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石清兴 ——宋代砚业的经营方式

　　制砚往往由砚工个体独立完成，从相材、构思、设计、到制作，都与砚工的艺术禀赋与手技艺密切相关。家庭经营，由于产权清晰， 既有利于调动砚工的生产积极性与艺术创造性，又方便手工技艺的保密与传承。
宋代制砚业以家庭手工业为基本的生产经营方式。

　　以著名的歙砚生产为例。据唐积的《歙州砚谱》中“匠手第九”记载，属乡村手工业的有：
　　灵属里一姓三家六人：戴二名义和，第三、第五、第六； 戴大名文宗；戴四名义诚。大容里济口三姓四人：方七名守宗、男庆子；胡三名嵩兴；汪大号王二。”属镇市手工业的，有“县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刘大名福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周四名全年七十，周二名进诚、周小四、周三名进昌；刘二无官品；朱三名明。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从事制砚业的，大多以一个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个别规模较大的，则兄弟数人集合在一起。
　　目前发现的一些考古发掘出土和流转品中的宋代歙砚，留有工匠姓氏铭文的情况，亦证实了这一点。

　　1995 年10 月江苏省宝应县城区安宜东路宋代墓群12 号墓出土一方铭文抄手形歙砚。长17 厘米，宽11 厘米，高2.5 厘米， 残重350 克。此砚青黑色，平面为长方形，砚面倾斜呈弧坡形， 墨池较深，砚面隆起。砚背浅刻竖行铭文“婺水同家龙尾细砚子囗”，行书，字体遒劲、流畅。 此砚当为婺源县的“同家” 作坊所制。
　　流转品中，刻有工匠姓氏的宋代歙砚则更多一些。
　　笔者收藏的一方宋绿鱼子纹歙石倒瓶形池抄手砚，抄手内刻有“婺水刘家龙尾细样砚”。
　　另一方尺寸较小的宋绿鱼子纹歙石淌式池抄手砚，抄手内与砚背边墙均刻有“婺水刘家龙尾细砚”。
　　具有“刘家”款的宋代歙砚，还有当代著名砚雕家王耀先生收藏的两方：一为入水微紫的龙尾石淌池式抄手砚，砚背边墙上刻有“婺水刘家囗龙尾细样砚”；一为眉子坑细罗纹石淌池式抄手砚，抄手内刻“婺水刘家龙尾砚”。两者的尺寸都较小， 且砚体均极薄，但不知何故王耀先都断为“五代”之物。笔者以为还是宋砚的大面。

　　从这四方“刘家”款宋代歙砚，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1. 宋时出产龙尾砚的地方，称为“婺水”，而非今日之“婺源”。
　　2.“婺水”生产的砚台，叫作“龙尾砚”，不叫“歙砚”。
　　3.“婺水刘家龙尾砚”等铭刻，既是砚台生产作坊的字号， 又具有广告的作用，当为其时有名的龙尾砚作坊的产品。
　　4.“刘家”款砚使用的砚材有绿鱼子纹石、入水微紫的龙尾石和细罗纹石多种；其砚形也不止一种，既有淌池式抄手砚， 又有倒瓶形池抄手砚；加之四方砚铭文的字迹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砚很有可能就是《歙州砚谱》中所记位于“县城” 的“刘大名福诚”和“刘二无官名”这两家作坊生产的，尤其是前者。
　　5.“刘家”款的具体写法分为三种：“龙尾细样砚”“龙尾细砚”和“龙尾砚”。有否可能前两种为“刘大”作坊生产， 而第三种为“刘二”作坊出品?

　　刻有工匠姓氏的宋歙砚流转品，除了“刘家”款外，尚见另外三种：
　　一为笔者收藏的抄手内刻“婺水蓝家细石砚子”的龙尾石小抄手砚。
　　一为王耀先生藏抄手内刻“婺水何家砚子”的龙尾石风字形抄手砚。
　　一为两家藏“李”家砚。
　　其一是江苏聚德2015 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研色——古砚专场”第539 号拍品宋罗纹抄手歙砚。底部墙脚处刻“婺山李家细砚子”。拍卖公司“定为北宋早期，也许是南唐砚务官李少微之后人制砚”。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
　　另一是杭州古越会馆藏歙石莲瓣形砚。底部中间竖排细阴线刻“龙尾细砚子李( 花押)”。 撰文者将其断为“五代”砚。也许是因为五代有莲瓣形砚的缘故吧？但笔者以为还是北宋早期的可能较大。其理由：
　　一是此莲瓣形与五代的有所不同；二是铭文“龙尾细砚子” 的提法，均见于宋砚。
　　出版于北宋治平丙午年(1066) 的《歙州砚谱》记：“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 擢为砚官。今石工周全师之，……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时事， 并召少微孙明，访伪诰不获。”  唐积在“匠手第九”中并未有李少微孙李明的名字，也没有李姓的砚工。由此可知其时“李” 家作坊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李少微的儿子尚能制砚，其孙辈就不再制砚了。也就是说，这两方“李”家砚均为李少微儿子的作品。
　　至于王耀先生收藏的另一方宋罗纹坑石椭圆形歙砚，砚背有“戴”字款。其款有两种可能，一是砚主姓氏；二是砚户姓氏。若为后者，可能为“灵属里一姓三家六人”的戴二、戴大、戴四的作坊制造。 亦与黄庭坚《砚山行》中“居民上下百余家， 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砻形为日生”  的情形相合。
　　制砚业，尤其是雕砚这一块，生产的是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民间手工艺品，其往往由砚工个体独立完成，从相材、构思、设计、到制作，都与砚工的艺术禀赋与手技艺密切相关。家庭经营，由于产权清晰，既有利于调动砚工的生产积极性与艺术创造性，又方便手工技艺的保密与传承，因此其不但符合宋代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契合像砚台这类手工艺品生产的内在规律。这也是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制砚业仍然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根本原因吧？！

　　在坚持家庭经营为主的同时，两宋制砚业亦存在着两种补充形式：
　　其一，砚石开采中的团队化作业。
　　《歙州砚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罗纹坑。在眉子坑之东。李氏时发。地向属王仁高，今绝籍。为砚户戴义八人共请之。岁输山税三十金。
　　原文虽未讲到砚户们对罗纹坑的砚石如何开采，但既然是“砚户戴义八共请之”，并且一起承担“山税”，那么只能是团队化作业，共同采发矿石并进行分配。否则的话，“八人” 中的人可以任意采发，如何保证公平？恐怕早就吵翻天，要打官司了。顺便带一句：其时资源税的税负是相当轻的！砚户们采发一年的矿石，只须交纳“山税三十金”。只相当于一方砚的售价。
　　这是民间的团队化产石，更多的则是由官府组织。其主要体现在知名度高、生产规模大的端砚、歙砚生产中。如歙砚中“其石有青绿晕”的“驴坑”，“景祐中(1036 年左右)，曹平为令时取之；后王君玉为守，又取之。近嘉祐中(1060 年左右)，刁璆为尉，又取之。”端石开采中，此种情形也屡见不鲜。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就有官员报告：
　　肇庆府之砚石，岁凿不已，致江水渗入，今则候冬月岩水稍浅，命农夫车水，砚匠伐石。
　　史书中甚至还记录有官员强迫石匠采石身亡而被罢官的。光宗绍熙元年(1190)，肇庆知府林次龄“辄差虞兵，监勒石匠深入岩水打砚，致伤损身故”，被广东提举刘坦劾奉罢官。
　　这是由于歙砚、端砚等优质砚石矿产资源匮乏，开采难度日益增大，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贡砚、赠送达官贵人、收藏等原因， 不得组织团队化作业。歙砚有的石坑“麻石三尺，中隐砚材数寸而已。犹玉之璞也。坑往往在溪涧中，至冬水涸，合二三十人，方可兴工。每打发一坑，不三数日必雨。雨即坑垄皆湮塞。较其工力，倍金银坑中取矿者。”而端溪下岩，“穿洞深入， 不论四时皆水浸。治平中(1066 年左右) 贡砚，取水月余，方及石。”故苏轼《端砚铭》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另一位诗人王庭珪(1079—1171) 也有“端溪之水深莫测，千夫挽绠下取石”之句。
　　有些地方官员为获取优质的砚材，甚至不惜工本，大兴土木。与苏轼同时代的陈密，在任端州地方官时，为开采端溪下岩石，专门组织人力在坑洞内开挖了一条排水渠。“下岩。…… 岩有两口，其中则通为一穴。大穴，取砚所，自入也。小者， 泉水所自出也，故号曰水口。即陈公密所开也。”而歙州的地方官为得歙砚佳石，竟然令大溪改道。“景祐中，校理钱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是由别道行，自是方能得之。”
　　其二，制砚大作坊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蔡襄写于仁宗皇祐癸巳年(1053) 的《砚记》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岩侧，家蓄石工百人，岁入砚千， 数十年无可崔意者。”居住于端岩旁的崔之才开办的制砚作坊，有石工100 人，每年生产的端砚超过1000 方，且经营时间达数十年。尤论其企业用工人数与砚台生产规模，都可以与900 多年后的20 世纪80 年代年代国营肇庆端溪名砚厂， 集体所有制的歙县歙砚厂、婺源县龙尾砚厂相媲美，而且前者生存的时间更长!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两浙、江东、福建等路，一些无地农民——客户，一部分转化为商人，一部分受雇于他人。后者同主人的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制砚业中脱颖而出，如同在大的纺织作坊中一样。
　　崔之才的制砚作坊并非个例。歙砚也有这样的大作坊。“歙之大姓汪氏，一夕格，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庄户，砚工也。”请注意，何遠在此点明“庄户”为“砚工”，而非“砚户”。其与“大姓汪氏”的关系属雇佣关系。只不过作者没有记述汪氏的制砚作坊有多少砚工。此“汪氏”，会不会就是砚藏家唐询的《砚录》所记的委托代购“二州之石品第一者”中， 与崔之才齐名的“汪琮”呢?
　　崔之才是一位砚台经营奇才。皇祐癸巳年，崔之才作坊的砚工意外地得到了一枚“紫龙卵”石。制成砚后，“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当中晕七重。”“微近手，则润泽可劘墨矣。”崔生果断地抓住这数十年一显的机会，成功地策划组织了一次企业形象广告活动。“不远千里，授使者以来” 将砚赚送给被苏轼称为“本朝第一”的大书法家蔡襄。驰名海内的蔡襄受宠若惊，“斋戒发封，诹吉日，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诸葛高鼠须笔”，写下了一篇《砚记》。嗣后广泛流传，大大提升了崔之才与他的砚作坊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崔生此举，以小搏大，赚足了眼球，可为一本万利，并且借此使自已得以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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