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篆刻概述
印章在唐宋以前其实用性远大于审美的需要，宋代虽已有文人开始注意到印章的审美追求，但印章由实用的凭信之物向作为审美的艺术作品的转换在这一时期并未完成。由于印章石材的发现，元代文人开始介入印章的创作过程。从吾丘衍、赵孟頫到王冕，至元代末年，文人篆刻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到明代，赵孟頫的元朱文印风，仍是文人士大夫崇尚的对象。晚明印论家周应愿在《印说》中言“祝（允明）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在数代印人的苦心经营下，明代印学日盛，且能法传正宗。明人不仅倡导秦汉质朴之印风，亦追随元代朱文印之文雅，为篆刻别开一种生面。应该说，篆刻至明代为一大转捩点。
若作细分，篆刻到明代中叶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以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篆刻发挥了巨大作用，文徵明对印章的爱好远胜于他的老师沈周，曾自诩“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周应愿曾云“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从文徵明的篆刻作品看，前人给他“雅而不俗，清而有神”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清人黄子高《续三十五举》云“自赵鸥波( 孟頫) 始以小篆入印，停云馆( 指文徵明) 从而效之”。其白文印基本是汉印规模，有朴茂之气，而朱文印则颇得赵孟頫个中三昧。
南京解元
唐伯虎
龙虎榜中名第一, 烟花队里醉千场
唐寅私印
篆刻至明代，不论是艺术实践还是印学理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以“流派”的出现为标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篆刻流派分别是：文彭开创的“吴门派”，其印风纯正雅致，远规秦汉；何震开创的“雪渔派”，以冲刀法效法汉铸印，气势沉雄而猛利；苏宣的“泗水派”，兼师文彭与何震，远规汉晋；汪关的“娄东派”，印风典雅雍正；明末朱简的“修能派”，以短刀碎切法形成苍茫劲健的印风。
二 文彭开创的“吴门派”
文氏一门风雅，引领吴中乃至全国艺坛。就篆刻而言，文彭被后人奉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长子。文彭继承家学，工诗，亦善书画，尤擅篆刻，与何震并称“文何”。周应愿《印说》谓其“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吴正旸《〈印可〉自序》谓其篆刻能“直接秦汉之脉，力追正始”。起初文彭所刻多牙章，自书印文，由金陵李文甫镌刻。后于南京西虹桥偶然发现青田“灯光冻石”上走刀更理想，遂自篆自刻，并在文人中形成执刀刻石的风气。韩天衡在《中国印学年表》一书中将此称为“篆刻由铜印时代进入石章时代的标志”。文彭从事艺术活动主要在嘉靖、隆庆年间，其一生刻过不少印，但当时尚未采用印谱的形式使之流传，故我们当下所能见到文彭的印章有限。尽管文彭从事篆刻实践时顾氏《集古印谱》尚未印行，但文彭与嘉兴项氏、上海顾氏都有交往，得以把玩大量古玺印的机会。周应愿称文彭的篆刻“白登秦汉，朱压宋元”，评价极高。文彭的元朱文印取篆规范，圆劲秀丽，对后世的元朱文印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人桂馥在《再续三十五举》中说“文氏父子印深得赵吴兴（赵孟頫）圆转之法，此乃诗之有律，字之有楷，各为一体，工力非易，毁之者讥其变古，誉之者奉为正宗，皆所谓不关痛痒也”。桂氏的评价，不仅说明了文彭师法有得，且对元朱文的发展有所推动。
文彭之后，其弟子何震、苏宣、金光先等在当时的印坛都负有盛名。文彭在当时印坛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应该是其对于篆刻艺术最大的贡献。此外，吴门较为著名的印人还有王伯钦、周应愿、归昌世、沈野等。
文彭朱文“七十二峰深处”
象牙章，印面略残，印面尺寸约2.8 厘米见方。现藏上海博物馆（由华笃安先生捐赠）。
文彭精通六书并擅以书入印，此印颇有书卷气，典雅平和，为文彭诗词闲章的代表作，亦是篆刻史文人流派印的典型。此印于20 世纪“抗战”时期出土，后在辗转过程中印边残损，印面边缘剥蚀严重，好在并不影响印文的识读和鉴赏。整体来看，此印笔画细劲婉转、方圆并施；字的外围逼边（残损造成的意外效果），印文具有极强的向外的张力。此印首度以诗词文句入印，使篆刻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金光先白文“蹇我法天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
金光先，字一甫，安徽休宁人。其印初学文彭、何震，后专攻汉印，自出新意。万历四十年（1612）集成《复古印选》（亦名《金一甫印选》），上册是摹秦汉官私印；下册为其自刻印。此印谱前有王穉登、李维祯、邹迪光、赵宧光等人作序。（邹迪光赞扬了选印方面的高明“乃今一甫所为《印选》，先字法，次章法，次刀法”。）
此印印面约2.5 厘米见方，印语出自《离骚》，共十三字，依字形布局。此印笔画雍容敦厚，颇具大篆宽博浑圆之意；靠近边框处的笔画均作逼边处理，造成印面向外的张力；章法布置紧密，字与字之间笔画相互穿插，印风在规整中见恣肆。
金光先白文“庸理”
印面约2.1 厘米见方。此印仿汉玉印，笔画极为细劲，印风清正内敛。“庸”字中部的几处曲笔与“理”字的方折笔画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理”字刻刀入石，尖起圆收，笔画似断还连，富有笔意。此印无论是笔画还是结构，都处理得干净利落，大片留红却丝毫不显得沉闷。金光先不仅治印有方，理论上亦有独到见解，尝论曰“刻印必先明笔法，而后论刀法。乃今人以讹缺为圭角者为古文，又不究六书所自来，妄为增损，不知汉印法：平正方直。繁则损，减则增，若篆隶之相通而相为用，此为章法。笔法、章法得古人遗意矣，后以刀法运之，斫轮削虡，知巧视其人，不可以口传也”（见周亮工《印人传·书金一甫印谱前》）。金光先“先明笔法后论刀法”“先通六书后论章法”的论断至今仍可作为印人圭臬。
文彭朱文“琴罢倚松玩鹤”
青田石印，印面尺寸约3.3 厘米见方。现藏西泠印社。
此印为朱文闲章，共有六字，呈三行均匀排列，笔画于温润中而能挺拔，结体以元朱文为基础，章法布局疏朗大方。全印方整雅正，寓方于圆，施刀沉稳，果敢利落，印面文字颇具立体感。此印四面边款，款曰“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蓄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捡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印款行书清雅流美，款文娓娓道来，置于明代小品文中亦毫不逊色。此外，印的顶部有王福庵所刻观印款识。
李流芳白文“侧身天地更怀古”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又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安徽歙县人，寓居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善诗文书画，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
此印印面纵3.1 厘米，横2.7 厘米。印语出自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之五（侧身天地更怀古，回收风尘甘息机）。李流芳刻印宗法文彭，上溯汉印，又时出创意。此印章法上“古”字独占一列，与右侧两列各三个字形成鲜明对比。此印落刀成形，不事雕琢，貌似粗服乱发，纵横挣折，体现出印者“不择石、不利刃、不配字画，信手勒成”的写意印风。其曾言“余少年时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今渐老，追忆往事，已如隔世矣”。又云“印文不专以摩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李流芳并非无视古人，而是强调入古出新，结合此印古拙朴茂而又意修饰的印风，则其言不难体会。
归昌世朱文“负雅志于高云”
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归有光之孙，归庄之父。明诸生，早弃举业，发奋为古文，其诗文书画皆承家法，并皆有成就。明亡后隐居不仕。有《假庵诗草》。
此印纵2.4 厘米，横1.4 厘米，印语出自陶渊明《闲情赋》（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全印六字，字法兼用古文，凝练端严，两行字间距拉大，以求疏朗。归昌世篆刻师法文彭，兼从秦汉印中汲取养分。此方朱文印细劲苍润，转折处多浑圆，笔画交搭处都作焊接状，有汉铜印斑驳锈蚀的效果。归昌世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于艺事上常有深刻思考，治印方面亦极有见地。归昌世曾言“作印不徒学古人面目，而在探其源，源则作者性灵也，性灵出而法亦生，神亦偕也”。又云“文章技艺，无一不可流露性情，何独于印而疑之，甫一操刀，变化在手，当其会意，不令世知。余勤印固已纵横四方，未尽供识者揶揄也”。可见其刻印很注重性灵的表现与感情的抒发。
（本文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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