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之际,『湖秀之产倍于他郡』,嘉兴的市镇经济真正繁荣也是始于此,农村『桑林遍野』,集镇『蚕丝成市』,城乡『机轴之声不绝』。与此同时嘉兴地区藏书楼林立,府学、书院、私塾贯通了各阶层的学习通道,而明清两代七百三十余人考中进士也是文化积累的成果。文人大多写一手好字,而且具有探索精神,从清初朱彝尊寻古踏碑始,至清中期张廷济追求古器文的考据,再至晚清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积累被直接运用在书法创作上,这其中一些人成了书法大家,也影响了有清一朝整个嘉兴地区的书法风气。清初嘉兴地区书法风格与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可以简单归纳为三条发展脉络:其一是以曹溶、朱彝尊为代表的金石考据学者,业余兼及书法;二是以陈邦彦、查升为代表追求董风潮流的官员书法家;三是以陈奕禧为代表理论与实践兼顾并敢于进取突破的书法家。
清 曹溶 桃林对坐图跋 1682 嘉兴博物馆藏
在帖学一统天下的清初,一些遗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追寻一种与主流不同的书法艺术形式,以强化其遗民的身份感。在此氛围下,『贰臣』曹溶和『布衣遗民』朱彝尊与顾炎武、阎若璩共同寻访、摹拓以及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考证,并与傅山等书法大家相互讨论碑拓。在这批先行者的带领下,书家互换互赠碑刻拓片以及研究考证成为一种流行,影响了一批书法家在实践中追求碑刻的书法韵味。曹溶和朱彝尊都并非以书名流传于世,曹溶的成就在诗坛和藏书,而朱彝尊的成就在文学与学术,就如陈其荣所言:『吾郡竹垞先生研经考古为当世所重,其于金石之品题,只绪余耳。然其鉴赏之精,考定之碻,亦足以见其渊博为独绝矣。』曹溶(一六一三—一六八五),字洁躬,又字鉴躬,号秋岳,晚号倦圃老人,浙江嘉兴秀水人,长朱彝尊十六岁,对于朱彝尊来说既是长辈、学术引路人也是其经济的赞助者。首先,访碑、拓碑是曹溶的兴趣所在,其《静惕堂诗集》中收有不少这类诗歌,如《遣婿至曲阳拓北岳庙碑》《资耀寰入秦,托其拓寄碑本》《得宁人书寄汉唐碑刻至》《蔡介滋转运河东拓古碑见赔奉怀二首》等。其次,曹溶在访碑活动中不断地结识同好并收藏了大量的碑拓。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评论古今来收藏法书碑刻之家,便把曹溶和项元汴、王世贞、严嵩这样的大藏者并列。曹溶也在《金石表》自序中称:『予行塞上,见古碑横茀草间,偶一动念,古人遗迹历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搜自境内,以至远地。积五年,得八百馀本。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表。』仅仅五年时间就积累八百多本碑拓,足见曹溶收藏的丰富和财力的雄厚。曹溶早年读书时结识朱彝尊叔父朱茂曝,与朱家有着深厚的友情基础,相当于世交的关系。朱彝尊对于金石的爱好非常有可能是从曹溶的家藏碑刻拓片开始,毕竟江南一带石碑留存甚少,观摩学习机会不多,曹溶的家藏或许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朱彝尊打开一扇兴趣之窗,当然曹溶也非常愿意提携这位后生。随着朱彝尊学识的成长,他们之间关于石刻碑拓的交流越来越多,并作为同好者一起研究考证。『锡鬯同曹侍郎历燕晋之间,访得古碑,不惮发地数尺而出入。从者皆善摹拓及装潢事。文人好古,近罕俦匹。』在朱彝尊与曹溶同观《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碑》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两者的默契,曹溶拓碑文,朱彝尊题写、考证碑跋。『椎而拓之,装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书其后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估计朱彝尊为曹溶收藏碑拓提过很多这类的建议,当然这也是曹溶对于这位后生的考证研究能力的认可。在其收藏中还有这样类似经历由朱彝尊来考证并题跋,如在《晋王墓二碑跋》中有:『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欧阳、赵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拓本,俾予审定其字若干,遂书其后归之。』更为重要的是,曹溶在山西为官时,朱彝尊当过其幕僚。当时中国书法的中心在山西。曹溶的影响力促使朱彝尊以遗民学者的身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圈,在无形中为朱彝尊搭建了学术交游的平台,也为其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交往圈。如果说曹溶对于朱彝尊的意义是启蒙,那么是时山西文化圈直接影响了朱彝尊书法风格的走向。
清 朱彝尊 行书 余杭博物馆藏
清 朱彝尊 隶书 嘉兴博物馆藏
清 杜臻 行书七言诗 嘉兴博物馆藏
清 陈奕禧 草书五言诗海宁博物馆藏
二
长期走南闯北的朱彝尊,对于当时嘉兴地区的书风没有特别显著的影响,这大概与汉隶在当时的流行地域以及学术的核心圈一直在北方有关。但朱彝尊访碑研究的精神一直在传递,并对陈奕禧书法的突破及研究碑文有很大的影响。乾嘉时期,嘉兴地区以张廷济为首的碑拓考证活动的流行与朱彝尊亦有莫大的关系。然就当时而言,嘉兴推崇董其昌书法风格才是主流。从大环境来说,当时康熙帝对董其昌书法风格的偏爱,后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阐述当时书法境况有描述:『康、雍之世专仿香光。』清前期董其昌的书风流行于官场,王士禛曾总结『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优』即是皇帝的书法兴趣偏好。士人为博取功名,根据皇帝的喜好,对其仕途以及在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大大增加,特别殿试这样的层级,皇帝亲自阅卷,更容易对皇帝的选择形成影响。董其昌本为松江府人,地域上的近邻使其书风容易为嘉兴书家接受,而且董其昌与嘉兴的往来密切,有很深的渊源。他与项元汴的长子项穆是同学,通过这样的关系,在其书学成长的关键时刻进入了项家,并且得到项元汴的指点,更关键的是,他观摩研习到项家丰富的收藏,『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肴,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这样的待遇并非每一个书家的际遇。这样的经历使得董其昌对书法的见解以及眼界大开。董其昌与项家的交往没有在项元汴过世断裂,还是经常过往嘉兴,观摩项家藏品,并与项德明、项玄德、项又新往来密切。在八十一岁时,他应项德成、项嘉谟之邀,作了《楷书项墨林墓志铭》册。此时离项元汴去世已经四十五年,这也说明董其昌对于项家给予其的书画艺术上的帮助至老还是心存感激。董其昌与海宁陈家也颇具渊源。《论书绝句》记载:『陈氏书法自元瑞之后,代法香光。盖香光早年曾馆于其家,故衣钵真传,数世不绝也。』董其昌与海宁陈氏家族的交往从陈瓛父亲陈与郊开始,陈家的发迹以至于到达『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高度就是从此人开始。『董文敏未第时,客于海昌最久,与陈增城先生(璩)为莫逆交,至其日用簿亦有文敏为之登记者,然增城甚器之。』陈瓛很欣赏董其昌的字,在此期间董其昌在陈家留下墨迹甚多。陈其元曾谈到『文敏公书吾家最多』。《大瓢偶笔》也有这样的记载:『查异渠云:董宗伯匾额海宁最多。』同时陈家也刻了不少董其昌的作品,如整本刻董字的《玉烟堂董帖》。在几位先祖的逐年营造之下,海宁陈氏家族的书法氛围在清初已愈加浓厚,所以陈氏家族子弟学习书法大多从董入手,陈家的书法人才亦不断迭出。在书法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海宁三陈』(陈元龙、陈邦彦、陈奕禧)以董书为主要范本成长起来的。多重原因之下,董其昌对于嘉兴的书法风格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
清 陈奕禧 草书五言诗 海宁博物馆藏
清 陈奕禧 行书 嘉兴博物馆藏
并反过来在官场上又获得更多的机会。这些人与陈邦彦、查升一样都是官名远大于书名。如:何元英,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进士;杜臻,顺治十五(一六五八)年进士;以及略晚的钱陈群(一六八六—一七七四),康熙十年(一七二一)进士。大致相同的经历,当时的书名声名鹊起,但未真正停留在书法历史上。
三
如果嘉兴的书家都留恋于讨巧技艺、讨好皇帝喜好,那么嘉兴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可能会下降几个层次,正是有陈奕禧这样敢于尝试,敢于变化,在主流中找到传统的价值,使之成为清前期嘉兴地区成就最大的书家。陈奕禧(一六四八—一七○九),字六谦,又字子文、文一,号香泉,晚号葑叟,海宁盐官人。从陈家与董其昌的渊源来看,陈奕禧幼时学习的草书亦是董其昌的风格。但他并不满足于学习董书,更不甘心受董氏书风的束缚,在其著作中一直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余绍宋以『文人相轻』来评价这样的现象:『今观先生(陈奕禧)字体亦自董华亭出,而其论华亭每多疑词,岂己入其堂室,故尽知其底蕴,如米襄阳之诋李北海耶。』高佑曾谈到:『予弟六谦……未十龄辄弄笔作真草书,意欲与古人争得失。』高的评论一方面说明陈奕禧的书法天赋卓越,另一面也肯定了他从小就追随古人,与家学并非同步。陈奕禧在《自书兰亭兰亭跋》曾说:『予临兰亭,四十年来不记其数。』可见,陈奕禧的书法之路并非选择碑学就摒弃帖学,而是在两者兼顾中有了创新的尝试。他批判和褒扬董其昌都是其真实的想法,毕竟碑学与帖学在用笔、观念等等都有本质的区别,观念相左本是应该。随着年龄、收藏和阅历的增长,陈奕禧不断逐渐改变其书学观念。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陈奕禧赴京师『谒选』时,曾在陕西、河南一带访过碑。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官山西安邑丞。他在山西、直隶为官多年。这样的经历为其书法道路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北方的朋友圈以及访碑的行径直接影响了他的书法观念。王士祯在《分甘余话》:『其书法皆发晋人,于秦汉唐末以来金石文字,收弃尤富,皆为题跋辩证。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此与《清史列传》称其书『专效晋人』意思相近。陈奕禧为官过程也是其收藏金石碑拓的过程:『余官于南北三十载,素嗜作书,求得海内墨拓颇富。』收藏的积累,不仅为他提供了书法的素材,而且让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了新的书法观念:『予每学蔡、梁等法,且历观北朝、江左诸家之制,融会变态,遂成一体,非篆非隶,善鉴者赏其能,寡识者嗤其怪,然反覆自审,未尝不内惭私哂。』这与陈奕禧注重北碑的观念是相通的。他又在《隐绿轩题识》中说:『《张猛龙碑》亦不知书撰人名,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无以开示来学。用笔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敬邕墓志》与此相似。』杨宾《大瓢偶笔》亦曾云:『陈香泉专取姿致,然与苏州库官王羽大书一条幅,沉著浑融,绝无轻佻之态。阿云举尊人西公楞言碑学《崔敬邕墓志》,亦深厚有六朝气。』《崔敬邕墓志》和《张猛龙碑》被陈奕禧所推崇,他的『非篆非隶』风格也是从这里提取。在北碑尚未流行的清初,其书法被『寡识者嗤其怪』也便不足为奇。但与其同时代的书法大家何焯,对其评价颇高:『国朝书学远迈前轨,香泉先生尤足雄长一时,搜集金石文字,视金薤琳琅,石墨镌华诸编,不啻倍焉,当其下笔上下古今举篆籀。分隶、章草,行狎之奥,无所不有,惜米元章悉收六朝妙处,酝酿笔端,幸得先生为主盟,岂限今无古人也。』『收六朝妙处』即是指其搜集金石文字之果。陈奕禧在书法历史上地位的显现与其书法理论上的成就也是密不可分。其书法理论主要见于《绿阴亭集》和《隐绿轩题识》,这是其一生书法与书学的总结。对于金石的研究,他曾撰有《金石遗文录》一稿,中言:『然其采辑前人论说,及奕禧自缀论者,仅汉碑数种而已。唐碑以后,十不逢一。则是意在录文,而不全在跋也。即以录文而论,亦鲜体例……皆非辑录之体,似是裒辑未成之书也。』该稿虽未成书,但对清代碑学研究的发展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清 陈奕禧 录苏轼《陌上花开》诗嘉兴博物馆藏
(本文作者供职于嘉兴博物馆)
(期刊责编:李向阳)
(网站责编:简 琼)
欢迎订阅《荣宝斋》2017年03月刊,订购电话:(010)65128417 (期刊责编:李向阳)
(网站责编:简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