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轩读印——宋元印章（下） - 荣宝斋　官方网站

三　元代文人篆刻的兴起

（一）八思巴文在官印中的使用

元官印司狱司印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前后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用汉字外，还有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即八思巴文。八思巴文颁行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用九叠篆，如“司狱司印”等印，印文均为标准汉文九叠篆。八思巴创立的新字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吸收了宋印九叠篆整齐匀称、棱角分明的特点，但并不像辽、金、西夏文字那样与汉字有一定渊源，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等印。八思巴文官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是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此外，元代官印印边比较宽阔，此为元代官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宋代中后期印边开始加宽，至元代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数倍甚至十倍，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即为代表。

（二）吾丘衍与赵孟頫的历史贡献

　　明代朱简曾在《印章要论》言：“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朱沦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传。如元则有吾竹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人门户。国初尚研故习，衰极始振。”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言：“至正间，有吴丘子衍，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以赵孟頫、吾丘衍、王冕为代表的印人，在元代发起了一场复古运动，力挽魏晋以来印章的靡弱之风。

赵孟頫印

　　在元代，赵孟頫无疑是朝野公认的艺术界乃至整个文坛的盟主，其不仅官居一品，而且在诗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在元代篆刻史上，赵孟頫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印学理念不仅影响了有元一代，对后世篆刻的发展亦影响深远。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言：“赵子昂擅朱文、皆用玉箸篆，流动有神，国朝文太史仿之。”（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 年）陈琏《印说》言：“圆朱文，元赵松雪善作此体，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此概为“圆朱文”一称之由来）。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中年曾作孟俯，湖州（今属浙江）人。其书法诸体皆工，被后世称为“赵体”，其用印多亲自配篆由印工镌刻，与吾丘衍风格为近，世称“吾赵”，二人开创的印章风格，后世称为“元朱文”。这种字形婉约流美、章法紧凑合度的印风，成为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印式。

吾衍私印

　　赵孟頫在元代文艺界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篆刻上他崇尚“古雅”“质朴”，反对“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形式流俗，这与其在绘画上提倡的“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是工无益”的观念是十分一致的。（《自跋画卷》）清代画家张绅曾言：“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孟）为法，所用诸印皆以小篆填廓，巧拙相称。其大小繁简，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同汉、唐、宋、金相同。”赵孟頫在理论上强调复古，以汉魏印章为法则，但真正反映其篆刻水平的却是他所开创的元朱文印风，其中渗透了他的审美倾向，元朱文印流畅爽劲的审美效果与其醇和秀丽的书风和颇有古意的画风相符合。他的朱文印沿用了唐宋官印所通用的那种类似玉箸篆的线条，在强化笔画的运动感的同时，印文每与印边相连，并能于疏朗之中捕捉朴茂之气，给人以稳定和饱满之感。清代印学家孙光祖在《古今印制》中说：“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箸者。赵文敏（孟）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箸气象堂皇，点面流利，得文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

布衣道士

贞白

　　与赵孟頫同时的吾丘衍，也是篆印高手，篆书有“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誉。当时吾丘衍与赵孟頫一起呼吁印章复归汉魏印式，但从对汉印风格的倡导来说，吾丘衍较赵孟頫更为实际，其为教授弟子所著的《学古编》多由实践而来，并明确提出以汉印为皈依，讨论了印章中的篆法与章法等具体的操作问题。吾丘衍（1272——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竹房，别署布衣道士，开化（今属浙江）人，寓居杭州。吾丘衍自幼受家学影响，在篆刻方面，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汉印的研究上，“吾衍私印”“鲁郡吾氏”“布衣道士”和“贞白”都是他的自用印，其中“吾衍私印”采用满白文处理手法，“鲁郡吾氏”和“布衣道士”也可看出对平正浑朴的追求。赵孟頫和吾丘衍均自篆印稿，这自然与二人在篆书上的造诣分不开，且二人所开创元朱文印风，很快成为文人作印的模式，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位。

鲁郡吾氏

（三）吾丘衍和赵孟頫倡导下的元代篆刻

　　在元代朱文印的演进过程中，端赖吾丘衍和赵孟頫的倡导，元代文人篆刻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吾丘衍开馆授徒，培养了许多弟子，使文人篆刻延续不断，并在明清两代成一时风气。吾丘衍的弟子中，较著名的有赵期颐、叶森和吴叡等，而吴叡最为著名。吴叡（1298——1355），字孟思，号云涛散人，别署青云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晚居昆山。吴叡在其师的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做到了书印合璧，我们可以看到其十余方自用印，其中朱文印都是圆朱文风格，且篆与刻的水平都相当高，他把小篆“上紧下松”的特色表现的十分突出，且笔画的提按恰到好处，开了后世铁线篆的先河。

王冕私印

　　与吴叡同时的印人还有王冕，其首创以花药石（即花乳石）刻印。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诸暨（今属浙江）人，出生农家，后从韩性游，遂为通儒。王冕墨梅最为后世所称道。王冕又工刻印，明初刘绩在《霏雪录》（卷上）中言：“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自山农始也。”软硬度适中的石材的出现，是元朱文风格得以完美表现的关键。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乳石刻之。”花药石易于奏刀，王冕自篆自刻，其印金石气很浓。

赵氏子昂

吴孟思章

吴叡私印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画家都介入了篆刻的创作，如柯九思、虞集、张雨、黄公望、倪瓒、杨维桢、朱德润、魏元裕、鲜于枢、陆居仁等，均采用吾丘衍和赵孟頫的方法。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文印的形式已然确立：印文取小篆、朱文细线、文字连边……元代文人印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文人的参与，是中国印章确立艺术立场的标志，是篆刻艺术和实用印章分野的里程碑，而这种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在元代完成。

四　集古印谱的出现及意义

濮阳

　　虽然在唐代已有关于“玺谱”的记载，如《旧唐书》之《韦述传》、姚察《传国玺》、徐景《玉玺正录》等，但一般认为集古印谱的出现是在宋代。宋代是我国金石学的发轫时期，集印成谱即受考古和金石学的影响而兴起。清代桂馥在《续三十五举》中言：“古印无图谱，宋（仁宗）皇祐初，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此后又有杨克一《集古印格》，而《宣和印谱》则成书于稍晚的宣和年间（1119——1125），此谱是奉命官修的一部大型集古印谱。此外还有颜叔夏《古印谱》、姜夔《集古印谱》等。

頫仰自得

汉广平侯之孙

　　唐宋时期的集古印谱，仅作为古器物谱录中的一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识，更没有对篆刻艺术的指导目的。与文人篆刻同步，元代集古印谱的编辑目的多指向了艺术，赵孟頫在《宝章集古》的基础上“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汇为谱录，曰《印史》。元代文人篆刻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又有为数甚多的集古印谱作为典范，更有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艰辛实践和大胆尝试，最终使元代文人印章形成了两大格局：一是仿汉印式，一是元朱文印风。仿汉印式主要是指仿汉白文印，元代篆刻家在创作这一类印时大都能追求汉印的原本效果，其中集古印谱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在吾衍《古印式》和赵孟頫《印史》之后，又有杨遵《杨氏集古印谱》、吴叡《汉晋印章图谱》、叶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等多种集古印谱行世，这些集古印谱的编辑本就带有目的性，则其对印坛的指导示范意义也就更为明确、更为具体。应该说元代篆刻家完成了由古到今、由技术到艺术创作这些实质性的转换，为明代篆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202 页——203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

五　风格特殊的元代花押印

聊消摇兮容与

　　在元代的私印中，还有一类被称之为“花押”的印章颇具特色，花押是一种专门用以签押的书体。元末明初的陶宗仪说：“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明许令典《甘氏印集·叙》，转引自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149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年）

王元章

　　花押其实就是代表身份的一种符号，所以有签字画押之说。花押在宋朝以前就已出现，如著名的韦陟“五朵云”。（据陶宗仪所说，花押入印始于五代时的后周）宋以后，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花押被广泛运用，并逐渐入印。而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对于汉字的运用不能熟练无碍，故而只能以印代之，这大概就是元代押印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押的格式常见的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形状，还有葫芦、钟鼎、花瓣、鱼、兔等形，其中长方形的元押与秦汉半通印大小相近，上为楷书，下为花押，或杂以八思巴文的“记”字，印文多作朱文，其印章的纽制也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元押尽管是沿着实用印章这一路线发展的产物，但其艺术和审美价值并不在宋元文人印章之下。（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119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

会稽佳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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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期刊责编：王可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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