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画证史：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角度（上）—浅谈古书画及其鉴定成果在历史研究中所起的辨正作用

一 前言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是世界人类艺术宝库中，最为绚丽夺目的明珠之一。它有着数千年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发展史，现今贮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等公私收藏机构的古书画作品难以计数。从战国时代的《龙凤人物图》，到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和顾恺之《女史箴图》，再到唐代怀素《自叙帖》、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宛如一页页优美篇章，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其中，每一件都可视之为是一部存在于『纸绢上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活化石』。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见证者和人类历史文化的实物遗存，与众多的考古发现一样，皆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文化信息，或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某种历史坐标，或有待我们更深入地探究与挖掘。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并得到蓬勃地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湖北郭店战国楚墓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等发掘，在史前史和上古史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不少空白，在历史学界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由王国维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来『补正纸上的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这一理论。相对于因地下文物发现而备受瞩目的考古学领域，与之相俦而有着汗牛充栋般地上文物的另一种宝藏—中国古代书画，虽有着表面热络的展览与出版，但难以掩盖实质上对其学术性重视程度与研究深度上存在着的明显不足。回顾国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也仅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初步统计工作，取得了一些今天看来虽属难能可贵，但显然缺乏科学性的不成其为结论的『结论』，这些只能视作参考意见的鉴定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与《图录》中，当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几位相关专家简略至极的个人经验性意见，虽有『结论』但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也无任何论证过程。尽管有着以上这些不足，但在我们看来，地下文物的考古与地上文物古书画的研究，却实可谓之为我国文化历史研究『以文物证史』的两翼，其中古书画对我国古代历史(尤其是魏晋以后历史)和相关古文献，所具有的互证性与修正性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其中尤其以『狂草』与『文人画』为杰出代表，唐代由张旭、怀素两位草圣所创造的狂草艺术，唐、宋、元时期王维、苏轼、倪云林等人提倡并实践的文人画，在今天看来仍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两大艺术高峰。中国人早在八世纪开创出的富于意象表现和抽象主义色彩，无比自由奔放的狂草书风，意味着汉字书法艺术的完全独立，而其对当下世界汉字书法艺术的现代和后现代性探索，仍具有着无限的昭示性与启迪意义。
　　中国的古代绘画艺术，与基于神学背景的西方绘画发展历程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殊文化背景与历史成因。就古书画总体而言，除造型艺术本体自身发展规律之外，还受到诸如先秦道家与儒家等哲学思想、文学诗歌、政治、宗教，甚至史学本身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基本上可以说，由于古书画是在文人士大夫这一古代先进阶层直接并大量参与下产生出的文化成果，故而，其在对古代文化历史研究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有着难以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功用和地位。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古书画鉴定已经由传统的近代性的『望气』『眼学』，逐渐发展成为以现代『科学实证鉴定法』为基础的书画鉴定学，开始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美术史学界的如怀素《自叙帖》真相等诸多问题，其成果无疑会为相关历史研究带来不小的助益。正是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书画证史』这一历史学研究方法新概念，同时此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具有『以史证书画』的互动性特质。相信这一富于建设性的跨学科的崭新视角，对将传统文献考据意义上的『疑古与信古』之争，导向在现代科学主义框架下的『辨伪与证真』有着积极意义，并与其它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等共同起到对历史的辨正作用，进而开启一个证古的新时代。

二 开启证古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真实就是力量。我们所说的辨正，即是辨伪也是证真，是本着求真的目的对历史事实的真伪进行辨析。而我们所谓的证古，就是依据历史文化遗存实物之一的古书画，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研究成果中经过科学论证并经检验的客观事实部分，来求证相关历史文献内容的真伪性或建立出前所未有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即要证『古的伪』也要证『古的真』，而并非一味的为古文献记述寻求真实的佐证，而掩盖原本可以证伪的事实，这种唯实求是、科学求真的精确史学观和研究态度，也是历史学者本应担负的责任和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我们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中相关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要素的重要节点，和诸如此类史料的真确性上，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向性的科学论证与检验，以力求其精确无误。唯其如此，才能在此坚实基础之上，正确合理地论述与解读历史(即冯友兰所称『释古』)。

(一)先秦以来疑古风气的嬗变

　　在我国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之中，从来不乏质疑的精神，这种精神自先秦迄今都在散发出『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亚圣』孟子尝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此说可谓开学术界疑古思想之先声，对汉唐以来的文化传统史学研究影响深远。在汉代，王充是疑古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至唐代，刘知几即有《疑古》篇见于其所著《史通》中。张彦远所撰《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中，对唐以前法书名画真赝与评价涉猎颇多，其中所录梁武帝与陶弘景对王羲之书法真伪与法书『带名不带名』的讨论，对后世《兰亭序》等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九六五年的『兰亭论辩』带来启示。当年郭沫若以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等考古发现为依据，结合清代学者李文田等人的观点，撰《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文章，质疑《兰亭序》为伪作，认为『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此举不啻动摇了『书圣』王羲之及其法书在历史上的至尊地位，章士钊等对此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遂引发历时数月之久的学术大讨论。此次论辩正反两派可谓得失互见，聚讼纷纭而终无定论，至今犹有余音。然而，此次论辩作为二十世纪中叶历史学、考古学、书画鉴定学的一次堪称载入史册的重要尝试和互动，对今天的启迪意义不可谓不大。
　　疑古风气的昂扬，首重有宋一代。宋儒之学的特点，一般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士梗。』因此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从而摆脱注疏的束缚，以自行裁断，成为庆历之后学风的主调。
宋代理学的蓬勃发展，导致经学与史学，以及古书画和发轫于北宋的金石学等领域，皆大被考古辨伪之风。欧阳修、苏轼、米芾、程颐、朱熹、吴棫等为其代表人物。宋儒们致力于『推到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钱玄同语)，如欧阳修在《易或问》中直接对儒家传统经典《周易大传》提出质疑：『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卷十八《经旨十一首•易或问》)并在《帝王世次图序》文中言：『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卷四三《帝王世次图序》)通过辨析《史记•三代世表》世系，提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周文王应比商纣王大十五辈，文王伐纣之举可谓以祖伐孙，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虽『择其言尤雅者』但疑古不彻底的《史记》作者司马迁提出质问。其时，如程颐言《周礼》『讹缺甚多』、《礼记》之《儒行》、《经解》篇『非孔子之言』、《左传》『非丘明之作』。(《崔东壁(述)遗书序》)以及苏轼、米芾等人对大量公私所蓄古法书名画的真赝进行的鉴别评定。南宋朱熹及吴棫等对《古文尚书》等古书的辨伪等等，皆为时代之学风所使然。两宋时期，由皇家主持的多次对古书画等文物的整理研究，成就斐然，宋徽宗即编撰有《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等，为世所重。私家研究著作则有《苏轼文集》相关内容和米芾所撰《书史》《画史》、赵明诚与王厚之诸人的金石博古研究等。苏轼、米芾等两宋鉴赏收藏家著述涉猎极广，并于其中辨伪析真，的闻目睹，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参考研究价值。

　　疑古风气的再次提振，已是清代。清初学者身处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对政体与道统，思想与文化的理性反思，成为主流。清人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而于辨析伪书方面则承继了宋人的统绪，开有清一代古文献辨伪风气之先。如姚际恒所撰《古今伪书考》，其所质疑者遍及经部、史部、子部，指斥为作伪之书者多达九十余种。其所疑甚夥，但多无翔实之论证，难免有揣测之嫌。又有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黄宗炎《图书辨惑》、刘逢禄《左氏春秋疏证》、胡渭《易图明辨》等辨伪考释之专著，其时代学术风貌已可见一斑。乾嘉学派的崛起，以『实事求是』为严谨学风，校雠考据治史注经蔚为风尚。并承宋之遗韵，钟鼎彝器、金石碑版皆为一时所重，书法上更是大兴碑学之风。而在古书画鉴赏方面，康熙之后，由于清高宗弘历的极力崇尚，在乾嘉时代达至鼎盛，形成『上有所好焉，下必从之』的社会现象。乾嘉两代的内府收藏超越唐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也最高，其成果见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书中，这与同由皇家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一样，极尽网罗稽考之能事。其中虽不免有讹误错谬之处，如对元代倪瓒《题周文英诗志传》(现藏辽宁博物馆)真迹的误判，但仍属瑕不掩瑜的浩大文化整理之工程，堪称前无古人，福泽后代之举。而被胡适为之作传，称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崔述(号东壁)撰写的《考信录》(四六卷)，为当世考古辨伪的重要著作，其在《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中言：『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事故之事尤多荒谬。』崔述的学说在当时虽然遭摈弃于学术主流之外，但对其后中日两国的疑古思潮的兴起，却和近代西方的德国『兰克学派』一道，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二十世纪初叶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至晚清，在龚自珍学说影响下，这一时期则有魏源著《诗古微》与《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书，直至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都主张辨伪。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道：『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由是，今文经学与追求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

(二)《古史辨》与近现代疑古思潮

　　疑古风气的滥觞，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叶，其重要标志就是七册《古史辨》。一九二四年，顾颉刚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的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学术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古史辨』学者们为代表的『疑古思潮』，与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孔教』说相比，思想上已经有着实质性地进步与不同。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即『德赛二先生』)这二大口号与『打倒孔家店』(张紫石按：如顾颉刚所说『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 这种批判精神的直接体现。席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股在西学思想影响下的反传统运动疑古狂潮，确实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把信古泥古之风气也打倒了，甚至连国粹『中医』和『四王』、吴恽、石涛八大，都欲一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疑古思潮的总的思辨方法是『无徵不信』，《古史辨》学者们不仅总结了宋、元、明、清以来的疑古成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及理论。正如有学者所言：『《古史辨》的研究有一种非常负责的精神，资料搜集得原原委委，非常详备。这样即使在理论上有一些偏向，可是后人的工作还会从这里做起，许多研究实际上还得读《古史辨》。』而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即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二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郭沫若曾经感叹『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这一卓识，迄今在海内外学术界仍有所影响。『疑古思潮』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理论、方法和学派，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主流，建国以来仍具较大影响，而在海外的影响更大。总括而言，其影响不仅是在历史学领域，并且在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和古代哲学史、古代文学史、古代美术史等国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在时间跨度上，则从上古文明的源头开始，直至近现代学术，均有所涉及。然而，疑古一派在古书(史)辨伪实践中也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缺陷，即从文献到文献，难以跳脱过分依赖『书本上学问』(梁启超语)的窠臼。因为在具体的研究中，文献之间发生抵牾的情形十分常见，但仅靠文献本身的矛盾来考订真伪，在缺乏一系列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则很难形成终极性的定论，往往致使讹误错判层出不穷。清末学者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序言中便说道：『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俞氏此言，大可与某些坐井观天妄自菲薄者为戒也。这种『从文献到文献』方法的危险，有一例可说明之，譬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疑古学者们振振有词所怀疑的《三礼》乃出自秦汉儒生编造的观点，在今天由于郭店战国楚墓中楚简的抢救性发掘，其中有一篇共二十章且一支简都未缺的《缁衣》(上博楚简亦有一篇)的面世，而顷刻间灰飞烟灭。

(三)从『二重证据法』到『多重证据法』

　　王国维就对顾颉刚的疑古方式提出过委婉的批评。姚名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给顾颉刚的信中就提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诚哉斯言，然而，究竟要建立什么呢？王国维的回答便是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实，早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的《古史新证》总论中，他就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其先进性的，颠扑旧学，振聋发聩，至今也为许多海内外学者所遵崇。但正如郭沫若在一九二九年所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所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这个近乎伟大的『二重证据法』，至学术发展的今天，其短板效应已日益明显。仅以二元性的『地下之新材料』来『补正纸上之材料』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今学术研究论证的诸多条件。正所谓『例不十，法不立』，辨析明理，举证不厌其多。化繁为要，举证不厌其精。而以更加多维的视角和科学主义的态度，将『近代式』的『二重证据法』进化成『现代式』的多角度多层次多向性多元化的，以科学实证为方法论的『多重证据法』，已是当今时代的需要。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一个部分。
　　从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到近代『疑古思潮』的『无徵不信』，其间一脉相承，虽成果斐然，但也难掩缺失，今天，我们欲补『无徵不信』之不足的，则应是『唯实求是，科学求真』的态度，即以辩证唯物史观，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求诸真相，用事实说话，用多重有效证据说话。而证据不够充分或难以决断的，应采取开放的态度，有付诸阙如的勇气，把问题留待以后(或后人)去解决，而不强作解人。在此前提之下，我们还应大力倡导一种『精确史学』观，不言而喻，『精确史学』作为一种概念的提出，不免有些许理想化的成分，但对这一命题我们应当抱有使命感和取得成果的必胜信念，尤其是在我国的历史研究方面。哪怕是一个历史节点被证实出真伪，都将是个了不起的成果，因为无数个真实可信的关键性节点就可能构建出一部可靠的『信史』。据说陈寅恪曾不无自信地表示：『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对『精确史学』应有的态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摹本)上，卷首钤有一方『南昌县印』骑缝印，海外有学者将其推定为北宋印，此说影响很大。但通过我们运用科学实证鉴定法辨析，经结合欧阳询《千字文》(辽宁省博物院)、孙过庭《书谱》(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献之《鸭头丸帖》(上海博物馆)等多件传世作品，以及印学史的研究，鉴识出此印并非北宋印而是明代官署印，并从『精确史学』的实践角度出发，最终考定此印具体钤盖时间是在明代嘉靖四十四年三至五月间，乃籍没权相严嵩南昌家产时所钤。此举不仅填补了书法史相关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史载『严氏父子案』锁定并提供出了一系列可靠的实物证据。是书画鉴定与史学研究互动的极佳例证。《老子》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里不妨借用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法，我们也要在『精确史学』观念这一前提下，以愚公移山的气魄与恒心和毅力，前赴后继地完成『层累地造成的证古』，为最终实现中华文明『信史的构建』夯实基础。

(四)信古、疑古、释古、证古

　　回顾过往，冯友兰在为《古史辨》第六册撰序时言：『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可以看出，其中『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等语义与我们上述之『精确史学』这一概念，有些不谋而合的意味。然其所言『信古、疑古、释古』三趋势(或曰阶段)说，仔细体味之下却激进有余而稍嫌不足，如果求全责备的话还应加上『证古』一项更为妥当，即『信古、疑古、证古、释古』较为合适亦相辅相成。依其所阐述，所谓信古，是『抱残守缺』，是『不久就要消灭』的，不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而疑古，则是『审查史料』，即从文献到文献的考据；释古呢，『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而类同于史论。
　　就信古而言，传统的信古可谓建立在对圣人信仰的基础之上，而今天的信古则建立在对史实考证的基础之上，两者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任何时代，固步自封的抱残守缺而不思进取，无疑都是短视与错误的。对既有的古文献史料，我们应以辨正的眼光来看待，所谓信而有徵，无徵不信，无证不立。不以疑古为时尚，不以信古为迂腐。对某些既不能证真也无从辨伪的难以研判的部分，不妨以开放的态度来做学问，从世界史类型学等角度去比较考量，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具体应用时负责任地加以说明的择善而从之，或者也可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有西方学者这样说：『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大多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献的可信性一直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这和中国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是并行的。然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陆续发现重大出土文献后，我们已经意识到古史辨派「疑古过头」。因此，现在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信古思潮」。在国外，有不少学者很乐意看到这些真古的文献，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说他们信古。』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前提是这种假设必然应是有所依据(有徵)的假设。『疑而有徵，无徵不疑』是基本的态度。一位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乏质疑的精神，因此我们不轻言走出『疑古』的时代，但盲目的疑古必然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因为，这无疑是一种学术思辨力极不成熟的表现，就如同一个年幼的孩子，一天到晚懵懵懂懂地怀疑不是自己父母亲生的那样。因此，今天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疑古与信古皆应植根于实证—科学的实证，其间必要有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实证就没有发言权。过度的疑古(不着边际的怀疑)与盲目的信古(不顾疑点的笃信)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正如前文所说，疑古派的不足在于过于依靠『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而王国维为其开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药方，我们又因应于今天这个时代，将其改良至以科学实证为前提的『多重证据法』，因而构成了『证古』的部分。也因为有了『证古』的若干有效证据的支撑，『释古』论史的部分便不会如空中楼阁，一旦曾经『疑古』的基础不成立，就会在轰然间坍塌，化作一片乌有，如楚简《缁衣》的横空出世以及怀素《自叙帖》真本的被发现。可见，『证古』的部分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想必也会成为今后学术界的一种新的『趋势』吧。

　　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梁任公颇具先见之明的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对古文献资料的辨伪与证真已然类同于古书画真伪的鉴别。

(五)建立『多位一体』的『证古』研究现代学术体系

　　中国素来有着『左图右史』的传统。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一些经过专家认真考定的古画上的人物服饰、器物、建筑等，皆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考古成果往往与古书画鉴定学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战国人物画、郭店与上海博物馆楚简、唐代墓室壁画、敦煌壁画与写经等、辽宁博物馆出土宋辽画、朱檀墓出土古画等。如郭店与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在整理中对书写者书迹的对照鉴识上，敦煌壁画、写经与诗卷等的断代分期和考鉴作者等方面，古书画鉴定方法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郭店与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老子》《太一生水》《礼记》等内容已经触及到对早期道家、儒家文献和思想史的实证性的本体研究。
　　作为近现代的一种历史观，疑古思潮自有其进步的意义与贡献，然而在今天看来，又难免存在其时代局限性。而科学实证方法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理性主义散发出的光芒，却能照耀着人们避过历史虚无主义和为疑古而疑古的泥潭。二十一世纪的史学研究，我们应当继往开来，开启一个以证古为目的的崭新时代。而证古的手段是，即要很好的做好既有证据文献史料这类『书本上的学问』，继承并发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古文献考辨方法，也要重视和正确对待依据历史遗存实物开展科学研究的考古学、古书画鉴定学(包括古文字学)等多个现代学科的加入，籍以构成全方位的具有科学性的历史研究证古体系。没有这个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构建信史(『重建古史』)的愿景便无异于天方夜谭、镜花水月。
　　其实，无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和古书画鉴定家、古文字学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的目标都是一个，就是为构建一部中华文明的『信史』贡献出一己之力。有学者提出『要用考古学来重建古史』，『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对古史的全面考察』的愿望是好的，但考古学也有着它明显的局限性与不足，并不是万能的。而惟有在既有的古文献基础上和历史学框架下，从宏观到微观，形成一个『多位一体』的证古(辨伪与求真)研究体系，才是我们未来建构中华文明『信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