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渊源

　　创立于一九二二年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简称市美）是华南地区第一所公立的美术专业学校。一九三七年，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办。伴随政坛的更迭，十七年的校史中共有五任校长主持校政，其中曾饱受争议、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一位便是最后一任校长李金发（一九〇〇——一九七六）。“在中国美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风雨历程中，美术教育的思想、体制、方法的变革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伟大的变革首先归功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思想先驱。”李金发无疑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的先行者之一。但对于他，人们是知其名比知其诗者多，知其诗又比知其雕塑、艺术教育者为多。他与市美之间充满矛盾性的复杂情景更是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长期以来被艺术史忽视。
　　李金发如何成为市美校长？其背后的行为动机、文化视野为深究相关艺术史问题提供了较为微观的切入点。籍此，可以窥探该时期舶来的西方美术教育观念是如何在中国土壤里重新生成并形成面目，可以了解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教育一线领导者是如何为现实塑造。
　　近年来，随着广州市档案馆中由民国广州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购料委员会等机构颁布的大量信函与决议草案，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录的《申报》《中山日报》《越华报》等民国档案的编纂与公布，笔者有机会深入、多角度了解有关市美校长更替、收支状况等历史细节。基于这些材料，或许能更加立体的填补这段被战争中断的历史空白。

一名利圈与八行笺

位于惠爱西路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景一角

　　“一朝天子一朝臣，陈济棠被打倒后，广东政治上的人物，全部肃清，比水洗还干净，真是抢劫的世界，谁有背景，谁就能挤上去，至好有军人做后台，什么都可成功……政局大变，是失业人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全家又返广东去，因为我母亲祝寿，太太和小孩子径返家乡，我独自到广州去浑水摸鱼（Fishing in Trouble Water）打天下。”李金发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文中明确指出了作为公立美术学校的市美，每次校长更替都伴随着教职员队伍的重大变化以及广东画坛的议论纷争。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景

　　在李金发赴任市美校长的一九三六年，广东政界及美术界都发生了几件大事。陈济棠（一八九〇——一九五四）发动“六一事变”失败后发表公开书下野；余汉谋（一八九六——一九八一）改做“南天王”；两广归政中央国民政府后，曾养甫（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奉命担任广州特别市市长、省党部特派员、省财政厅厅长等要职。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徽

由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主办，李研山主编的《美术》杂志

　　是年五月，高剑父在南京举行国画展览。六月，市美出版《美术》杂志，为潘至中特辑。六月十五日，由李桦、唐英伟主编，广州现代版画会出版的《木刻界》问世，刊登了唐英伟、李桦、陈烟桥、胡其藻、赖少其、锡金六人谈木刻创作经验的文章；方人定个展在上海举办。七月五日，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广州图书馆展出。九月，赵世铭主编《广州市民日报》之《新园地》副刊。九月五日，李金发由广州市社会局荐请，市政府委任成为市美第五任校长。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前四任校长：
许崇清（1888-1969）、胡根天（1893-1985）、
司徒槐（1901-1973）、李研山（李居端，1898-1961）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最后一任校长李金发

　　赴任市美前，李金发在南京为那里的黄埔同学会制作蒋介石的半身像，也曾试图跻身官宦之途，但并无结果。在金陵的两年，李金发可谓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一九三六年，广东政坛的更迭也波及到市美，李金发得到一展宏图的机会。根据李金发回忆，他与幼年同学李磐桢去拜访陈立夫（一九〇〇——二〇〇一）的秘书李翼中。李翼中是李磐桢的中学同学。由他向曾养甫引介李金发做市美校长。一九三〇年，李金发与李磐桢同在私立文化学院上海第二院任职。不过，此所学校在一九三四年因故停办。幼年旧识加之共同任事的经历都为李磐桢的推介创造了条件。
　　是时，陈立夫任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颇得蒋介石的信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因中日关系紧张陈立夫被蒋介石钦点秘密出使苏联交涉，后因情报泄露半途而返。一九三六年初，蒋介石决定与中共谈判，又指派陈立夫先与中共打通关系，陈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负责执行。此时，曾养甫还未上任广州市市长。李金发这样如此回忆道：“陈立夫不认得我，肯为我出力，全凭平日的闻名，曾养甫又是素味平生的，当然是服从陈立夫的命令如此。那时听说想做这校长的约五六人，各人都有八行笺，终不及陈的力量之直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之谓也。”
　　李金发提到的另外五位候选人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有待继续考证。据李金发回忆，陈立夫愿意推介他是因其“平日的闻名”。在此之前，李金发在艺术界究竟有何建树，其声望究竟如何？

李金发就读时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一九一九年，李金发赴法勤工俭学，是早期留洋学习雕塑的先驱之一。他先后就读于第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即李金发归国后第三天，《申报》就刊出“雕塑家李金发归国”的新闻：“旅欧美术家李金发氏广东梅县人，富有天才，自民八赴欧研究雕塑，擅绝技兼长绘画及文学。去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大学雕塑科，近年来屡在法国国家展览会出品博得众誉，在法时曾与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氏订交，愿回国后在上海美专创办雕塑科。今春由巴黎而意大利而罗马诸邦从事考察，兹于前日已偕其夫人抵沪，当由美专校长刘海粟氏招待至刘氏私邸，讨论开办雕塑科计划甚详，并闻李夫人在法研究绘画著有声绩，并闻美专暑期学校将添设雕塑一班即由李氏教授。”
　　此报道着重介绍了李氏留学背景及其在国外的艺术成就，是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刘海粟（一八九六——一九九四）委托申报新闻版宣传。这当然与刘海粟的办学计划有关。时值暑期，刘海粟委派李金发先办一个暑期班。虽然国人对雕刻不甚了解，暑期班只招到两个学生，但引来了大批围观群众。暑期班的预热，让刘海粟信心满满。六月二十七日，刊发“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开办音乐系雕塑系通告”：“本校行政会议议决照预定历年进行计划，于本学期开办音乐系雕塑系。音乐系聘刘质平先生为主任，该系目的在研西乐国乐，为改进我国旋律、乐器、乐队、歌剧的准备。雕塑系聘李金发先生为主任，该系以养成造形美术专门人才为目的，详细情形请阅本校章程。特此通告。校长刘海粟启。”

朗多夫斯基制作的孙中山雕像

　　但实际情况却和刘、李二人设想相去甚远。初创雕塑课程招生后，没有一个人报名。因为当时来学美术的，多数是志在一张文凭，毕业后可以去做中小学教员，解决生计题。若学雕刻，如何去教书呢？在此情形下，李金发每月虽然可以收到上海美专发放的一百元补贴，但杯水车薪。因为他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的俄国人家里，每月房租伙食费就要七十五元，生活还需家里接济。当时国民党正在筹建中山陵，刘海粟便致信筹备处推荐李金发做孙中山雕像。这份国家工程价值二十万元，在当时还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艺术家眼中可谓天价，令国内众多雕刻家垂涎。李金发也跃跃欲试。他“曾在寓所千辛万苦试做中山胸像”，但“当时的中国人皆以为本地姜不辣，中国雕刻家不够资格”，所以“宋老太太、庆龄、子安等皆来参观，大势所趋，你纵有绝代天才，亦不能使他们重视的”。最终这项工程由法国雕刻家朗多夫斯基（Paul Landowski，一八七五——一九六一）接手。值得一提的是，朗多夫斯基也曾就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比李金发早二十五年毕业，并在一九三七年，几乎是李金发就任市美校长的同一年，成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长。

1923年，林风眠（中）林文铮（右）与李金发（左）在柏林

　　回国两年时间里，李金发又先后任职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南京大学院秘书，但因时局动荡在职时间都不长久。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国立西湖艺术院（一九二九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创建，李金发由蔡元培推荐被聘为该校雕塑系教授，他才有了四年稳定的工作。但其这段教育生涯颇为暗淡：“我看不上这些乌合之众，又不愿与之随波逐流，跟校长的尾巴，看他的脸色，我以老资格自居，独往独来，不开会，不参加纪念周，不记学生分数表，因为蔡先生的背景，他亦无可奈何。一般与林吃饭的朋友，亦自成集团与我疏远。”这里的“校长”与“他”指林风眠（一九〇〇——一九九一），李金发的留法同学。两人的隔阂还要从他们美学观点的分歧谈起，此处不做展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李金发为代表的留欧学子已在国内艺坛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占据了官方美术教育的占地。

1929年，李金发制作的《李平书铜像》高约2.7米

1929年，李金发制作的《马祥斌铜像》高约2.5米

　　国立艺专时期的李金发工作重心并不在教学，而是雕塑工程与杂志出版。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罗马美术工程处（Italian Art Work）的雕塑公司，陆续完成了安徽马祥斌军长像、上海名人李平书像，以及上海南京戏院外三五英尺长的浮雕。

1929年，李金发制作的《上海南京戏院外部浮雕》，长约11米（摘自《美育》杂志，1937年，复刊号）

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

　　由他主编的《美育》杂志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并在同年十二月以及次年十月相继发行了第二、三期。这份刊物是李金发与商务印书馆所长王云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签约出版的，主旨是广泛介绍西方美术思潮、中外艺术精品以及美育思想。从约广告、征稿、撰文到排版都主要由李金发自己完成。杂志附有大量图片，印刷精美，主要针对的阅读群体是具有一定购买能力的社会人士。开办公司与出版杂志是当时许多雕塑家希望涉足的一个领域。具有鲜明李氏烙印的罗马美术工程处以及《美育》杂志可以看做他独特的名誉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二广州公共雕塑

1931年，李金发制作的《伍廷芳铜像》高约1.8米

1934年10月10日，伍廷芳铜像揭幕礼现场图

　　李金发涉足多个领域并颇有建树，但真正使他为广东艺坛所关注的还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受广州市政府委托制作的伍廷芳(一八四二——一九二二)与邓仲元(一八八六——一九二二)雕像。据李金发回忆：“初到贵地，人海茫茫，可能访问的政要有限，一个是孙科，一个是陈树仁，一个是郭泰祺，一个是陈友仁。”在拜访陈树人未果的情况下，李金发在岭南大学寻得郭泰祺（一八八九——一九五二）。郭泰祺是李金发居沪时的旧识，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经过郭泰祺向孙科、陈友仁的引荐，李金发不久就接到外交部参傅秉常召见，原来经孙科提议要委任他做伍廷芳的雕塑。商议由李金发包办一切石座及铸铜工程，酬金四万二千元。这价格是李金发在上海做马祥斌军长像酬金的六倍，可以想见这是怎样一笔巨款。伍廷芳雕像的制作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先做好九英尺的泥塑，审核通过后再翻制石膏像，然后才能铸铜。由于制作这种大型铜像在广州是首例，当地还没有专门的铸铜公司，李金发只得在佛山找到一个以铸造旧式熨斗为业的工头黎甜记，用翻砂的方法将铜像镶合而成。“以前没做过这样大的作品，全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这种工程广东人是没见过的，日日有人来围观或在墙外张望我们，社会上当为新闻，不认识的人亦要来拜访一下”，从当时报刊诸端的结集可以看到伍廷芳铜像的影响（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到伍廷芳铜像从制作到揭幕一直为媒体所关注。这大大扩大了李金发在广东美术界的声名。制作伍廷芳铜像的同时，消息灵通的李金发又得知省主席陈济棠要为他的上司第一师长邓仲元造像。李金发多方走动。他联系到陈济棠的军医处长温君，经引荐获得制作的资格，商议酬金为三万三千元，铸铜仍由黎甜记操作。邓仲元铜像置于广九火车站，碑文是由胡汉民写的曹全碑体。当时关于邓仲元铜像的报道，结集如下（见表二）：

　　其中，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的《申报》刊发标题为《李金发造之邓坚铜像开幕》的报道，对开幕现场以及李金发的亮相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去年发起建立邓铿铜像以实纪念，当时蒋委员长亦捐万元以助其成。该像由雕刻师李金发承造工作一年始成，特拣五月五日为开幕之期，典礼非常隆重，除陈济棠因燕塘阅兵未到外，计参加典礼者有刘纪文、何荦、林时清、李仙根、张之英、罗翼群、陈福初、陆幼刚、霍广河及邓铿家属来宾等三百馀人。仪节系由公安局长何荦将铜像之党国旗揭开，宪兵司令林时清报告邓铿生平事略，政务委员会代表罗翼群、李金发、邓士章等演说然后宣读各界祝词。该像高十英尺作古铜色，神彩栩栩酷肖其人，下承于十五英尺之石座衬以新式雕花，矗立于广九车站前之广场。为广州第一次国产铜像。”

1932年，李金发制作的《邓仲元铜像》高约3米

　　其实，就制作时间来讲，广州的“第一次国产铜像”应为伍廷芳像，但因为邓仲元铜像更早揭幕，故被报道为第一。李金发作为邓仲元铜像的作者不仅出席了开幕仪式还发了言，这自然也增加了他在文人政要间的曝光率。先期的办学经历以及在出版业、雕塑界的声名使得李金发在江浙地区文艺界占据了一席之地，由此获得建造伍廷芳铜像、邓仲元铜像的机会，并进而提高了他在广东艺坛的声名。李金发在政界、商界有意营建的人际关系网更为他就任市美校长提供了显性或隐性的助力。
　　随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李金发飘零异域，他的文艺生涯，尤其是他在现代艺术教育方面的诸多举措也渐不为人知，这段历史错综复杂却又耐人寻味。李金发有着留欧绅士式的优越感，又不甘于做穷困的寒士，他的思想和行为充满矛盾。他游离在政商权贵间，身段灵活，同时雕塑创作谨慎克制。在当时华南地区正规美术教育几乎空白的社会背景下，他借鉴欧洲现代美术的教育思想，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美术专业学校骨架所做的努力，仍无形中辐射到现代美术教育议题中的种种认知。

（本文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徐州博物馆教育员）

（期刊责编：李向阳）

（网站责编：简　琼）

欢迎订阅《荣宝斋》2018年02月刊，订购电话：(010)6512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