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梁（1878——1962），初字锡侯，后改称息侯，姓瓜尔佳氏，晚号“瓜圃老人”，满洲正白旗人，驻防杭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甲辰（1904）成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奉天旗务处总办、奉天新民知府等职。辛亥革命后，历任清史馆校对，奉天省洮昌道道尹、政务厅厅长，农商部秘书等职，1962 年病卒。
金梁出身为满洲巨族，是清初满洲八大家族之一。其祖父名观成，号苇杭；父名凤瑞，号桐山，均为杭州驻防旗人。“金梁”之得名，据其自己讲，是他生于杭州新龙巷之新衙，出生时正值午夜，忽闻有车骑之声自涌金门金华庙而来，故其父给他起名“金梁”。凤瑞先生“性好古金石书画，罗列一室，终日摩挲不去手” ，金梁自幼耳濡目染并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7 岁时，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他翻看海上画报所载中法作战图，竟“阅之感愤，日持假木刀，作杀敌状，气概凛然” ；8 岁时撰成“立马吴山第一峰，从龙辽海推三杰（三杰为索尔果、费英东、图赖，均为瓜尔佳氏族）”的对联，其中豪气可见一斑；15 岁时，因他学识书法兼优，为乡人所称颂，闻金梁至，乡人“各以一纸争索书” 。后参加科举考试，在最后一科廷试中，本应得中第三名，却由于其对策中有“痛哭流涕”之句，犯了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恩科的不详之忌，为广东籍旗人商衍鎏所取代。
金梁入仕时二十余岁，正值晚清末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镇压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光绪帝被囚瀛台，史称“戊戌政变”。而作为满洲旗人的瓜尔佳氏金梁，感于时势，竟“伏阙上万言书，言辞激烈，指斥宫闱，且直诋时相，请杀之以谢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 ，此“时相”即为与慈禧太后一同发动政变的大学士荣禄，他与金梁同为瓜尔佳氏族人。后有人欲罗织金梁入狱，荣禄竟叹息说，“吾族有此才而不见用，此亦宰相之责也，愿先约一面语传事始解” ，然金梁却终不想见。十多年后，慈禧太后以民部保举案召见金梁，再度提及此事时，金梁尚“怒目相对”。可见在诸多的满族贵胄中，金梁算得上是一位敢言的有志之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世昌调任金梁为督办京师外交巡警，到任之后，由于他“悉心筹划，调查测绘，分科并举，未月余而大致定”，受到了上级的赏识。后那桐主持民部事宜，亦对金梁极为推许。随后金梁跟随徐世昌赴盛京（今沈阳）任旗务司总办兼管内务府办事处事务，还担负着管理盛京宫殿之责。同时他还是较早提出将皇室收藏建立博物馆者。宣统二年（1910），他主持拟定了创办规划并起草出请旨呈文，由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名义具折上奏，其上折中即有“请查盛京大内尊藏宝物，即拟设博览馆” 之建议。在赵尔巽接任东三省总督后，金梁开始研究盛京书画、掌故及满文老档，并在十余年后编辑出版了《盛京故书画录》《满洲老档秘录》等。金梁早年虽得罪权贵，但由于自身的突出才干和政绩，在清末官场中仍能脱颖而出。1911 年，清朝灭亡，金梁不得已离开沈阳，先赴大连，后至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心系故国，将复辟为己任，追随逊帝溥仪。1924 年，他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次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溥仪迁往天津，金梁奔走于京津之间，后曾一度回东北，任张学良老师。1928 年，奉天省政府决定创办一座“东三省博物馆”，特聘请金梁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 年，东三省博物馆正式开放。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金梁曾一度出任“奉天地方维持会”委员，策动溥仪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
然而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由于家人的反对和人事的原因，金梁并未出任伪职，而是隐居天津，埋首著述，所居卧室“方不及丈，局促成囚”，还自书一小联悬于壁上，“自作孽，不可活；身将隐，焉用文。”此时期他百无聊赖，思绪万千。
同时期，金梁参与了赵尔巽在京出面组织编纂《清史稿》的工作，在赵尔巽身体健康不佳的情况下，他担任校对之职。他利用“总阅”职务之便，擅自增加了《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还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赴东北，这就是《清史稿》的关外本。金梁此举引起了清史馆同仁的不满，他们将留于京城的七百部全部改回原本面目，还删去了金梁的《校核记》，形成了《清史稿》的关内本。也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金梁见到了大量的原始清史资料，为他编写《清帝外纪》《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提供了素材。此外，金梁还曾参与拯救“大内档案”的事件，在他与遗老罗振玉的努力下，八千袋“大内档案”免于当做废物处理，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史研究资料。
在诸多遗老中，金梁并未终身追随溥仪，和其他遗老一样在满洲国中任职，而是埋首著述，过着寓公的生活。1937 年，金梁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面对动荡的时局，他曾慷慨赋诗，“孰料虚生六十年，生平志业两空传。救亡悔不拼孤注，偷活恨难值一钱。犬马何心徒旧恋，龙蛇同劫敢贪天。千秋再请从今始，不待重周愿早全”，从中可见他晚年复杂的遗老心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部门任顾问等职，1962年去世。
行草书礼
民国以后，金梁曾一度赴奉天任张学良老师，教授国文和书法。这一时期，他以擅长钟鼎、篆籀为世人所知。但从张学良篆书来看，金梁和张学良篆书风格差异较大。柯劭忞撰《古籀答问书后》载，“张汉卿将军年少好学，尝问字息庐（“息庐”为金梁号），以此示之余，于息庐处见将军所习钟鼎文，颇似愙斋（“愙斋”为吴大澂号），知用力已深，息庐亦深赞其精进此道，有传人矣。息庐道德文章，将军功名事业，足并传百世”，可见，张学良习篆遵从吴大澂书风，此种做法也得到了老师金梁的认可。但不知是金梁从内心肯定吴大澂书风，还是由于自己的篆书风貌太过个性化，不适宜传授张学良，此说法还有待发现更多新的金梁资料加以佐证。
篆书七言联
金梁活跃于碑风大盛的清末民初时期，却选择了晚明人的篆书创作理念，再次以帖学融合篆书。然而，与晚明时代不同的是，清末民初大量的金石资料涌现，加之印刷技术的进步，世人得见了更多的金石碑刻，大量的墨迹、刻帖、碑帖拓本、研究著作、书法学习指南、字汇、字典、杂志等报刊书籍如潮水般涌入社会，而遗老金梁曾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对故宫文物进行了著录和整理，以自己身份之便，见到诸多的一手金石资料。他还参与过《散氏盘》发现和整理工作，在其自撰《重拓散氏般跋》中云，“散氏盘自贡入天府，初陈列养心殿，不知何时弃置内库，外传遗亡久矣，今春正月，梁入直奉命清理，始得于库藏尘土中，众皆指为伪造之品，及检出捧观，则赫然真器，至宝也。般高……，铭三百五十余字，有两耳，制作古茂，中贮小册，为赵秉冲释文，宫锦为囊，犹旧装也，乃先请摄影全形，并选工精拓，分颁内直诸臣与诸考古家及北京大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处，得者宝之，惜当时未及多拓，以广流传耳”，能得见西周重器《散氏盘》，乃同时期的书家和前代书家的共同梦想，而金梁以其特殊的身份，不仅能见到实物，还能摩挲在手，极大地开阔了他的书学视野，为其书法创作提供了提供最直观的书学范本。
纵观金梁的书法风格，他早年师法帖学，具有扎实的帖学功底，后以工作之便见到了诸多经典的金石资料，因此他将自身精熟的帖学笔法融入篆籀之中，其创作思路与晚明赵宧光不谋而和。对于如何书写篆籀，他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其友人柯绍忞撰《古籀答问书后》载“古籀失传久矣，吴愙斋独悟笔法，开前启后，为世所宗。而吾友金息庐，神而明之，更入化境，超超玄箸，卓然自成一家，古籀之法于是复传于今矣。息庐博通经史，精小学，尤善篆籀，其论古籀曰，‘篆、籀不同法。天圆而地方，籀法乎天，故笔笔皆圆；篆法于地，故字字皆方。’又曰，‘金石文亦异趣，金文多从籀，故圆而取侧势，石文多从篆，故方而作正形。’又曰，‘籀得其全，故钟鼎文字左右俯仰，全器常成一气，混然无迹；篆得其偏，故碑石文字分行布格，字字务求工整，毋少通变。’又曰，‘籀笔务神化，其运用全在笔之心；篆守规矩，其刻画唯在笔之颖。夫古今言笔法者，曰藏，曰中，唯知笔锋而已。所谓颖也，其上者曰拨，曰转，曰刷，知用笔腹矣，而神动天随，得心应手，能运全力于笔心者，今有几乎。’”可见金梁对篆籀不只是一味摹写，而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其“籀得其全，故钟鼎文字左右俯仰，全器常成一气，混然无迹”的理论，是他常年摩挲大篆的心得，“籀笔务神化，其运用全在笔之心”“所谓颖也，其上者曰拨，曰转，曰刷，知用笔腹矣，而神动天随，得心应手”。则是他真正的书学经验之谈，较同时期的金石家更具独创性。
题《南海先生遗墨》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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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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