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般秋雨庵』的主人

　　丁敬的一方『两般秋雨庵』印章，传系为梁同书所刻。同时发现奚冈也为另一个梁氏家族成员梁同书侄子梁宝绳刻过同一内容的斋号。而梁宝绳之兄梁履绳之孙梁绍壬却明确以『两般秋雨庵』为斋号，并有以之命名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传世。故此，引发出笔者对此斋号主人的探寻。在纷纷总总之中，究竟谁是这个斋号的真正主人呢？

　　一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六十四岁的丁敬为三十七岁的梁同书刻了一方『我是如来最小弟』(白文)。边款还就求刻此印的缘由做了详细说明：『山舟求刻此印，恐有罪过，余曰：「若能心心体佛，必视为良友，况弟之乎？」』按丁敬《观林印款》及相关印谱所载，他为梁同书所刻印章不少，可勾稽有：『梁元颖氏』『阿同』『我是如来最小弟』『同书』『两般秋雨庵』『宝晋』『山舟』，这些应该只是丁敬为之镌刻的部分。从奚冈所刊『频罗庵主』一印的款识中可以知道，丁敬曾经为梁同书所刻的印章当不止于此，『频罗庵主』一印也是奚冈仿丁敬的旧刻。
　　就丁敬为梁同书所刻诸印，笔者仅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及相关图录中的作品来看，这些印章似乎为梁同书偏爱，在其不少作品上都能看到。但是，作为斋号印，主要是『频罗庵主』『匏卧室』等(皆为奚冈所刻)，唯独未见『两般秋雨庵』的出现。
　　丁仁所编《西泠八家印谱》中明确说明其中著录的四方印章，分别是：『同书』『我是如来最小弟』『宝晋』『两般秋雨庵』。都是丁敬为梁同书所刻，并是『皆梁同书印』。『两般秋雨庵』印虽然被丁敬其他印谱所收，但由于边款只有简单的『钝丁』两字，无法确知更多的信息。而编者丁仁在按语中强调是为梁同书的印章，其必有所本。


　　从年龄上来看，梁同书与丁敬应该是相差一个辈份。从目前留下来的印章来看，除了梁同书以外，丁敬为他的父辈，如梁启心、梁诗正等都刊有不少印章，与梁启心还互结诗社，常有雅游。这里是否有世交的成分在内？同时，丁敬所偏爱的侄子陈鸿宝与梁同书为莫逆之交，这层关系也十分重要。或许因为如此，我们从他为梁同书刻的印章中发现，丁敬在印章边款中偶有侃侃而谈者，这种关系似乎超越于梁启心、梁诗正。至于梁同书之弟敦书等其他梁氏成员，似乎无直接显示与丁敬来往的语句。由此来看，将印章归为梁同书名下，这种说明是有道理的。但是丁仁所整理八家之印，时间在于光绪甲辰(一九○四)。由罗榘前言可知，这些印章是取自『咸丰年间，藏四家印最富者为王丈安伯、朱丈芑孙』。王安伯、朱芑孙与丁敬已有时间上的距离，再由于中间又有『庚申之乱』，这些印章的收集整理，是在丁仁的个人解读上成立的。这方署名『钝丁』的『两般秋雨庵』印章，即使作者无所疑问，而原物的主人是谁？说他是梁同书的印章，恐怕还有后来编辑整理的推测在内，但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推测。再进一步追问，『两般秋雨庵』是否为其斋号呢？复检《频罗庵遗集》以及书迹也未见有自道为此斋号者。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诸书，梁同书的斋号与其《遗集》和书迹中所用十分吻合，主要是『频罗庵主』『匏卧室』『日贯斋』等。而《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同时指出，『两般秋雨庵』的斋号则为梁绍壬所有。
　　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人。他是梁同书弟敦书之曾孙，著有《两般秋雨盦随笔》。《两般秋雨盦随笔》是梁绍任过世之后由其表兄汪适孙刻版布市的。汪氏说：『(梁绍壬)成《两般秋雨盦随笔》若干卷，予受而读之，轧轧乎锦线之抽机，磊磊乎星徽之溢目已。』这是梁绍壬交汪氏审阅时，汪当时的读后感受。可见书虽然是梁氏生后刊行，但书名及内容似乎在梁生前就已定稿，所以梁绍壬有用『两般秋雨庵』为斋号似乎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丁敬的这方印章是不是为梁绍壬所刻呢？如果不是，那又当如何解释呢？
　　梁绍壬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是梁同书的曾孙辈，梁同书已经是丁敬的晚辈，而梁绍壬出生之时，丁敬早已谢世近三十年。为梁绍壬斋号所刻，显然是绝无可能。
　　那么，曾经由丁敬隽刻，并与梁同书、梁绍壬等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个斋号，是否为后来印人所仿刻，或后世梁姓人士又再邀请他人为之隽刻呢？笔者复检印谱，果然，奚冈亦有同一内容之印。喜欢仿刻丁敬印章的他，此次并未仿之，而是完全不同。丁印为方，阴刻；奚印椭圆，阳刻。边款将所刻缘由直白说明：『癸丑秋，铁生为接山四兄篆刻。』奚冈所刻此印的赠送对象『接山四兄』也似乎是这个两般秋雨庵的主人。这个『接山四兄』为梁宝绳，系梁同书弟敦书之子。由此可窥，梁宝绳也似乎在使用『两般秋雨庵』的斋号，否则奚冈断不会是冒冒失失的主动刊相送。『为接山四兄篆刻』，似乎还是出于梁宝绳的求索。

　　那么，丁敬那方『两般秋雨庵』是否也是为梁宝绳所刻？考梁宝绳于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生于遵义。梁宝绳远在遵义出生之时，生活在杭州的丁敬亦属晚年。五年之后，由于梁诗正的过世，梁宝绳与父敦书才有离开遵义的举动。由梁宝绳取斋号求之刊石，亦不合乎情理。若是梁家长辈(如梁同书)在其出生之初，取好斋名并代为求刻斋号，远见如此，也不十分合理。梁氏家族历来注重教育，给晚辈添取斋号也是一种寄托与勉励。梁同书就曾给梁玉绳取过『清白堂』，但在时间上看，这是在梁玉绳『自竹巷出居别宅』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长者对他成家立业之后的一种叮嘱，饱含了勉励与期望。并且是梁玉绳过继于梁同书之后，梁同书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发生这一行为的。如此而言，不妨依旧将丁敬一印还归在梁同书名下最为合理，即便是他未曾使用过这个斋号。而奚冈一印，以他的边款的描述来看也只能归于梁宝绳名下。由于梁宝绳与其父一样，一生辗转各处为官，虽然雅好不少，尝从梁同书教导，长于鉴古，却未有像其他梁氏成员一样有大量的诗文或研究性著作传世，其是否将『两般秋雨庵』作为自己的斋号、别号来使用，尚缺少足够的证据。

　　二
　　 前文所述，两般秋雨庵的主人身份似乎同时落在了梁同书、梁宝绳、梁绍壬三个人的身上。三人本身的关系简单制图如下：
　　梁同书、梁宝绳、梁绍壬三人，跨越梁氏家族四代。尤其可贵的是由于梁同书个人长寿的原因，这三个人曾经有机会在一起生活过。加之梁同书妻王氏也高寿，时人张岐山有云：『人近百年犹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孙。』这算不算在某一段时间，两般秋雨庵同时拥有了三个主人呢？在做了上文的考查以后，依旧面临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不妨从斋号的使用问题上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这个『两般秋雨庵』是否是数代人的沿用？某一室号斋号在家族内部的沿用情况也时有出现。父子相传，祖孙共用，不乏先例。比如『诒经堂』是清代张仁济的斋号，其子张金吾也同样用之。笔者友人曾祖尝属『田园书屋』，后世子孙在书法创作上也喜属『田园书屋』。『室名斋号有实指空间，也有虚拟空间。有的文人拥有多个乃至十余个、几十个室名斋名。』这些斋号由于时间久远，往往至少在之前是实指，之后有的或许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属款罢了。


　　梁氏家族的『两般秋雨庵』显然是数代都有所关系，但却只有梁绍壬作为属款专用，提升为如同名、字、号一般。笔者以为『两般秋雨庵』应该是实有所指的书房，这个书房很可能是梁氏家族读书之所。因为在书斋中用『庵』往往『示读书远离世俗，形同僧尼』，而梁氏家族正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有着读书传家氛围的大家庭。如果作为家族的书房的斋号，留有印章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命名自己的斋号，并以之等同于名、字、别号，古人是十分慎重的，命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由此来看，『两般秋雨庵』这个承载了数代梁氏家族读书的书房，并未被梁同书、梁宝绳作为私人所用的斋号。而到了后人梁绍壬那里，他却将之作为私人之用，等同于别号来使用。这时候的两般秋雨庵是否还依旧存在本身就成问题，但显然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汪适孙说梁绍壬『近游吴市。远适燕郊，徘徊善卷之山，回溯羚羊之峡。盖吾舅氏(梁祖恩)宦辙所至，君每从焉』。很显然，几代以后的子孙梁绍壬已经没有久居湖上了。

　　三
　　限于笔者之目力，梁诗正、梁同书、梁玉绳、梁绍壬及与之有关的一些朋友中的诗文作品中尚未发现对于两般秋雨庵的相关论述。以上的推测，或须由新文献、新材料之发现来再予改定或精确。至于此『两般秋雨庵』之命名读书学习之室，亦必含梁氏前辈的良苦用心，别有深意焉。杨万里《秋雨叹》：『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杜甫在《秋雨叹》中言：『万物苦秋雨』，借『秋雨』之意，来传达读书之道，须要经过一番勤奋刻苦。用『两般秋雨』应该不仅仅是对前人诗句的套用。这是否有梁氏前辈对当时读书的两个梁氏弟子—梁同书、梁敦书的一种期许呢？按：梁同书出生之时家在江干奇孝巷，是年移入城中居住，约暂时栖息于凤凰山麓。此时梁氏一门尚未显达，后因父梁诗正入仕，家庭状况大为改变。如果说梁宝绳也同时可能去此处读书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后来梁氏家族的栖息所在，即竹竿巷梁氏大宅。大约在梁同书弱冠前两年，梁氏家族移入竹竿巷居住，这距梁诗正入仕已有数年之久，大约是在构建与经营花费了不少的时间。这时也正是梁同书、梁敦书读书最为关键的时候，用此斋号似乎也可以完全表达长者寄托，望他们能受得如同秋雨般的苦，绍父辈科第佳绩，换取家族新的荣耀。这与在梁氏两兄弟年幼而家世普通之时『乃祖乃翁穷到骨，只今仍遣读残书』的情景相互参照来看，长者对他们那种精神和期望是高度一致的。


　　不管如何，一时之含义，到了数代之后，对于梁绍壬来说，这个斋号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家族身份的标识。他以之作为自己的斋号来使用，必然怀着一种『宰相之华胄，膺孝廉之巍科』的情感在内。不难发现，他在《两般秋雨盦随笔》的不少条目中，对于前辈人物的表述充满了敬意与自豪。但他者的解读或许更倾向于从梁绍壬生平出发，『秋雨』二字无形中也成了他人生的一种写照：『秋无可梦，一灯黯然而摇青；雨最能愁，万叶凄凉而坠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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