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印中多为四字印,此印为八字白文印, 属于印文文字较多者。此印破损较为严重,但从残破的笔画中依然可以看出该印笔画的刚劲。因残损使得该印笔画时断时连, 从而给全印增加了一种生拙感和朦胧美。该印在字法上其实也是较为规整的,只是久经残蚀而稍显粗糙凌乱,但却并不是杂乱无章。此印上边逼边,下边留空,经过磨损使得原本就逼边的笔画直接冲破印边,与印边重合,但又不影响其笔画的位置、粗细及整体形态。章法上,此印采用三分印面的方法来安排文字,前面两列三字占一格,最后一列两字占一格,大小参差却又十分自然,此印对于我们分析印面形式尤其是对多字印的印面文字分布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此印风格独特征,纵向笔画尖锋收笔,似单刀冲就而成, 给人以猛利峻拔之气。此印当为军中临时急就之章,故匆匆所就,不计工拙。该印笔画多作头粗尾尖之状,类似《天发神谶碑》之用笔,而且笔画平直中又有扭曲抖动之处,给人以粗率之感外,还有几分天成之趣。“折”“将”二字较“冲”“军” 二字字形较为收敛,整方印章法结字均不刻意经营,看起来随意为之,实则暗藏巧趣。这类印作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尽管它在章法上的大胆突破,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而且齐白石篆刻好像受此类印风影响较大,并取得了成功,但它并不能成为后世篆刻取法的范本。
此印四个字整体比较均匀,字形方正,文字的笔画也以方直为主,加之刻画工整,尚有汉印遗韵。与汉印相比,此印的特别之处在于,规矩之中却透着一种散逸之趣。无论是从笔画、结构,还是整体章法来看,此印都属于平正工稳一路。细言之, 笔画刚健硬朗而又不失丰润,起收处多为方笔,给人以极其整饬之感。此印字与字之间间隙较大,字内笔画之间间距也较大, 故而印面显得十分通透,颇得疏朗之美。另外,此印笔画看似匀实,细观可以发现,印的四角及靠近边缘的地方笔画较细, 印的中心部位笔画相对较粗,特别是“晋”字的上部和“侯” 字的竖画,这种微妙的变化使得整个印面方正中又富于变化, 整体上多了几分生动。
魏晋时期民族大融合,比汉代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更多。魏晋时期颁少数民族官印大致有几个特点:一是首字多有“魏” 或“晋”字,以标明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官印中多有族名; 三是赐给为朝廷征战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印多用“率众”“率善”“破虏”等字样,对归附投降的少数民族首领多赐带有“归义”字样;四是印钮多为驼钮。
此印四角已被磨去,本来方棱之角皆变为圆转之貌,印文中以方正为主,故而整体给人一种苍茫端正之感。此印与其他印相比,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胆运用长曲线来调节印面,如“晋”字上方的几个笔画极力拉长,细劲修长,在印面调节上无疑是点睛之笔,也是全印最抓人眼球的地方。“归”字字形极其精美,笔画排布井然有序,且极具笔意。另外,此印笔画的粗细变化也是极为丰富的,有的笔画细如游丝,如“晋”字上方的几个笔画;有的线条则较为粗壮,如“羌”“王”二字, 给全印又增加了几分阳刚之美。
此印笔画细劲,结字上多有奇崛之趣,章法上也未采用四字均分的方法,而是使其大小相间。“江”“源”二字皆有“水” 旁,不同之处在于“江”字“水”旁较宽,“源”字“水”旁极窄,写法虽同而形体上又有所区别。此印虽刻画粗率,但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却饶有生趣,如“江”字之“工”部及“源” 字之“原”部将笔画盘曲,填充印面;“男”字明显字形较短, “章”字字形较长,在章法上造成了一种参差错落之感,且“章” 字稍带斜势,这些都是此印看似生拙实则生动的地方。此印极得自然之趣,可供我们学习参考的地方颇多。
此印刻画较为粗率,起收笔多有粗率不工之处,且笔画粗细反差极大,如“将”“军”二字线条较粗,“司”“马”二字较细,“安”“西”二字则极细(“司”“马”“安”“西” 四字笔画虽细,但却不失于柔弱,依然劲挺有力),印文字形皆取方势,字形朴茂,有生拙刚猛之感。章法上,“西”“司” 二字笔画较少,线条也较细,因而字形较疏朗,二字又恰成对角分布,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整个印面章法上有疏有密,虚实相生,印面上边顶边,下边留空,增加了整体的厚重感。此外, 因磨损之故,线条时粗时细、时隐时现,变化极为自然,给人一种不温不火、自然天成之趣。
此五字印作三排分布,“章”字纵长独占一格。整个印面每个字的笔画都均匀布满印面。印文笔画方折劲挺,起止与转折处均匀颀长,笔画交接处有实连有意连,整个印面方整规矩中又富于变化。此印在字形处理上也较为生动,与汉代一些印章相比,内在气息上反而更为接近秦印。为了适应布局的需要, “广”“太”二字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为避免印面右上方竖线过多排列,“太”字中间一笔变为斜线,使印面更加灵活。整体来看,此印在疏密对比和虚实处理上也颇具匠心,印文并没完全布满印面,除“章”字左边留红较多外,“宁”字与“守” 字内部当为全印之疏处,其余则相对较密,虚实的调节形成的疏密对比饶有趣味。
此六字白文印,笔画匀实健朗,转折处皆方中寓圆,稍露圭角。印面以三纵行安排,“工”字中间的竖画进行了折叠, 以避免左右两边形成大面积空白;“郎”字结构安排紧密,与“巧”“工”二字的疏朗形成疏密对比,整个印面左紧右松, 加之大小参差错落并作倾斜处理,使章法富于变化。此印突破了汉印布局的基本方法,不求文字排布的匀称与平正,而以变幻莫测的空间块面映衬充满奇趣的文字,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思路,为我们当下的篆刻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国时期的官印基本延续了东汉官印的风格,三国之间在风格上也没有大的差别。一般而言,曹魏官印较为秀劲,孙吴官印较为朴茂,蜀国官印较为粗犷。由于三国官印主要是凿刻,平和方正,但结体略显松散(汉代官印基本上都是铸印风格,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而凿印风格初见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大体上是从东晋开始,汉印风格走向了衰亡,主要表现为对汉印平正方直的基本程式的大胆突破,追求文字的奇肆奔突与印面布局的欹侧,很多印章完全打破了汉印章法的基本格局,文字恣情放荡,章法奇险突兀,呈现了对汉印规范的反叛,以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实现了对汉印审美定式的革命。(祝竹《汉印技法解析》,74 页,重庆出版社,2006 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印,既表现为汉印风格的延续,又表现为对汉印技法的叛离。在这一“叛离”的过程中,有许多令人叫绝的创意,特别是出现了不少以章法险绝称胜的佳作,构成了全新的审美意趣。对待这一时期的凿印,既要看到那些自由的艺术灵光,又要抛弃那些粗疏的荒率之作。
(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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