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印款辨伪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一直被视为李公麟临摹古人的一幅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其作品中极少存世的真迹。但经过仔细地查看，就能发现这张画卷在收藏印鉴和李公麟的署款这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至于其他方面，通过画册、影像资料和关于它的文字记载并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是一幅以韦偃《牧放图》为母本的临摹作品，《临韦偃牧放图》作为临摹本，基本保留了原作面貌，但局部形象和笔墨形式仍然融入了李氏自身的体会和技巧，可以看出其鲜明个性的再创造。长卷一共描绘了一千二百八十六匹马和一百四十三个人。在高原、坡谷、台地、大川、溪流穿插的牧场环境中，浩浩荡荡的马群如潮水涌入一般自右向左移动。每匹马虽小，但是动作、情态却变化万千，奔跑、缓行、饮食、喝水、嬉戏、嘶鸣、昂首、回顾等，各具生意。放牧的官吏、牧人也动作各异，或骑马、或步行、或扬鞭、或赤足，等等。身份、表情各有区别。作品真实、细致、集中、生动地展现了唐代御苑牧马的景象。全卷构图讲究章法，疏密聚散变化有致。人马前段集中，后段疏散。马群依据地势分布，平川密集，坡谷、河边分散；山丘起伏地势之中，马群又分成前后数列，时聚时散。这些巧妙的安排，使人马密集中有空间，繁多而不散乱，浩大的场面布置得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此图勾勒加淡色，以线条为主。人马勾线流畅，自然随意，表现出较多的李公麟白描的特点。山石轮廓线简劲，树叶或圈或点，坡原河岸，淡墨侧锋，多用虚笔勾出轮廓，牧场草地，不用线勾画青草，以石绿傅染，似有似无。这种含蓄、虚灵的笔墨富有文人画意韵。因此这件作品也是一幅带有自身风貌的创作画。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绢本，设色，纵四十六点二厘米，横四百二十九点八厘米，因为在卷首右上方有李公麟自署的『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小篆款两行而得名。从李公麟自署的小篆提名可知，这是一幅临摹作品，母本是唐代画马名家韦偃的作品《牧放图》，现今已不复存在。李公麟的这件临摹作品除了李公麟自署题款之外，本幅作品上还有清高宗弘历的题诗，明太祖朱元璋的题跋，鉴人藏印记二十九方，其中包括宋徽宗宣和诸玺、宋高宗绍兴印、贾似道『悦生』和『似道』二印、明『康皇帝宝』、万历三玺①，清孙承泽收藏印、梁清标诸印、乾隆皇帝诸玺、嘉庆皇帝御玺以及溥仪诸印等，这说明此牧放图卷历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南宋权相贾似道、明内府、清收藏家孙承泽、梁清标以及清内府的收藏。溥仪退位后，此卷被溥杰带出宫，后归东北博物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拨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

一 印章方面

（一）『内府图书之印』

　　在《临韦偃牧放图》的画面中，有一款印章『内府图书之印』（图一）有明显的问题：
　　其一，它的印章盖到了朱元璋题跋的字的上面。
　　『内府图书之印』与『御书』葫芦印、双龙印、『宣龢』连珠印、『政和』长印、『宣和』长印以及『政龢』连珠印一起组成『宣和七玺』。『宣和七玺』中的每个印玺都有它固定的钤盖位置。『内府图书之印』的标准盖章的位置是在纸尾的中间位置，此卷《临韦偃牧放图》中的『内府图书之印』的盖章位置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出在了印章盖到了朱元璋题跋的字上面了，『内府图书之印』是宋徽宗时期内府的官方印章，而朱元璋是明朝的皇帝，在字迹上能明显地看到印章的红色痕迹，所以应该是后来盖上去的，因此『内府图书之印』是伪印。
其二，印文的纹样与标准的纹样有明显的区别。

　　　　　　　　　　
图二《张好好诗卷》中的“内府图书之印”　图三 《论书帖》中的“内府图书之印”　图四 《古诗四帖》中的“内府图书之印”

　　其中，印章中『啚』字上面的『口』和下边的『回』是通过中间『十』的竖画连在一起的，而标准的『内府图书之印』如杜牧《张好好诗》卷（图二），怀素《论书帖》（图三），张旭《古诗四帖》中的『内府图书之印』（图四），『图』字中的『啚』上面的『口』和下边的『回』之间却是一个『』，中间的一竖并未出头连接到『回』字， 其他的标准『内府图书之印』也是如此，所以李公麟此卷中『内府图书之印』不是真印。
（二）『政龢』连珠印

　　　　　　　　　　　　　　　　　　　　　　　　　　　　　　
图五 《临韦偃牧放图》中的“政龢”连珠印　图六 《张好好诗》卷中的“政龢”连珠印　图七 《平复帖》中的“政龢”连珠印

　　『政龢』连珠印作为宣和七玺中的一玺，它的位置是在后隔水与尾纸的接缝处，上下居中，左右在尾纸和后隔水各占一半。此卷《临韦偃牧放图》中的『政龢』连珠印（图五）在位置上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在于印文的字形与标准『政龢』连珠印如《张好好诗》卷中的『政龢』连珠印（图六），《平复帖》中的『政龢』连珠印（图七），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在《临韦偃牧放图》中『政龢』连珠印的『政』字第一笔横画接左边框，左下竖折为方折形，而标准『政龢』连珠印的『政』字不仅第一笔不接左边框，且左下竖折部分为圆弧形，这是第一个差别。其二，此卷中『政龢』连珠印的『龢』字，左边『龠』结构相对松散，中间的三个『口』已简化为两个，而标准『政龢』连珠印左边『龠』的结构则比较紧凑，中间仍是三个『口』，这是第二个差别。
　　然而，如果以尾纸和后隔水的接缝为界，把此卷『政龢』连珠印中『政』『龢』二字的右半部分却与标准『政龢』连珠印的右半部分比较一下，却可以发现它们又完全地吻合，这也可能说明右边部分可能是真印。对此卷中『政龢』连珠印的左右矛盾，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后隔水上的印迹是标准印迹，而左边原来的尾纸上的标准印迹因重新装裱而随尾纸一起被裁去，重新换一张尾纸后补盖了左半部分。   

二 题跋

　　在此卷《临韦偃牧放图》画芯卷首的上面，有两行小篆墨迹：『臣李公麟奉勅摹韦偃牧放图』（图八），因此而说此卷是李公麟奉皇帝之命而临摹的作品。在此有一点疑虑，就是以李公麟的线条功夫和造型能力，书法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两行小篆写的柔弱无力，不似李公麟的风格。

　　李公麟是线描高手，线条功夫极为深厚，这在其画作中能看得出来，虽然他以画闻名，但是李公麟在当时也有书名，董史《皇宋书录》中即有李公麟在内。至于小篆，在清朝之前，基本上都受到『玉箸篆』式的规范，要求字形端正，圆起圆收，线条粗细一致且光滑劲挺，富于张力。宋朝尤尊『二李』（李斯、李阳冰）篆法，因为拘于『二李』之法，相较前人而言没有很大的超越，故而我们常以为宋代篆书衰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贫民，皆有善篆书者，至于士大夫阶层，如徐铉、章友直（图九）以及黄庭坚（图十）等皆善篆书，功力颇深。
　　以李公麟的线条功夫和造型能力，其小篆也应是结字匀称端正，线条光滑劲挺，富有弹性。而观此两行小篆，不仅线条羸弱，结字也不太好。如图七，除了个别字以及部分字的部分笔画以外，整个两行小篆线条粗细不一，毫无劲挺圆滑、富有弹性可言。在字形上，『奉』字上部和『勅』左边，都有明显的倾斜或重心偏移，『韦』字太小，『牧』字又太松散，『放』字左右不协调，而在用笔上，几乎每个字都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弯折处，很多地方变圆转为方折，且显得僵直。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两行小篆也存在问题。
　　卷首自题『臣李公麟奉勅摹韦偃牧放图』，很多人认为，李公麟是奉徽宗皇帝之勅，然而李公麟早在元符三年就因病痹致仕，归老龙眠山，当时徽宗还未即位，如何颁布勅命？况且李公麟晚年已不再画马，且龙眠山距汴京有千里之遥，徽宗下旨令李公麟以老弱之躯去汴京临
　　摹一幅《牧放图》，似乎太不合乎情理。
　　因此，通过以上具体的分析，《临韦偃牧放图》上的印款应不是真迹，而是一幅伪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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