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玄武图像的组合形式及功能意义

　　学术界对汉代四神图像与意义的研究十分关注，但是对四神之一的玄武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对于玄武名称的研究，只有逸空的《玄武训》对其名称的演变进行了梳理，逸空认为『玄武』之语出现较晚，先秦时期未见著述，至西汉才有相关记述。逸空引用众多文献及对字形进行分析，认为『玄尾、天奄、元龟、玄冤、玄兔、玄荼、玄除、玄蛛』等为『玄武』在不同时期的别名。对于玄武形象的来源，张宝萍在《论玄武图像最初的演变》中认为『玄武』概念早在战国或之前就已出现，其图像最早出现在西汉早期。在商周青铜器上多次出现以及在《山海经》中屡次提到的『龟』应为『玄武』形象确立的最初来源。同时『禺疆』是『玄武』龟蛇结合形象最终确立及与北方观念发生关联的一个雏形。

　　从玄武呈现出的造型来看，可分为单龟与龟蛇两种组合。一些学者对这两种造型作了相应的分析。玄峰在《玄武释源》中对汉代记载玄武的部分文献以及图像进行分析，认为直至东汉时玄武龟蛇合体的形象尚未确立，并通过曹植所作《神龟赋并序》与曹操所作《龟虽寿》对比，认为到了东汉末期，虽然玄武多以龟蛇合体形象示人，但是龟造型的玄武始终存在。饶春球在《玄武肖像初探》中认为龟图腾就是玄武图腾，龟文化就是玄武文化。而王志杰在《论西汉『四神』的源流》中认为玄武所指就是龟蛇，并通过汉武帝茂陵出土的四神纹画像砖进行印证。周晓薇的《释玄武》对从战国至明清的文献中有关玄武的记述进行分析，认为龟蛇是文献中对玄武的主流认知，再通过文物与刻绘中的玄武形象认定玄武就是龟蛇。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王清建就在《论汉画中的玄武形象》中认为玄武的形象有龟或龟蛇合体两种，并从神话、天文、祥瑞、升仙这几类不同的表现意图分析玄武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对于玄武造型为何由龟变为龟蛇，一些学者也作了相应的分析。饶春球在《玄武肖像初探》中认为早期的玄武肖像是龟，随着历史的演进、发展，特别是龟蛇之间的特殊关系，导致了龟生理上的异化，出现了『龟蛇』这种『殊相』，它是一种以龟为母体的自然的『融合』。倪润安在《论两汉四灵的源流》中认为汉代文献中所描绘的玄武为单龟，而在出土实物上的玄武造型为龟蛇，其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企图用龟的祥瑞平和来粉饰太平，但现实的动荡岂能使人们安心于龟的被动消极，反而是龟蛇合体的能攻能守更让人有自我把握的安全感。
　　对玄武造型细节的分析目前只有程万里的著作《汉画四神图像》有所涉及，此书对汉画中玄武的造型进行了分型分式。杨立志的《玄武—玄帝神格地位演变考略》则梳理了玄武由北宫玄武上升到玄武将军、真武真君、玄天上帝这三个神格地位的演变过程。
　　前人已经将玄武的名称源流、造型分类等问题都做了探究，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玄武的图像组合。大量出土物显示，除去四神组合，玄武还有多种图像组合形式，这些组合形式及其意义是本文着重考察的问题。

　　一两汉玄武图像的类型

　　两汉时期的玄武图像在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画像砖、画像石、铜镜、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
　　玉器上的玄武有两件，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西汉四神纹环，玄武作单龟状；另一件是陕西兴平市道常村茂陵附近出土的西汉四神纹辅首，青龙、白虎、朱雀与玄武四神按方位设置在兽面周围，玄武作一龟咬一蛇状。

　　青铜器上的玄武，有西安国棉五厂六号汉墓出土的铜温酒炉，该炉四面镂刻四灵纹，其中玄武为一龟的俯视图；山西朔州市出土的西汉龟鹤座博山炉，鹤站在龟的背上，以及山东日照市海曲东汉墓出土的铜朱雀踏龟灯，朱雀踏在龟背上。
　　陶器中的玄武有两件，一件是陕西西安市范南村出土的西汉陶龟座凤鸟，凤鸟立于龟背上；另一件是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出土的东汉陶器盖，用简化的俯视角度塑造龟头，头似几何形。
　　瓦当中的玄武数量相对较多，年代最早的是现藏于西安市文管会的秦代的四灵树形瓦当，玄武为单龟；西安孟家村汉建章宫遗址出土的玄武云纹瓦当，玄武处在瓦面四扇格中的一格，造型为俯视向下的龟衔蛇。还有淳化县董家村出土的西汉龟蛇雁纹瓦当，汉长安城遗址、西安市北郊李家村以及周至县长杨宫遗址出土的汉代玄武纹瓦当等。
　　墓室壁画中的玄武，最早的是河南洛阳市烧沟六十一号墓前、后室间隔梁上的猛神四灵图，猛神周围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上有朱雀，下有玄武。还有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汉墓的室宿、壁宿图，位于墓室拱顶南部，在四星连成的菱形内绘一龟，菱形相对两边各有一蛇呈S状，该图即为主北方的玄武之像。
　　画像砖上饰有玄武纹样的有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的罗经石遗址中出土的玄武纹空心砖、陕西兴平市南位镇道常村汉武帝茂陵及其陪葬墓出土的玄武纹空心砖等。
　　画像石中的玄武是所有材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有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西汉拔剑武士画像石、河南南阳市卧龙麒麟岗汉墓出土的东汉仙人乘龟画像石，这与许多东汉四神纹铜镜中的羽人骑玄武的造型一致。四川地区的有渠县赵家坪西无名阙、渠县冯焕阙、芦山王晖石棺、简阳三号石棺等，玄武都为龟蛇相缠。陕北地区有米脂、绥德、榆阳、神木等地的三十二对左右门柱、十二个单独的门柱画像以及一块横楣石共七十五个玄武形象的画像石等。

　　铜镜上的玄武数量也较多，时间多处在新莽到东汉末年。除去湖南零陵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善铜四神博局镜，玄武无蛇有龟之外，其余铜镜，如各类四神博局镜、四神镜和禽兽镜中的玄武造型都为龟蛇相缠。
　　以上例举的玄武图像大致可分为单龟和龟蛇两类。这两类形象在古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尚书•尧典》说：『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首南而尾北，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论衡•物势篇》说：『东方木也，其星仓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四兽含五行之气最较著。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论衡•龙虚篇》也有相同记载：『天有仓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论衡•书解篇》亦说：『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龟知，背负文。』天上的四神对应地下的四兽，承载之物应当是相同的，所以，与天上玄武对应的即为地下的龟。但是在《尚书参考灵暇》中说：『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大戴礼》也解释：『千载神龟，问无不知，广育无雄，以蛇为雄。故龟与蛇合谓玄武。』桓帝时期的《周易参同契》中说：『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蟠纠相扶。』

　　龟蛇玄武应是玄武的最终形态。但是在汉代庞大的图像系统中是否能将所有的单龟都视为玄武？在这里有必要对单龟形象做一个辨别。
　　（一）四神中的单龟
　　不论从文献还是从出土实物上来看，这一类玄武形象的认定是最明确的，单龟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三者组合在一起形成四神体系，例如故宫博物院藏西汉四神纹环、湖南零陵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善铜四神博局镜等，玄武的形象都是单龟。
　　（二）龟鸟组合中的单龟
　　在西汉到东汉前中期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四神对应地下的四兽，而在四兽中，与玄武相对的即为单龟。同时，与单龟配对出现的就是鸟，鸟对应天上的神兽即为朱雀，在《论衡•物势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的记录，同时在《论衡•龙虚篇》以及《尚书•尧典》中也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叙述。在河南新野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凤阙亭长画像砖上，有展翅飞舞的凤凰和三足鸟、单龟的画像，从方位上来看，与凤凰南北上下对应的就应当是玄武，这与陕西西安市范南村出土的西汉陶龟座凤鸟、山西朔州市出土的西汉龟鹤座博山炉，以及山东日照市海曲东汉墓出土的铜朱雀踏龟灯的形式基本一致，所以在这里单龟为玄武。
　　（三）单龟与伏羲女娲
　　四川简阳鬼头山石棺的前档头刻有朱鸟(残存)，后档头刻的是伏羲、女娲、单龟。因为南北的明确指向关系，所以这里的单龟应为玄武。河南新野出土的画像砖以及四川富顺石棺上的单龟图式与鬼头山石棺基本相同，也应当为玄武。
　　以上三种是单龟可以看做是玄武的情况，其余的单龟形象皆无法确定为玄武。

　　二两汉玄武图像的组合形式

　　上述资料中的玄武大致有以下六种组合形式：
　　（一）完整的四神组合：此组合有同一画面和组合画面两种表现形式。
　　（1）同一画面。这种类型一般多为天象图和祥瑞图，其中以铜镜上出现的四神最多，主要为左青龙、右白虎、上(前)朱雀、下(后)玄武的顺序和图示，例如《中国铜镜图典》中收录的七十三块铜镜。
　　（2）组合画面。这一类型以瓦当、石棺上的四神图像最具代表性。例如西汉中期汉武帝茂陵的四神画像砖，虽然是分开的四块，但是灵物数量完整，还有秦砖汉瓦博物馆所藏的诸多瓦当组合皆是。《三辅黄图•未央宫》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说明帝王在建造宫殿建筑时，常取天上的四灵来正四方，瓦当和画像砖即为这一时期的观念化的艺术形式。除此之外，像东汉晚期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三号石棺，棺身前端为朱雀图，后端为伏羲女娲玄武鸩鸟图，右侧为仙境图，刻绘有仙人博弈、羽人、青龙等，左侧为天门图、凤鸟、人物、白虎等，也应是四神的组合画面。值得注意的是，此棺上的四神所处方位较为特殊，白虎与青龙的方位互相颠倒，形成左白虎、右青龙、前朱雀、后玄武的顺序。东汉晚期山东临沂金雀山画像砖墓中的四神画像砖，门楣右边一块，从左至右雕刻有鹿、青龙、白虎、朱雀；另一块相当于门楣的长方形画像石，左右两端各雕一只朱雀，正中部分有一索穿两璧间隔上下，上为玄武，下为立羊，虽然并未遵循四方位原则，但是四灵完备。

　　概括起来，不论是同一画面的四神还是组合画面的四神，基本上都遵循四方原则，固定在其应礼的方位上，偶尔存在打破四神方位常规的例子。
　　（二）与各类鸟的组合：例如陕西西安市范南村出土的西汉陶龟座凤鸟、山西朔州市出土的西汉龟鹤座博山炉、山东日照市海曲东汉墓出土的铜朱雀踏龟灯，以及河南新野出土的凤阙亭长画像砖等。在此种类型中，玄武多数为单龟造型，比较固定，而鸟的造型种类丰富，有鹤、凤鸟、三足乌以及朱雀。
　　（三）玄武单独出现：单独表现玄武的图像以米脂、绥德等地的多数门柱底层为代表。还有一种是存在于一些表述不清或残存不完整的图像中，严谨性不是很强，无法进一步分析。
　　（四）与羽人的组合：多见于东汉时期的大量铜镜上，例如陕西淳化出土的昭明四乳四神镜，羽人呈追逐玄武的样式，在东汉灵帝时期的中平四年(一八七)环乳神人禽兽镜中，呈现羽人坐龟的形象。在东汉晚期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的一块仙人乘龟画像石上，一羽人乘坐在单龟玄武背上，玄武昂首蹬足。这一类型中，羽人和玄武多做追逐、嬉戏和羽人乘龟状，形象丰富，生动活泼。

　　（五）与蟾蜍的组合：见于秦砖汉瓦博物馆所藏的两块汉代的画像石。还见于部分铜镜中，例如江苏盱眙出土的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的金之青四神博局镜等。
　　（六）与瑞草组合：见于汉茂陵出土的玄武纹画像砖，陕北画像石。如米脂县官庄一九八一年发掘的一号墓中的左右门柱底层，以及绥德四十里铺寨山发掘的左右门柱第四层都有玄武与瑞草在同一个画面的组合。
将上述六种与玄武相关的组合按时间顺序排序，可以发现， 在完整的四神组合中，四神在同一画面的七十三面铜镜中，年代较为确切的有三十九面，其中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的十面；东汉时期二十九面，占大多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汉时期的四神纹环、陕西兴平市道常村茂陵附近出土的西汉四神纹辅首、西安国棉五厂汉墓六号墓出土的铜温酒炉上也能看到完整的四神。西汉武帝茂陵出土的四神纹画像砖、西安孟家村汉建章宫遗址出土的四神纹瓦当，汉长安城遗址、西安市北郊李家村以及周至县长杨宫遗址出土的四神纹瓦当等为组合画面中的四神图像，年代约在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上述所举的石棺上的组合画面四神图像年代在东汉晚期。
　　与各类鸟的组合，已经出土的器物年代在西汉时期与东汉时期，且数量基本对等，所用材质为青铜和陶器，也有画像石。


　　单独表现玄武的图像以米脂、绥德等地的多数门柱底层为代表，这些门柱都为东汉时期的出土物，数量较多且集中。
　　玄武与羽人的组合，铜镜中的发现有十一例，但是能断定年代的只有四例，分别是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早期尚方四神博局镜、福禄四神博局镜、东汉中期尚方四神博局镜，以及东汉灵帝时期的中平四年环乳神人禽兽镜。除了铜镜，在东汉时期的部分画像石上也有羽人与玄武的组合。


　　玄武与蟾蜍的组合，能确定具体年代的只有四面铜镜，分别是新莽时期的始建国天凤二年(十五)四神博局镜，江苏盱眙出土的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的金之青四神博局镜，以及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早期的福熹四神博局镜。
　　玄武与瑞草的组合，多见于画像石和画像砖。除了西汉时期茂陵出土的玄武纹画像砖以外，其余的多见于陕北地区的画像石墓的左右门柱底部，目前掌握的资料有米脂官庄一九八一年一号墓、米脂官庄一九八六年一号墓、绥德四十里铺寨山汉墓这三座墓例，都为东汉时期。综上所述，玄武与羽人、蟾蜍、瑞草相组合的图像多属于东汉时期，且多见于铜镜和陕北地区的画像石。单独表现玄武图像的出土物所述的年代也基本为东汉时期。只有玄武与各类鸟的组合中，西汉与东汉时期都有出土物，且数量基本对等。完整的四神组合，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大，在东汉时期出现的数量最多，且大多数表现在铜镜上。由此可以推测，在西汉，玄武图像基本为完整的四神组合，也有少量的与鸟进行组合，但是都为少数，玄武的六种组合形式都出现在东汉时期，且数量增多，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玄武的认知已经慢慢从四神方位中走出来，逐渐寻求与其他图像进行组合，以使玄武图像能够承载更加丰富的寓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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