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宣南画社初探

　　宣南画社开北京现代画社之风气，是中国早期画社的代表，正是在宣南画社以后松风画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一九一八年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九二○年成立)等机构才逐渐成立，宣南画社的活动时间延续了十二年之久，也是中国画社中比较长的。虽然宣南画社并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是实际上宣南画社的活动和其成员的艺术历程对于京派画风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宣南画社小史

　　宣南即北京宣武门外的区域，此地自古文人荟萃，一八○四年就有『宣南诗社』于此地成立，诗社聚集了嘉庆七年的进士陶澍、朱珩、夏修恕、洪占铨、吴椿等人。宣南地区也是汉族京官聚居之地，也是各地会馆云集的地方，而琉璃厂内更是书肆、古董店、书画店林立，可以说宣南地区是北京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区域。
　　宣南画社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时任司法部参事的余绍宋聚合司法部同仁喜好书画者十余人，以习画和交流画艺为目的，在余绍宋的寓所『余庐』结社，取名『宣南画社』，因为一九一五年也是乙卯年，因此宣南画社也被称为『乙卯画社』。宣南画社所在的余绍宋的住地为骡马市大街西砖胡同五号，这一地点与法源寺非常近，而一九一五年当齐白石进京时就曾借住于法源寺。
　　余绍宋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写过成立宣南画社的原因：『余识定之先生在乙卯之冬，时先生不常作画。余与子贤时怂恿之，偶有所得辄学蒙泉。既与余及子贤过从渐密，作画亦渐多，于是有画社之倡设，恒集于宣南敝斋。』由此可见画社的缘起是余绍宋希望拜汤定之为师，学习绘画。
　　宣南画社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由于其发起者余绍宋时任司法部次长，因此起初宣南画社的成员主要是余绍宋司法界的同事和朋友，如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林宰平（一八七八—一九六一）、蒲伯英（一八七五—一九三四）、梁敬  （一八九三—一九八四）等，由于大家都喜爱绘画，因此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吟诗作画，所以渐成气候。后来书画名家姚华（一八七六—一九三○）、陈师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 、贺良朴（一八六○—一九三八）、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陈半丁（一八七七—一九七○）、沈尹默（ 一八八三—一九七一）、萧逊 （一八八三—一九四四）、郁曼陀（一八八四—一九三九）、王梦白 （ 一八八七—一九三八）、汪慎生（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等也加入进来，可以说一时之间京派名家聚于此地。一九二三年，余绍宋迁居东单牌楼三条胡同，而宣南画社的结社地点也移居到他的新居。期初画社活动并不定期，后来一周聚集一次，社员之间没有地位高下之分，社员轮流做主席。除了首倡者余绍宋之外，汤定之、陈师曾也是其中十分积极的成员，聚会之中，汤定之和陈师曾常常携笔作画，亲自示范。每每聚会，总约有二三十人，挥毫泼墨、谈艺论道之间，画社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一九一六年夏，汤定之南归，画社活动因此暂停了一段时间，一九一七年二月成员们又再聚画社。虽然二十世纪的北京并不太平，然而画社活动却未曾停滞，正如其成员林宰平所记『（余绍宋）乙卯秋始学画，与武进汤定之、薄圻贺履之、义宁陈师曾、顺德胡子贤诸子，开社宣南。余每会辄与，十年以来，京师屡经变乱，吾社画集未尝偶辍。越园画亦日进，卓然有以树立。』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还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宣南画会』举办十周年的纪念会。
　　一九二六年，余绍宋因在『三•一八』枪杀示威学生的惨案中支持学生，同时也在『金佛朗案』中主持公道，被段祺瑞执政府免去司法部次长职务，一九二七年离开京城，宣南画社的活动也随之终止了。

二 宣南画社的特点及贡献

　　由于宣南画社处于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时期，因此它既有传统文人雅集的特点，也孕育着新的画会形式的萌芽。可贵的是宣南画社所继承的是文人雅集中的积极的方面，而其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也为后来的其他画会所效仿。

（1）雅集余音—宣南画社的文化交流特点

　　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其文人大多有官位在身，他们谈艺作画并没有显著的经济目的，其功能主要是文化的沟通。宣南画社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成员之中有许多是官员出身，而且宣南画社的功能也主要是学习艺术、谈论绘事，没有太多的经济方面的因素，整个画社也显得学术气氛更加浓郁一些。
　　宣南画社与同时期的上海的画社明显不同，早期的上海的书画会也主要以文人雅集的形式开展，如平远山房书画会、吾园书画会等，然而后来的飞丹阁书画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等则与早期的传统文人雅集式的画会形式大相径庭，它们除了书画的交流作用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推动书画交易，是当时活跃书画市场、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环节，也是画家、掮客、买家们聚集之处。例如飞丹阁当时就设有书画买卖部，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也替会员经办作品的销售事宜，二者的商业性质十分明显。
　　以商业为中心的画会形式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也确实发展了画会的内涵，赋予画会更多实用性的、经济性的功能。然而这种进步也是以削弱画会本身的学术纯粹性为代价的，从前文人雅集所特有的以艺论道的精神、追求艺术真谛的目的都被掩盖了，让位于对市场的投其所好。杨逸就在《海上墨林》中写了这种风气的弊端：『夫自海通以来，上海所号为书画家者，以迎合富商巨贾之故，笔墨日趋狂怪，靡然成风，雅道之陵夷亦甚矣。』余绍宋在离开北京以后南下上海，对当时海派的画风十分不满，曾写道：『至如所谓扬州八怪者，所画多不守绳墨，虽有奇傲之气，然其末流致成近三四十年之上海派，粗粝俗恶，几至不可救药矣。』对比之下以艺术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宣南画社比同期的海派画社确实要更为纯粹、更为学术。

（2）笔墨相传—宣南画社的书画教育功能

　　宣南画将教育功能融入其中，这发展了传统文人雅集的内涵，并且在将文人雅集推向现代艺术社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传统的文人雅集往往是三五好友的随性而为，这样没有规律的聚会形式不可能延伸出教育的功能，而且传统雅集以吟诗作画为主要目的，更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书画的教育上。
　　宣南画社却十分看重书画的研习，学习书画、提高画艺成为宣南画社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
　　首先，如前面所述，宣南画社成立的初衷就是余绍宋希望拜汤定之学画，因此教画、学画一开始就贯穿于宣南画社的主旨之中；其次，宣南画社活动上经常请汤定之、陈师曾挥毫泼墨、现场示范，经常在集会最后还要定下题目，下次集会时大家再将各自画作拿出，相互品评。可以说后来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招收学生、定期观摩、评议制度、示范教学等方法进行学员教育，这些都可以在宣南画社之中找到雏形。
　　宣南画社的美术教育又不同于当时的美术学校的教育，其实宣南画社中的许多成员也在现代美术学校之中担任教职，例如余绍宋、汤定之、陈师曾都曾在现代学校担任过老师。画社之中的绘画教学或许没有当时的新式学校的美术教育那么有系统，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也有许多益处，例如由于画社中的画家多为名家，学生的起点往往更高；学生学习更加自由，不为学校的条条框框所圈定，也更容易转益多师；学习氛围更加活跃，学生不仅仅学习绘画技能，在画社中学习艺术更是对于自身艺术修养、文化底蕴的全面培养和熏陶，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更容易成为一名有灵性、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当然宣南画社的教育形式还比较初级，并没有形成体系，但是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书画教育模式已经是对于传统闭塞的师傅带徒弟的书画教育模式的有力突破，而且它也给书画学习者更加包容的态度、更加多元的选择。后来，当余绍宋南下上海，并在上海开办东皋雅集也继承了这种书画教育的功能。

三 宣南画社的主要成员

　　宣南画社先后约有社员二三十人，如前所述，其中核心人物为余绍宋，而汤定之、陈师曾都是画社中非常重要的成员，还有许多成员是余绍宋的法律界的朋友。宣南画社的成员虽然学术背景不尽相同、绘画水平不一而论，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喜爱中国传统绘画，希望对中国传统绘画有跟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余绍宋

　　余绍宋（一八八三一一九四九），字越园，亦字樾园，号粤来、觉庵、映碧主人、沐尘遁叟、四十九岁后更号寒柯。浙江省衢州市。五岁识字，七岁入家塾读书，一六岁中秀才，一九○六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东京政法大学。一九一○年毕业回国，回国后曾在北京任外务部主事。次年辛亥革命后南归杭州，任教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二年底，再赴北京，先后担任司法部佥事、参事、司法部次长等职。在这期间还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华文学校、法政大学、法政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等。

　　一九二七年秋，辞去一切职务，侨居天津一年。一九二八年秋南归，并定居杭州，以书画自娱自足，还曾经组织过『东皋画社』。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了八年颠沛流离的岁月，先后避居龙游、永康等地，一九四三年被任命为浙江省通志馆馆长。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杭州，从事浙江省通志编纂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在杭州辞世。余绍宋的艺术首先是书法，然后是中国画，最后他还在艺术著述方面有着较高的建树。正如其后人余子安所评价的，余绍宋是一位『学者型的书画家』。
　　余绍宋的书法主取法比较广泛，有颜柳之体，也有欧虞诸家，对于魏碑也有涉猎，余绍宋的书法主要还是文人书法，字里行间透露着深厚的家学，其主要的书法作品有《归砚楼记》《松江宝云寺记》等。

　　余绍宋在绘画上十分着力，他的作品很多，多是传统风格。作为一位文人画家，他比其他文人更具有绘画的能力，他的作品中不乏《观砚楼娱亲图》卷、《寒柯就是临米文敷楚山秋霁图》等大尺幅的作品，这些作品即使是专业的画家创作也是颇为具有挑战性的。余绍宋的山水、花鸟画笔路较宽，例如《观砚楼娱亲图》卷是以精细之比的小青绿山水画成，有宋代山水画的遗风，而《寒柯就是临米文敷楚山秋霁图》则多用米氏云山的笔法，渲染一种江南水长山缓的景象。
　　余绍宋的绘画中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西画的方法，例如，他在画松树和山峦的时候有时兼顾了明暗法，让画面看起来更有体积。
　　余绍宋一生的著述比较多，有《书画书录解题》《画法要录》。其中《画法要录》更是被认为是『为中国画学开系统研究之始，而集其大成』，余绍宋对于画学的精研对当时的艺术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汤定之

　　二十世纪有许多重要的艺术家今天皆湮没无闻，汤定之（一八七八—一九四八）即为其中之一。汤定之不仅善于绘事，而且学养深厚、多才多艺，当时也是一代名家，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今天却逐渐被忘却，着实可惜。

　　汤定之名涤，字定之，小字丁子，号乐孙，亦号太平湖客、双于道人、琴隐后人，室名画梅楼、茗闲堂。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汤定之出身于书香门第，尤其是其祖父汤贻汾（一七七八－一八五三）当时被认为是『诗、书、画三绝』，曾承袭云骑尉世职，后官至乐清副将，晚年退居江宁，过着隐居生活，世称琴隐先生。汤家颇有家学，汤雨生即精于天文、舆地、百家之学，琴棋书画也皆有所精。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汤贻汾投湖取义。汤贻汾重节义，其书画更为时人所看重。汤定之继承家风，潜心向学、有志于艺。汤定之早期曾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府文案，同时在其所创办的水师学堂兼任教职，叶公超即为当时汤定之的学生之一。一九一一年，汤定之赴北平，在叶恭绰主持的交通部和庄蕴宽主持的审计院任秘书，同时他也同北京的画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汤定之爱写字，早年每天至少要练习两千字，后来工书画，仕女、山水、梅兰竹菊皆擅，尤其是他的松树画得最好。徐鸿宝在《姚茫父、汤定之、杨无恙三家遗墨合集》的序中这样写汤氏的绘画：『（汤）定之不为家法所囿，独往独来，自成蹊径，晚年画松，笔力横绝一时，不失之野，苍秀奇崛，酷似其人。』然而今天汤定之的作品流传不多，北京画院幸存数件。

（3）陈师曾

　　宣南画社中的另一名骨干成员为陈师曾。陈师曾于一九一三年秋入京，应该在入京后不久就认识了余绍宋和汤定之，并在宣南画社成立后就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陈师曾的册页《北京风俗》即描绘了北京南城的风土人情，而金城所题『风采宣南』可以说既是对宣南人文的褒奖，也暗示了宣南画社的艺术贡献。同为传统画派的陈师曾和汤涤后来交往比较频繁，他们还曾都是『西山画会』的成员，可以说宣南画社对于初来京城的陈师曾融入北京画坛有着积极的影响。

（4）王梦白

　　王梦白是另一位当时的画坛翘楚，然而今日却不太为人所知的画家。王梦白（一八八七—一九三四），名云，字梦白，生于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家境贫寒，曾经在灯笼铺子、钱庄当学徒。然而他十分喜爱画画，据说后来因为他在钱庄时候得到一本吴昌硕的画集，十分喜爱、沉迷于摹习，因此竟然被开除。穷困潦倒之际，王梦白来到上海，有幸拜吴昌硕为师。在上海学习约十年后，赴京，拜陈师曾为师，并得到陈的推荐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王雪涛就是他在艺专的学生之一。王梦白英年早逝，他在天津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
　　王梦白作为二十世纪画史上重要的花鸟画家，可惜他的资料和画作留下来的很少。他是宣南画社的成员，王梦白在北京的日子中，宣南画社是他活动的重要场所。根据余绍宋的日记记载，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王梦白第一次参加了宣南画社，王梦白在画会上经常作画，作为示范给画社的成员看，他不仅经常与人合作，而且还常常展示『绝技』，比如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九日的画会上，王梦白『作指画』，引起画社导师汤定之的仿效，以指画松。在余绍宋的日记中，多处出现了『王梦白来作画』的记载，例如以一九一九年日记为例，五月份记及王梦白五处，六月份八处，七月份四处，八月份五处，九月份六处，十月份八处，十一月份一处，十二月份两处，由此可见王梦白与宣南画社关系之密切。

　　当时的宣南画社可谓人才济济，聚会之中画坛高手们相互交流、切磋，是艺坛雅事。除了上文所述的余绍宋、汤定之、陈师曾、王梦白等人，还有萧俊贤、贺履之等名家。大村西崖曾经在《中国美术史》中评论萧俊贤的山水为『民国以来一大家』。
　　在中国艺术逐步迈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的雅集逐渐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更加全面、目的更为切实的各种画会。宣南画社在当时的北京文化圈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画社成员志同道合、精研画艺，其中余绍宋、陈师曾、林宰平等人不仅仅是画者，更是当时重要的学者，其中尤以余绍宋更加忧国忧民、高风亮节。他们以文人的身份作画、以文人身份从艺多多少少保留了文人画的遗风，宣南画社之中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博学的文人气息让其在民国诸多画会之中如山涧幽兰一般清新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