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万里图》的作者与年代考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第F1911.168号藏品《长江万里图》传统上被归为巨然（约九六○—九九五）的作品，但从材料鉴定数据上看，它应该为南宋以后的作品；从画中地名上考释，它应该是南宋中期以后的作品，那么它具体的绘制时间、作者及绘制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成了有待讨论的问题。

一

　　《长江万里图》为绢本水墨横卷，画心高四十三点五厘米，宽一千六百五十六点六厘米，是弗利尔先生的捐赠品。

　　该长卷以鸟瞰的视觉角度描绘了整条长江从其岷山（旧时，认为岷山即长江发源处）源头到长江入海口的恢弘景象。
　　画卷包于一块黄、绿文饰相间的锦中。锦连一系带，带端有玉扣，无雕饰。在这块锦上，装裱有陆心源 (一八三四—一八九四)书写的，十八字楷书的画签（纸质）：『宋释巨然《长江图》，陆文裕、董文敏跋。穰梨馆藏』。
　　展开画卷，首先是一纸质的引首，手绘云中双龙戏珠图案。引首隔水后即接画心。整个画卷气势磅礴，画技娴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画中描绘的两岸山峦诸地，都标有地名。全卷共二百四十处地名，都用红字楷书书写。这些地名题字无款无印。
　　尾纸高四十四厘米，长一百一十一点九厘米，共有两跋。题跋一为陆深 (一四七七—一五四四)所题，十四列行楷，其文为：『此卷《长江万里图》为今大参张夏山先生所藏。予尝于京口见米元章澄心堂纸一卷，笔势奇怪，有意外象。家居时，吴人持至一卷夏圭，墨气古劲可爱。此卷则规模郭熙，而帄远清润，有不尽之趣。宋室倚长江为汤池，故当时画手多喜为之，卒不能守，而铁骑飞渡矣，乃相与为之浩叹。夏山字用载，家金华，山中景物绝胜，而宦囊半贮此物，将所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耶？复相与为之大笑。是岁嘉靖甲午八月吉，观于江西布政司之紫薇楼下遂书，云间陆深子渊父。』跋后用三枚印：『古太史氏』，长方形朱文印，题跋右边上；『陆深私印』，长方形白文印；『陆氏子渊』，方形白文印。题跋二为董其昌 (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所题，六列行楷，其文为：『予尝见李伯时《长江图》于陈太仆子有家，笔法精绝。及观此卷，乃宣和御府所收，小玺具在，定为北宋以前名手，非马、夏辈所能比肩。后有吾乡陆文裕题跋，书法秀整，足与画为二绝，殊可宝也。己未中秋后五日，董其昌题。』跋后用两印：『太史氏』，方形白文印；『董其昌印』，方形白文印。此外，整卷共有二十三枚或真或伪的收藏印。

　　由于这卷画藏于美国，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日益受到国际性的关注，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重要作品。到目前为止，它已被收录于十余种图录文献。
                     
二
   
　　这卷画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在风景边注明地点的做法。对照现有的史料，这些地名绝不虚妄，二百四十处地名，竟然有二百一十余处，有明确记载。参照这些地名在长江上的位置及相互距离，还可发现，这些地名的准确性相当高，很多地理单位是宋代设置的。在这个意义上，此画卷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宋代地理知识的补充史料。更有甚者，这些地名以红色楷书书写，这尤其让后来对此画大加赞赏的人不能接受，就一般情况而言，山水画是不应该在画面上出现地名的，况且是破坏水墨精神的红色楷书，这样的标注显然削弱了整个画卷的艺术性。
　　因此，有的收藏者曾试图消除这些『不雅』的红书文字，从现画卷保留的情况看，这些红色字迹明显曾被删洗过。由于删洗的力度不大，也由于此画卷的绢材和红书染料都非常优良，所以至今绝大部分地名依然清晰可辨。也有的收藏家力图对这些文字作更符合艺术性的解释，比如陆心源就注意到这些红色标识的字迹与当时发现的北宋户口册上的字迹非常相似，于是他得到这样的结论，这卷就是记载在《宣和画谱》中的徽宗内府收藏的巨然《长江万里图》，在战乱中，此卷遗失并被兵家所获，兵家将此图注上地名，在战争中使用。可经过材料鉴定，这卷画的年代不够北宋，而是在十三世纪的南宋到元期间，陆心源的说法既与对该卷材料鉴定的年代结论相矛盾，也不能合理解释这卷画上的地名为什么与官方户口册上的字迹相似。相反，它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此卷有实际功用，而且卷上的地名应该是由宋代官方文书的标准字体写成。即，它应该是宋代官方绘制的地图。

　　而《宋史》对当时的舆地之学发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据《宋史•职官志》载，宋代掌管天下舆地图籍之责的，是『兵部职方郎中』，而宋代建国之初就设立了一种制度，即每逢『闰年』各州都要造绘一次地图呈送『职方』。所谓闰年，是每隔五年之内要有两次闰年，也就是说，每两年半各地就要造送一次地域图。真宗咸平四年开始又规定各路（时分全国为十五路）要绘制全国的总图，每十年一次，由各路的『转运使』主持绘制，也要呈送『职方』。这种政府主持的舆图绘制或改绘，在南宋也时而有之。根据《长编》《玉海》《会要》诸书，『职方』所绘制的地图，不仅有区域图，而且还有交通道路图、山川河流图、都会宫阙图及边防城塞图，而这样的舆图，都用皇家用绢绘制。本卷的绢材优良，绢材年代够宋代，画面上的标识流露出此卷的舆图功能，标识字体显示出官方迹象，这些都符合《宋史》中对官制舆图的记载。
　　对比宋代的其他地图，《长江万里图》是山水画式的地图的结论也可以得到左证。现存的绘于北宋时期的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就是一幅山水实景式的五台山地图，而且此图上同样用红色楷书标注着地名。著名的南宋《西湖图》也是一幅实景山水地图。只是，《西湖图》的构图更趋于鸟瞰的角度，加之它保存于古代雕版印刷的书中，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线条形式，无法欣赏得到它在绘制之初的水墨原版，也无法想见，当初它的地名标注是否用了红书。

　　而这样的绘画性地图的绘制，直到清代还一直绵延不绝。就是藏于故宫的、清代绘制的西湖地图，画卷也没有标明作者。抛开地图的功用，它同样是一卷画技精湛的山水画。
　　此外，有宋一代，还出现了大量的用于军事的『谍画』，即一种以精美的山水画形式记录军事信息的宫廷画。既然有这么多实用性山水画，《长江万里图》实际上是舆图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与《五台山图》《西湖图》注重标明名胜、庙宇和行游路线所不同的是，这卷《长江万里图》关注的是标注山、洲及城镇，而长江沿岸那么多古刹名寺、怀古幽思之处，几乎都不见标注。特别是，它还标注了军事要塞（如『013永康军』『051泸川军』『148汉阳军』『239江阴军』）及各处粮、盐仓库（如『106施州盐仓』『206万石仓』『229仓』）的地点。无论从地图学还是绘画学的比例原理上讲，这些面积十分有限的地点都不可能在如此宏大的画卷上有太清晰的图像，它们只能被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可恰恰相反，《长江万里图》却明显破坏比例的将这些地点做扩大的、详细的描绘，它们的楼台、墙垣都依稀可辨。这些明显说明，它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地图，而是用于战争的军用地图。

三

　　几百年来，对这卷画作者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上述的陆深的题跋显然将其归名于郭熙 (约一○○一—一○九○)，陆深将此题跋收于他的《俨山集》。在《珊瑚网画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南宋院画录》中，这卷画又归名于夏珪(约活动于一一九五—一二三○)；《佩文斋书画谱》则将这两种结论及陆深题跋都收录于书；而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则将此卷归名于巨然。但显然这些结论的前提，都认为本卷应该是某大画家的艺术杰作，而这样的前提是不符合本卷的实际情况的。既然是舆图，考察本卷的作者，还应该从它的这一特点入手。 

　　（此卷）是用于军事的地图，地点标注都由官方决定，画家、画工也应该由官方决定，而与官方联系最紧密的画家群就是画院中的画家。《画继•卷十》中《杂说•论近》中记载了画院的一项制度：『祖宗旧制，凡待诏出身者，止有六种，如模勒、书丹、装背、界作、种飞白笔、描画栏界是也。』这说明，在画院中，画家的工作是有分工的，而有分工就意味着，在一些大型的项目中，他们可能合作完成工作。《中华通史•宋辽金史后编》依据《宋史会要》等书又记：『……宋太宗淳化四年初分全国为十道时，曾绘制了一幅全国总图，是集画工参考诸州之图所合制，用绢百匹之多……』也就是说，绘制大型舆图时，工作需要多位画工集体合作完成。
　　仔细观察本卷，有一个细节需要格外注意，如前文所示的两段画心，它们虽然相邻得非常近，在云法上却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画风。在一些段落里，山的结构与皴法也有显著的差异，如上图这一段画心，前景的山与中远景中的主峰由于过于不同，使后者显得有些突兀。
　　同一画卷出现不同的画法，最合理的解释是，它是由多位画家合作完成的。可以说，这卷画为文献里记载的宋代画院的制度做了很好的注解。
    
四

　　画卷上标注的地名，也为探讨画卷的绘制时间，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卷上二百四十处地名中，有四处军事驻地，即『013永康军』『051泸川军』『148汉阳军』『239江阴军』，在这四处军事驻地中，除『泸川军』暂无法考证外，建置最晚的是『江阴军』，其治所在今江苏江阴（卷中位置也显示在这里），它本是前代驻军基地，北宋开国时，承前治，设其为『军』，但于北宋熙宁四年被废，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复置，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复废，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又置。这样的设而又废，废而又设，反映的是宋朝廷在对待北方金的战争态度上，主战与主降派的交替。同时也给我们一个信息：此卷必在江阴军设立时所绘，即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七年间，或绍兴三十一年后。
　　同时，卷中也标注了各处设府地点。卷中共标有五府，即『嘉定府、重庆府、夔府、荆南府、镇江府』。其中『夔府』无考；『镇江府』是常设府，历代都有；『荆南府』情况有些不明，据考，此府北宋初被废，南渡后宋朝廷重新在此建府，但何时重建，暂时无考；『嘉定府』于南宋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升为『嘉州置』；『重庆府』于南宋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升『恭帝置』。而此卷中，嘉定、重庆二府还没有升置。据此，此卷至少应绘制于淳熙十六（一一八九）年前。因此，此卷的创作时间应该在南宋建炎四年（一一三○）至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之间，或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至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之间。但考虑到此卷是一浩大工程，应该有画院这样的机构支持，『南宋画院』复置于绍兴十六年。而对金用兵，谋求光复北方，则是从孝宗朝开始，最可能的创作时间是孝宗朝淳熙十六（一一八九）年前。

　　需要补充的是，陆心源在其《穰梨馆过眼录》中也注意到，画卷地名有的是孝宗朝才出现的，他因此更肯定这些地名一定是孝宗朝以后加上去的，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求证此卷为巨然作品。
　　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即使是巨然这样的大画家，也不可能把地理形势描绘的如此准确，更何况，艺术创作总是要有艺术创作的想象法则的，如此写实，不会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人色彩的、强调心灵表现的画家的作品。其次，巨然时期，还没有孝宗后的几处军事驻地，前代画家如巨然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即使他画的地点对，他是如何知道在这些地点上画上墙、台的呢？

五

　　而据现有史料来看，《长江万里图》应该有多件复制品。完颜景贤（卒于一九二七）《三虞堂书画目》及李葆恂 (一八五九—一九一五)《无益有益斋论画诗》都记载，端方 (一八六一—一九一一)藏有巨然《长江图》，端方一九一一年逃于四川时，将此卷随身携带，同年他被刺杀后，此卷毁于战火。显然，这里端方所藏的巨然《长江图》并非现在我们讨论的这卷，但他们同题又归于同位画家，极有可能与此卷有同一母卷。更早的，还有恽寿平 (一六三三—一六九○)《南田画跋》中讨论过巨然《长江图》，可能也是同母卷画卷。

　　而据泷精一《前直隶总督端方先生收藏中的艺术瑰宝》(Art Treasures in the Collection of Mr. Tuan-fang, Ex-Viceroy of Chih-li)一文讲，此卷也曾是端方藏品，之所以不见端方的著录，是因为端方得到它不久即被刺。
由此可见，作为军事地图，《长江图》曾被多次复制，这符合实用的需要，只是暂时无法考察。我们这卷，不管是母卷还是复制卷，都应该是画院画家集体工作的成果。从实用角度上说，这样的母卷与复制卷是没有价值上的区别的。而从绘画史的角度看，它们所反映的也是同一时期的绘画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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