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朱翼盦

　　朱翼盦（1882—1937），字幼平，浙江萧山人。早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归国后任度支部员外郎。进入民国，先后出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厅长等职。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文物审查、鉴定工作，曾专任选定书画展品赴英国举办“中国艺术展览”。朱先生自幼笃嗜金石，博学精鉴，工书善画，尤喜购藏碑帖拓本，收藏各类碑帖拓本七百余种，为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碑帖收藏家。1937年病逝。1954年，朱翼盦先生夫人张藼祇率子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溍遵照先生“将来无偿捐赠博物馆”的遗愿，将家藏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全部无偿捐献国家，朱翼盦像后经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调拨，全部文物悉数入藏故宫博物院。
　　民国时期，朱翼盦是活跃于旧京的金石收藏家，他精于碑帖收藏，著有《欧斋石墨题跋》《欧斋藏碑帖目录》等。其学术成就，用学者谢国桢的话讲：“考订精详，博而不芜，时有新解，足以发前人未发之覆，盖集荛圃、秋盦鉴别之长，与竹汀、授堂考辩之精者也。”朱氏藏两汉碑刻近七十种，囊括了当时能见的诸多名帖；而其所藏唐代碑版，则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欧阳通、王知敬、李邕、史维则、苏灵芝、李阳冰、张从申、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名家之作，其中宋拓本达二十种之多，另有元拓本四种，明拓本四十余种。在诸多藏品中，朱翼盦对唐代书家欧阳询书法推崇备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朱氏购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激动地在《景贤大师身塔记》中题下了“壬申（1932）秋七月得北宋拓本原石未经重开醴泉铭，因字欧斋，翼盦附识，九月初一日”，道出了他以“欧斋”为号的缘由。朱氏晚年更“雅好欧书，而多聚群碑，兼赏众妙，更非覃溪之墨守宋翻化度寺者所得同日而语”。除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外，朱翼盦藏品较精者，尚有宋拓本《吴天发神谶碑》、宋拓本《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等多种。

　　笔者通过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欧斋墨缘——故宫藏萧山朱氏碑帖特展”，得见诸多朱翼盦书写的题跋和题签。从这些题跋和题签看，朱氏书法遵从着碑帖融合的方式。据其子朱家溍回忆，朱翼盦习书最初从颜真卿入手，三十岁时购置了许多汉魏名碑，故转习魏碑，后自认为习魏碑俗恶，故取法所藏宋、元、明诸家墨迹，如蔡襄《自书诗册》、静春堂《元明人诗翰卷》、释溥光《草书卷》、李西涯《诸体书种竹诗卷》、雅宜山人草书《离骚卷》、董其昌书《如来成道记册》《书艮卦册》《临米帖册》和《临淳化阁帖册》等。从此段记载来看，朱翼盦始学颜，其在跋《郭公庙碑》中记：“……惟仙坛真本久佚，海内存者，几如星凤。而家庙碑椎拓过多，中兴颂剥损已甚，俱经开凿，面目已非。次山碑剜改最少，最有典型。然学者初学把笔，宜先精谨，多宝而外，端推此碑。俟结构既成，再等而上之，以麻姑、次山树其骨，以中兴、八关扩其势，终以广平、家庙造其微。则风格遒上，骨肉停均，希颜之能事毕矣。予学颜书最久，所藏善本亦略备，故能约略举其要以资津逮，后之览者，其勿忽诸。”他在四十一岁时题跋《徐浩不空和尚碑》中记：“予素心向徐书，故临池每有契合之处，而实未尝学也。苏文忠、董文敏旷代书家，其源皆出于季海，董尤纯至。王梦楼太守亦习徐书者，然特貌似耳，其弊乃至于近俗。季海字意似奔放，而用笔无往不收，梦楼正病不知此也。余近年酷嗜董书，然摹拟未善，每流于拘孪，恐致痴冻蝇之讥，以此救之，可无患矣。”五十二岁时，朱翼盦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后则倾向于欧法。他在跋欧书《醴泉铭》中云：“率更贞观六年七月十二日书付善奴，授诀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矩，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按此碑书于贞观六年四月以后，适在书授诀之前三月耳。诀中所云，无不与碑字吻合，此正率更自道出《醴泉铭》之甘苦语，非泛泛论笔诀也。然非观北宋初拓，字字而体之，则不能知其语之亲切有位。予因适获北宋善本，每于风日恬和，心情闲逸之际，取置晴窗净几，静观玩味，正不啻对欧公书诀时也。”由此可见朱翼盦晚年对欧阳询书法之喜爱。

　　朱翼盦早年习帖，后渐涉猎魏碑，最终摒碑尊帖。此种书学观点上的变化，结合朱氏所处之时代背景，或可略见端倪。作为清末民初的文人，他经历了科举废除、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面对民国后国势日蹙的景象，可能思想中亦有一些守旧的遗存，觉得“民国不如大清”，国家前途黯淡，个人前程未卜，均让他感到迷茫。与朱氏交往的文人，有很多清朝遗老，像宗室溥伦、溥侗、宝熙，末代帝师朱益藩等。这些遗老遗民的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在书法上摒碑尊帖，似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年轻人一般喜新奇，好求变，故碑派书法似乎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经过若干年，人老成后，或许觉得自己年轻时的想法荒唐，故而选择重归帖学传统。因此，朱翼盦晚年笃嗜帖学，重寻昔日唯美经典的书法风格，将楷书取法定位于法度谨严的唐楷之中，而行书则更多的是追摹真气弥漫、禅意十足的董其昌书法，这均反映出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有着一定联系。
　　总体来看，朱翼盦擅书小字，如他为《兰陵公主碑》所作题跋为行楷书，风貌与老北京“四大书家”之一的宝熙书法颇为近似。朱氏藏碑中的许多题签即请宝氏所题，可见二人之交谊。宝熙为清末民初著名馆阁体书家，其楷书以颜真卿为宗，融锺繇、赵孟、刘墉笔意，行书似清人钱沣，晚年加入些许魏碑笔法，书风敦厚自然，体势稳健，上宽下窄，将颜体之雄浑，赵体之风韵，以碑法写出，极具个人特色。二人书法面貌近似，可能源于他们长期交往和在书法上的相互交流、切磋，故气格相类，加之二人均标榜颜书，然朱氏书法大字弗及宝氏。朱翼盦为自藏《谷朗碑》题签风格则类北碑，和当时京城书坛盛行北碑体题签颇为近似。这一时期旧京喜以此体题签的书家很多，像郑孝胥、于右任、梁启超、张伯英、张祖翼、张效彬、姚茫父等。朱氏此题签带有很强的北碑意味，虽他中岁之后曾极力摒弃碑派风格，但无疑碑派书法对他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朱翼盦为自藏《晋唐小楷十三种》作的题跋，册右题有“博古堂帖，晋唐小楷”中楷八字，风格明显为唐碑和魏碑融合之作。朱氏在学习魏碑时，没有选取《郑文公碑》《张黑女墓志》《龙门石刻》等个性鲜明的碑版，而是取法秀美、遒逸一路的北碑，如曾为他所藏的《司马景和妻墓志》《阳平王妃李氏墓志》《于纂墓志》《刘懿墓志》《崔頠墓志》《乞伏保达墓志》《敬史君碑》等，这些北碑可以和唐碑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北魏至唐过渡时期的楷书形态，和清末民初张祖翼、梁启超、张伯英、张效彬等人唯美的北碑书法有些神似。这一时期碑派书法人物，取法此种墓志成为一种风尚。朱翼盦为《集王圣教序》所作的题跋，用笔精到细腻，体现出其深厚的帖学功力，与《太仆卿元公夫人姬氏合志》所作题跋相比，似在风格上更为随意自然，无一丝做作之态，是朱氏所作题跋中的绝佳者。此题跋融汇了颜、欧、北碑之精华，是碑帖融合贯通的上乘之作。朱翼盦藏有诸多珍稀的名碑善拓，如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吴天发神谶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等，由于异常钟爱，故题写时反而常呈拘谨、局促之态。朱氏为《颜勤礼碑》所作的题跋，注重用笔的节奏变化，是其极力追摹董其昌行草书风的明证，异常精彩，题跋中虽有多处涂改，却增添了书写的随意性，于行笔之中体现出朱氏的不凡功力和学者胸襟，非浅薄之士所能作。

　　除题签和题跋外，朱氏尚有一些对联传世。如一大字行书对联，其辞为“几净双钩摹古帖，甕幽小啜试新醅”，此联书体近董其昌，兼有鲁公意味，但略显生涩，具稚拙之趣。虽然朱翼盦似乎不长于书写大字，然学者气息浓厚，无丝豪浮躁气，这也正是一些职业书法家难以笔墨追摹之处。
　　纵观朱翼盦书法，给人感触最深的是其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在碑派勃兴的清末民国时期北京书坛，朱氏虽然未以擅书名世，却遵循传统士人对书法的理解。他的书法清新秀逸，颇具古姿，这源于其常年购藏历代名碑佳帖，练就了不凡的眼力。他专注于帖学书法的临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朱翼盦书法代表了民国时期北京书坛中金石鉴藏家书法的一种独特风格。如今研究朱翼盦书法，应从金石学、考古学、考据学、艺术学等多方面审视，加以品评。在诸家评价中，以启功先生讲的最为精当，让我们用他的一段评语结束本文：“萧山朱翼盦先生，以相国世家，书画之余，酷爱金石，博学精鉴，有力收罗，于是一时石墨善本，咸归插架。曾以重金获今所能见之最先拓本之醴泉铭，因自号欧斋……先生致力处，与覃溪为近。而详论书势，比较纸墨，衷怀朗澈，无覃溪专固之习。雅好欧书，而多聚群碑，兼赏众妙，更非覃溪之墨守宋翻化度寺者所得同日而语。至考史证碑，淹通博贯，则又兼竹汀、兰泉之学。读之如入宝山，诚有虚往实归之乐。再读所藏碑帖目录，益见众珍之全貌。昔人每病项子京、梁蕉林未留目录，今先生之藏碑帖，不减项氏、梁氏之藏书画。合观题跋目录，则近代石墨之藏，无或逾此完且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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