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张效彬

　　张效彬（1882—1968），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秀才，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后， 任教于京师政法学堂。民国以后任北洋政府驻帝俄远东（伯力） 领事，十月革命后归国，曾任教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喜收藏，精鉴赏，是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其父张仁黼为朱翼盦先生岳父，张效彬即朱翼盦之子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溍的三舅。
　　张效彬在民国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收藏界名气很大，他出生于书香家庭，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教育，从祖父起家中世代好收藏和鉴赏，并传下了“镜涵榭”收藏印。其父张仁黼为清末大臣，官至兵部侍郎、大理院正卿、吏部侍郎等职。谈到自己父亲，张效彬曾说：“先严（张仁黼）秉性刚直，服膺孔孟，为官多年，廉洁自持，所得薪俸，除购置南小街方家园一所两进大院外，并未在家乡广置田产，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购置书画、碑帖、古玩上。”张效彬所藏的书画、碑帖、古玩， 有一半是继承其父的。他收藏宏富，尤以碑帖见长。

　　张效彬的学生张家彬在《清华校友通讯》第10 期撰文， 对张先生讲授中国财政史的情形有详细回忆：“张师身材矮小， 貌不惊人，恒着长袍马褂……张师博学鸿儒，对于中国自商以来三千余年之财政史，加（如）数家珍，而配合教材，常以其家藏之古物，如商鼎周铜之类相示。中国财政史本属选课，然每次上课，座无虚席，听者动容。课余，张师常邀学生至其家茶叙，其家藏中国文物、古玩玉器，自商朝以至明清，琳琅满目， 犹如一小博物馆。师母俄籍，精通英法俄各种语文，独不懂华语，招待茶点，穿梭其间，谈笑风生，构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画面……” 张中行则在回忆中说：“都知道他很有钱，可是他向来不坐车，出门，不管远近，总是走。在这方面，他还有近于阶级的理论，一次同我说，凡是走着来看他的，他一定回拜； 凡是坐汽车来的，他一定不回拜，并且告诉来访的人说，因为没有汽车，恕不能回拜。我发觉，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比如每年新正我到他家，第二天他一定也来一次。我有时想，他的怪可能与想法过时而又认真有关，比如有一次，他托我代他出让端砚两方，理由是，因为他的斋名是‘二十砚斋’，日前又买了两方，与斋名不合，所以必须出让两方。”他还自负于自己的养生之道，秘诀就是“不着急、不生气”，直到八十岁，还能耳不聋、眼不花。

　　张效彬自幼受其父影响，对孔孟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著有《孔子真谛》《大学浅解》《华夏传统思想习惯考略》等，并汇编成《敔园丛草》，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广为流传；还曾一度在大学讲授《经史百家杂钞》。他为人处世处处遵守礼法，年轻时常西服革履，归国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总是夏天长衫，冬日棉袍，外罩马褂，头戴黑缎小帽，颇有清末士子的遗风。对待学术问题，张效彬向来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于认定的观点和信仰绝不轻易改变，曾一度与郭沫若往来颇多，但二人因对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结论亦不同，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一见面就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索性断绝了来往。

　　谈到张效彬的收藏，除世人皆知的碑帖外，据他的友人徐士瑚回忆：“张先生在解放前的数十年期间，除任公职教职与从事著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千方百计地搜购名画、名帖、名砚、玉器、青铜器，同他父亲传下来的文物，共有270余件，其中明画最多……他讲他收藏的明画，北京任何收藏家都不及他的多，也不及他的好，这些明画都收藏在他家后院一高大房间内。元画中，我只记得一幅李享的几串紫葡萄，是常挂在他客厅的，至于他家的青铜器、玉器、古砚等古物，与《四书》《五经》，则摆放在客厅内的楠木书架与楠木条案上。”解放前，张先生曾为了购买一件“提梁卣”，忍痛将南小街一个两进的深宅大院卖了5000银元，他们一家不得不搬到妹妹家外院的小平房居住。解放后，张效彬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故于八十岁寿诞之时立下遗嘱，在自己百年之后将全部文物捐献国家，他还请父亲的学生陈叔通、山西大学教授徐士瑚二人在遗嘱上签名作证。张效彬捐赠的碑帖，如今藏于首都博物馆。

　　张效彬的书法存世较少，题跋在拍卖市场上偶有出现，笔者因工作之缘，对张氏书法略有涉猎。他对书法极为钟爱，穷其一生研习，功力很深，加之受家庭影响，自祖父起，家里世代好收藏和鉴赏，父亲张仁黼亦善书，时人杜慕堂曾评其书：“导源于鲁公，蹀躞于虞世南，用笔之厚，结体之严，不愧老成典型。”张效彬是在文人世家中成长起来的书法家，青年时曾任驻帝俄远东（伯力）领事，为开眼看世界的早期中国人之一，具备深厚学养和广博胸襟。同时，张效彬亦属于旧京金石收藏家群体。他虽未能留下系统的碑帖著述，但其所藏碑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高，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收藏界名望甚高。通过整理张先生所藏碑帖，笔者对他的书学经历略有了解。如他在1949年书于《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中的题跋云：“丁巳至癸亥数年间，喜临北碑。殊不免芷陔老人（李在铣）所刺择焉。不精实，乖大雅。甲子于役北海，行装已具，忽得一《皇甫明公碑》务字不损本，乃去而习欧书，十年不获寸进，因改临此碑，岁壬午又得虞公碑宋拓本，复回欧，学六七年来无所得如故也。”明确的谈到1917 年至1923 年间喜临北碑，但从可见的张效彬碑帖来看，并未发现魏碑作品。由于笔者仅得见部分张效彬捐赠碑帖，因此不知藏品中是否存有魏碑，但可推断张效彬捐赠藏品中魏碑很少，这可能源于喜好的原因。1924 年，张氏收得欧阳询《皇甫明公碑》后，开始习欧阳询，十年没有进境，故改习《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1942 年，收得欧阳询《虞恭公碑》后，复习欧楷，仍觉无进展，因此复习《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在此段跋文末尾，张效彬感慨自身习书虽“勤而又 恒”  ，但“学书多而又成者少”  ，从此段文字来看，张效彬的学习徘徊于隋唐之间，对《隋龙藏寺碑》及欧阳询《皇甫明公碑》《虞恭公碑》均有涉猎，且“勤而又恒”，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1964 年于《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后题跋中，进一步阐发了习书主张，他认为《房梁公碑》《雁塔圣教序》二碑“皆极不易学。若徒求形似，而不得其高华之丰韵，则不免习气重甚，至横不平，竖不直。故自来临褚书而名世者绝少”。可见他觉得褚书不易学，题跋中谈到他曾系统临习过褚遂良体书法，但终未能窥其奥窔。据笔者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确实有一批学者的书法标榜褚遂良体，习褚书也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像张效彬友人赵世骏，他即以擅长褚体书法称著一时。而活跃于京城的河南名士秦树声，亦工褚书，且他与张效彬为同乡。但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未见到二人交往的证据。

　　从目前可见的题跋来看，张效彬早年习书应受过严格的馆阁体训练，1917 年至1923 年之间喜临北碑。1924 年，转临欧阳询《皇甫明公碑》《龙藏寺碑》《虞恭公碑》，其间也临习过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等。从其所藏碑帖来看， 他还应临习过《隋元智暨夫人姬氏志》《隋孟显达碑》《颜鲁公家庙碑》等，可见张氏终生致力于楷书学习，取法在北魏、隋、唐之间。他的楷书吸纳了隋、唐碑版中细腻遒美的风格，取北魏的刚劲挺拔的朴拙美感。初看张效彬的楷书题跋，与唐人写经体略为近似，但其笔力强健，气格在隋唐之间。

　　徐小燕女士曾回忆张氏晚年作书情况：“记得张老每天上下午各写寸楷四纸，已坚持了半个多世纪。难怪他字体工整娟秀， 遒劲有力。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都是那么疏密得体，凝重稳健。”他亦能书大字，从他为家藏《田园风味》图卷来看，其大字以颜真卿体为主，与父张仁黼书法“导源于鲁公”如出一辙。
　　客观地讲，张效彬的大字楷书不如其小字耐看，力度亦不甚强，这也似乎是其书法的不足之处。张氏行草书存世不多，《褚遂良圣教序》后的题跋是其行书作品，从结体和行笔来看，应归于帖学范畴，取法在“二王”、智永之间，无甚突出面貌。张效彬藏品中还有《元拓岐阳石鼓文》《明拓汉置卒史碑》《吴天发神谶碑》，他在《房梁公碑》中所作题跋有“常习篆籀以用中锋，习分隶以炼辅毫，习颜书以植间架，习欧书以取姿势，于褚派则只临同州本《圣教序记》”。可见他对篆隶书应略有涉猎，但似乎很少临摹。总之，张效彬的书法还是以楷书最为见长，从其所作的诸多题跋来看，以《元拓岐阳石鼓文》题跋最长，且最精彩，洋洋洒洒数百字的楷书，整体气息通畅，用笔劲挺爽利，是将金石气和书卷气完美结合之作品。

　　清末民初时期，很多书家对于书法仅停留于实际的应用，并未以此加以炫耀，但他们临池功力深厚，风貌独特。像张效彬这样的人，经历了科举训练，自身又对金石、书法甚为喜好，一生收藏甚富，对前人名迹心追手摹，加之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因此其书法别具特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复杂的历史原因，后人对他们的书法了解很少，其作品也极少流布，如今仅能通过题跋文字了解其特有的书法面貌。民国时期北京书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期，碑帖两派书风并存，名家辈出，擅长书法的学者、文人如车载斗量，虽然他们并不以擅书自我标榜，但其书法是那一时期学者书法真实水平的展现。如今，研究者对吴昌硕、溥心畬、于右任、齐白石等名家书法关注较多，对这些活跃于清末民国的学者书法不甚重视。金石书法家的作品更是没有得到应有保护和整理。张效彬所藏碑帖，存有很多活跃于京城的金石书法家如蒋式芬、宗树楷、徐坊等人的题跋文字，他们的书法是集帖学之大成，经历了科举选拔，兼有广博视野的金石家之作，如今这些人却连生卒年及经历都无从查起，甚为可惜。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北京书风是由多种群体书法风格所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些文人、学者、金石家所创造的书风正是民国时期北京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格代表着帝都“京派”书风一种颇具代表性的书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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