者，如韵初(朱文)；学黄易者，如沈氏金石(白文)，以及兼学浙皖两派者，如树镛审定(白文)等，可谓风格多样，气象万千。
　　在沈树镛的收藏印中，赵之谦所刻不仅数量最多，而且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有些可谓赵氏的代表性作品，如赵之谦论印名句『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即出自同治二年十月为沈树镛所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的边款。以下有几方印章，因与沈树镛得碑经历直接相关，故特为拈出，略加讨论。
⒈汉石经室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七厘米，印面纵横均二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韵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是岁除夜，韵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日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喜如意，遂纪于石。』
　　此印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用冲刀法，线条清新流利，风神骏爽，属拟汉代镜铭一路风格。『汉石经室』这一斋号，源自沈树镛同治二年所得宋拓汉《熹平石经》残字。由赵之谦印章边款知，沈氏用『汉石经室』命其斋号在前，而得碑却在之后，也可想见当时心情之急迫。沈树镛藏有宋拓《熹平石经》残石二种：一为黄易旧藏，一为孙承泽旧藏。孙承泽旧藏本今已下落不明，黄易旧藏本存《尚书》『盘庚篇』五行、《论语》『为政篇』八行、『尧曰篇』四行，凡一百二十七字，后经万中立、刘鹗、端方、完颜衡永等诸家递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此本或以为宋人重摹本。
　　赵之谦还曾刻过一方『如愿』青田石朱文印，也与沈树镛得汉石经宋拓本有关。此印边款云：『韵初求《熹平石经》一年，风雨寒暑，几忘寝食，除夜书来，知已得之，因依故事，刻石志贺。同治三年甲子元日，之谦记。』
若两印边款并观，则得碑细节与刻印经过便更为丰富与清晰：同治二年初，沈树镛闻知此拓本下落，便开始访求，时间前后长达一年之久，『风雨寒暑，几忘寝食』，所历辛苦，诚非外人所能身感。到了是年秋天，事情应已大致有了眉目，沈树镛便迫不及待欲以『汉石经室』名其斋，并请赵之谦先刻一印。至岁末，宝物才正式归沈氏所有。除夕夜，赵之谦接到沈树镛来信，得知这一喜讯，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急忙赶赴沈宅观赏，刻『如意』一印以志贺，又在先前所刻『汉石经室』印上补刻边款二行。这两方印章，也成为沈树镛此段访碑经历的最重要证物。

⒉韵初藏宝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四点二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旧藏宋砚一，后刻印，文曰：『仲臣藏宝』，盖倒语也。韵初得元拓《刘熊碑》，至宝也，因为摹此，用正意矣。无闷记。
此印是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得《刘熊碑》拓本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沈氏得《刘熊碑》于北京，此印署无闷款，故极有可能刻于同治三年初。
　　赵之谦在致沈树镛信中，对此印文字内容可谓反复推敲：
　　『「墨缘」二字不古，不如易「得宝」二字，《引船歌•纥囊得体》「得体」犹言「得宝」，唐人易之为《得宝歌》，见《唐诗纪事》。又，「得体」二字或书「得董」，或书「得鞛」，皆同「得宝」。前见杨氏有此印，不知彼用何书？想亦与此为一。自来金石家印文少讲究，率以后世语刻入，故欲别立色目，非故为奇异也……杨氏不知古，或系度撰而暗合前人者，若不欲与之同，可易「作宝」二字。《诗》「以作尔宝」，然此「宝」字是实字。或竟用「永宝」亦可，或用「藏宝」(曾见宋研上刻此二字)，总不要「墨缘」。此印文始于翁学士，非好与学士作难，实欲为汉碑迎合也。』

　　由此信可知，沈树镛起初所求印文中应有『墨缘』两字，但赵之谦认为『不古』，建议改为『得宝』，或者『作宝』『永宝』，最终敲定用旧藏宋砚刻印中『藏宝』两字。赵之谦是个自视甚高之人，对于朋友求印，往往不是一概应允，有时也会对印文内容、篆刻风格，甚至钤印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他对魏稼孙嘱刻『悌孙』一印，便认为不如改成『悌堂』二字，此印今亦藏桐乡君匋艺术院，可见，赵之谦的意见最后往往还是会被友人所采纳。
　　沈树镛得《刘熊碑》拓本，『价尚不昂，卅金』，颇有点捡漏的味道。赵之谦叹为『奇宝』，定作原石拓，然实系据原碑下半截残石拓本翻刻。此拓本后又经费念慈、端方、陈淮生等递藏，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有金属版印本，内有赵之谦题签及考释，底本曾出现在二○一三年朵云轩春季拍卖会上，原拓本上即见钤有『韵初藏宝』一印。赵之谦还为沈树镛双钩过天一阁旧藏宋拓《刘熊碑》，此本也有民国年间中华书局珂罗版印本流传。
⒊郑斋金石
　　此印为青田石，白文，印高四点八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北朝书无过荥阳郑僖伯。韵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庵记。』
　　『郑斋』是沈树镛最常用的斋号之一。赵之谦曾为其刻过『郑斋』『郑斋金石』『郑斋藏本』『郑斋考藏』『郑斋金石文』『郑斋所藏』等内容印章多方。沈树镛对郑道昭石刻拓本的收藏热情，与赵之谦的极力推崇不无关系。赵之谦曾誉郑道昭为『汉以后第一人』，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说：『书学最小，然无师法，亦不能明。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可以说，郑氏石刻，既是赵之谦本人书风转变的一大关键，也直接影响到其周围金石好友圈收藏趣味的变化。民国年间，艺苑真赏社印行过一种赵之谦旧藏《郑文公下碑》初拓本，碑额即为沈树镛馈赠，后有同治二年八月二日赵之谦题跋：『癸亥客京师，余买得碑，沈均初买得额，因以畀余，书此志喜。』同治五年，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提及历年所得郑道昭书石刻『将及卅种』。此外，有正书局石印出版的《初拓郑文公碑》『颂』字未损本，也是沈树镛旧藏，由沈氏题签知，为同治七年得于北京。
　　(四)朱志复
　　朱志复，生卒年不详，字遂生、子泽，号减斋，斋号受福富昌镜室，江苏无锡人，赵之谦弟子。他本系伶人，擅小生，脱籍后，长期居沈树镛宅。朱志复在经济上似不能自立，故赵之谦有『亦命使之然，人虽强悍，竟不能与命争耶！』的感叹。沈树镛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拓本题签之类多仰仗其为之，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有『但愿永远相依，则彼此得益』的话。朱志复从赵之谦学印，印风也与其师相近，尤工汉印。赵之谦曾评价这位弟子『天三人无，然其地位好在无须官样，然即学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沈树镛对其篆刻颇为赏识，在给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遂生刻印颇有进境』『遂生近来印学大进』。因此，朱志复为沈树镛本人所刻印章数量，理应不在少数，但目前存世印拓仅见一方 『郑斋』朱文印，边款云：『遂生为郑斋主人』，无具体年款。
　　朱志复还擅长传拓，曾为赵之谦辑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一册。此印谱的编纂显然得到赵之谦本人的应允。赵之谦曾为朱志复刻过一方『遂生手拓』朱文印，边款云：『朱志复为余拓印，作此与之。』《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成书于同治四年夏，虽由朱志复负责拓印，但印谱最终得以刊行，实离不开沈树镛的促成之功。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印谱拓制之不易：
　　『遂生集癸亥以后印谱甚精，唯一人独任其事，成功尚远耳。』
　　『遂生字学篆刻俱有进境，皆叔诱掖奖劝之力。印谱不能日日拓，天热之后印沿易湿，不如冬天之干净。』
　　『叔久不刻字，遂生拓印尚无暇及此。弟意将已拓者凑成二十方，先订一集，若有一方拓一方，未必不能也。』
　　『老印谱大约难拓矣！其癸亥以后遂生所集，弟看局面有废弃之势，因于月初逼将已拓者集成，计得二十余方，连款亦有三十余叶，用纸裱订亦有一厚本，立求荄甫作序，弟自己作跋，刊刻刷成，居然告竣。此弟变通办理之法，若如老兄所云，必要齐全，连此二十余方亦作废纸矣！现已为兄留出二部，有便即寄。全者只有六部，其余有十方一部者，有十余方一部者，不论多少，总欲成之，然亦不过数部，因整纸印格，拓款实不易耳！』
　　浙江图书馆藏有《二金碟堂癸亥以后印稿》同治四年初印本一种，前有沈树镛、胡澍序，收录赵之谦印章二十一方，应属于以上信中提到的六部全本之一，弥足珍贵。

　　从此谱收录印章来看，赵之谦自用名号印及闲章最多，有八方，此外刻给胡澍、朱志复的各有四方，而刻给沈树镛的仅见同治二年冬所刻『福德长寿』白文印一方。传世有明确年款的赵之谦刻赠沈树镛的印作中，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间，计有十方，包括汉石经室(白文)、郑斋金石(白文)、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如愿(朱文)等名作，但印谱中却均未见收录。这虽反映出拓制的仓促，诚如沈树镛信中所言，实乃『变通办理之法』，但沈树镛作为印谱刊行的最主要促成者，收录他本人藏印却又如此之少，还是有点出乎意外，或许沈氏是有意有所保留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印谱中收录的不少印章，显然是从赵之谦处借拓来的，从赵之谦致沈树镛的信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蜘丝马迹：

　　『早上刘子重来说「井阑」字，大有两持之意。现已决绝说之，令其取回奉上也。外，屏一幅，祈属遂生为我盖上一名印付来为要。』
　　『荄甫所藏拓本，祈嘱遂生每纸用一同时审定印。能兄得空为之，更感。稼老忙极，故不之讬。』
　　因为弟子为自己拓制印谱的关系，赵之谦的不少自用印章，刻好后可能都暂放在朱志复处，而朱志复又长年寄住在沈宅，如果上述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在沈树镛的某些私人信札中，有时也会发现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便不难理解了。例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札末尾，即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天道忌盈人贵知足』一印，此印刻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赵之谦在致沈树镛的信中还曾提到：
『《刘碑》已炙研书成，冻不克舒畅作字，亦天道忌盈意也。奉去各印，请代钤前后。「天道」印用于末页之末为要。』

　　由此可见，此印的确曾一度在沈树镛处。
　　(五)其他印人
　　徐三庚(一八二六—一八九○)，字辛谷，号金罍、井罍，自号金罍道人，浙江上虞人。徐三庚刻赠沈树镛印见有四方，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有二方：一『郑斋所藏』寿山石朱文印，一『沈树镛印』青田石白文印，均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徐三庚无疑是与赵之谦齐名的晚清印坛巨匠，但因文献及印章实物缺乏，两人的具体交往情况不详，只能暂付阙如。
　　蒋节(一八四四—一八八○)，字幼节，又节，号香叶，室名闲人是斋，上海人，诸生。工诗，善八分，精刻印，兼善花卉，曾受业于莫友芝，有《闲偍斋诗集》。上海博物馆藏有蒋节刻赠沈树镛印章二方：一为『郑斋』寿山石白文印，一为『沈树镛印』青田石白文印。
　　吴儁，字子重，号南桥、冠英，江苏江阴人。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进士，以三绝擅长，写真尤得古法，亦工篆刻，与戴熙、何绍基、张穆等交好。传世有吴儁刻赠沈树镛『沈树镛』『沈树镛印』两方青田石白文印。
　　王云，字缦卿，号懒云子，生平不详，曾为道咸年间碑帖收藏家唐翰题刻有印章多方。传世印拓见有刻赠沈树镛『韵初』朱文印一方。
　　何屿，字子万、子卍，号紫曼、印丐、松江人。工篆刻，善篆隶，存世有《何子万印谱》。何屿与沈树镛是松江同乡，传世何屿刻赠沈树镛印章有：『郑斋』青田石朱文印(上海博物馆藏)、『树镛私印』白文印、『均初手校』朱文印、『均初所得古刻善本』朱文印。
　　吴大澂与沈树镛不仅是金石至交，且尚有姻亲之谊。吴大澂的胞妹后嫁给沈树镛，为其继室，故沈树镛过世后，有不少藏品，如董源的《夏山图》、明拓《常丑奴墓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等曾一度归吴大澂所有。吴大澂亦工篆刻，早年为吴云、陈介祺等刻过收藏印。他也曾为沈树镛刻过印章，如同治九年(一八七○)初，吴大澂托沈树镛请松江篆刻名家何屿为其刻『清卿手校』一印，事成之后，为沈树镛作『美阳居』匾额，并刻印二方以示答谢。

三

　　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沈树镛鉴藏印拓有一百一十四方，但只有五十六方可以明确印人，其余一半左右的印章，因图像系从拓本上截取，无从判定具体篆刻者为何人？这部分印鉴中，或许会有出自赵之谦之手，但传世印谱中未见著录者，从篆刻风格来看即与赵之谦的印风十分接近。当然，也不能排除出自其弟子朱志复等人所为的可能性。如上文所述，沈树镛与朱志复关系十分密切，但传世刻给沈树镛的印章仅见一方，似不合常理。这些印章的鉴别，难度较大，除了艺术风格分析之外，也有待新的文献材料的发掘，进一步加以佐证。

　　对于一位收藏家而言，上百方的鉴藏印，在具体钤印过程上，是否会根据印章内容、风格、尺寸而有所区别？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众所周知，陈介祺在自用印章的使用上，区分极为细致，比如他所藏陶文拓本，依据自己的断代，三代者钤『三代古陶轩』印、两汉者钤『宝康瓠室』印、珍贵之品则加钤『古陶主人』『齐东陶父』『簠斋先秦文字』等印。沈树镛的情况我们尚不十分清楚，但像『均初所得秦汉六朝文字』这类印章，显然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而一些尺寸较小的印章，常见于拓本考据点的损泐空白处，无疑是供校碑过程中使用的。此外，赵之谦所刻『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印，在上海博物馆藏初拓『因』字未损本《曹全碑》、故宫博物院藏宋拓《熹平石经》残石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拓本册上都曾出现过，而且，钤印位置均位于内外题签的下方，不知是否也存在某种讲究？总之，像沈树镛这类重要金石收藏家印鉴的使用规律，是一个颇有趣味，也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