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轩读印——清代流派印（一）

一、清代篆刻概述

　　清代篆刻是篆刻艺术史上继汉印之后的又一次高峰。清代初期，明代各大流派的发展尚在延续，如“吴门派”的篆刻家有顾苓、顾元方、袁鲁、钦兰、袁雪、张日中等，他们有的是文彭的再传弟子，有的则是直接从文彭的印作中获取养分。不过清初的数十年，篆刻相对沉寂，到了清代中期，篆刻艺术才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篆刻家的地域分布也比较广泛，艺术表现形式上流派纷呈，先后出现了歙派、浙派、邓派、赵派、黟山派和吴派。此外，清代还涌现出一些地方流派，如“雪渔派”邵潜，明末清初时隐居于如皋，在他的影响下，黄经、童昌龄、许容等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流派—如皋派。此外，还有被称作“闽派”的江皜臣、陶碧、李根、薛居瑄等。但这些篆刻家和地方性的派别都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清代初、中期印坛，真正能够与中晚明五大流派别立营垒、不分伯仲的主要流派，则是徽派、浙派和邓派等。

明清篆刻流派传承图

　　明清以来，文人篆刻之风大盛，文彭之后，篆刻艺术逐渐形成各种流派，其后继者都以汉印为宗，成为一时风尚。清代程邃开“歙派”，后有丁敬开“浙派”，邓石如开“邓派”。篆刻流派是根据不同篆刻艺术风格或地域而进行划分的，篆刻流派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以地域为前提，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多集中在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等地；其次，需要具有独特建树的领军人物，其他人对他的学习主要依赖师徒相授模式；再次，同一流派中的人篆刻风格相近，彼此借鉴而相互影响。可以说，自文彭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篆刻艺术史，就是篆刻流派史，若作梳理，则可清晰看到印人之间的师承及分布。清代篆刻在明代文彭、何震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了更大发展，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集中在安徽、浙江一带。在清代的流派印中，浙派的凝聚力和对学习者的吸引力十分强烈。浙派的创始者丁敬发展了细碎的切刀风格，又经黄易、陈鸿寿、赵之琛等发展总结，形成了浙派独特而强烈的风格特征。浙派绵延一个世纪之久，与其风格特征的显著有关。当然，这种显著的风格特征到后来也难免日趋程式化。当流派创始者开创风气之后，继承者往往从不同角度上继续拓展和深化流派风格，如韩登安论浙派时所言“丁敬之拙、蒋仁之逸、黄易之超、奚冈之雅、秋堂之工、曼生之放、次闲之能、叔盖之朴”，一语道出了西泠八家各自特色。又如邓石如首倡“印从书出”，开辟“邓派”。而作为邓派传人的吴让之在邓石如艺术风格的基础上，以自我的刀法强调了这一流派的风格特征，反映出了更加强烈的艺术个性，乃至吴昌硕认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因此，应当说是流派创始者及其继承者共同塑造了流派风格，使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篆刻创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这就是篆刻流派的积极意义所在。（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295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在歙派、浙派风靡印坛百年后，清末篆刻逐渐向“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创作道路发展。晚清篆刻，可谓是名家辈出，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无不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取法和借鉴的主要对象。

二、程邃开创的“歙派”

程邃垢道人程邃穆倩氏

程邃朱文“垢道人程邃穆倩氏”

　　印面纵2.7 厘米，横2.7 厘米，为程邃自刻字号姓名印。此印颇有抒情意味，印文字形出自钟鼎文，字形古奥，具有符号意味。首行“道”字笔画萧散而神完气足；第三行“穆倩”二字取自金文；第二行“程邃”二字，多作省略与并笔，几不可辨识，特别是“邃”字笔画若隐若现，浑朴苍茫，颇有陶文意趣。印外框线笔断意连，增强了整方印的虚实对比。章法方面，分三行排布，行距字距均宽绰，印面空灵萧散。
　　歙派创始人程邃（1607—1692），字穆清，一字朽民，号垢道人，自称江东布衣，歙县人，居南京十多年，明亡后移居扬州。平生嫉恶如仇，所交多重气节之士。他长于金石考证之学，收藏甚富，作画用枯笔皴擦，名重一时。篆刻朱文喜用大篆，白文精探汉法，刀法凝重，最为得神。前人对他的朱文印评价甚高。程邃的篆刻于文彭、何震、朱简、汪关外别树一帜，对后来的邓石如有很大的影响。属于程邃歙派（或曰“徽派”）的印人有巴慰祖、胡唐、汪肇龙、黄吕、张恂等。

程邃徐旭龄印

程邃白文“徐旭龄印”

　　印面纵4.4 厘米，横4.4 厘米，为程邃传世印中尺寸最大者。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印以汉印为宗，起笔收笔处，多为蕴含圆浑之意的方笔，体现出书法笔意的藏头护尾之境，富有内涵与厚度。作者冲刀直刻，同时大量运用斜线和弧线，以破汉印的横平竖直之气。此印比较硕大，加之作粗白文印，如横平竖直，则易形成板滞之弊，故作者将每个字的直线、斜线、弧线处理得很协调。特别是“旭”字，“日”部外框作方折状，而“九”部曲折有致，“日”部中的横画作反“S”状，极尽曲折之美。章法方面，四字以回文格式布列，并均分上下左右印面空间，加之此印用刀厚实，其笔画的壮美、气息的浑穆值得我们反复体味。
　　程邃身处明末清初，其时篆刻艺术的发展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当时篆刻界沿习文彭、何震印风，沿习既久，其后辈又无力重整旗鼓，以至于渐失生气。程邃参合钟鼎古文，并以涩刀拟古，令人耳目一新。周亮工对其推崇备至，在《印人传·书程穆倩印章前》中言：“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数见不鲜，为世厌弃，独王( 世贞)、李( 攀龙) 而后，不得不变为竟陵也。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周亮工又于《印人传·书〈黄济叔印谱〉前》指出：“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勿论势有不能，恐亦数见不鲜。故漳海黄子环、沈鹤生以《款识录》矫之，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虽时为之欤，亦势有不得不然者。”程邃的印作，白文避开文何旧习，径师汉印，作品淳朴厚重；其朱文印吸收朱简碎刀短切的技法，作品苍浑古拙，极富个性。

高凤翰雪鸿亭长

高凤翰白文“雪鸿亭长”

　　此印是高凤翰五十四岁时为丹徒祝应瑞所刻。祝应瑞，字荔亭，曾为芒稻河闸官。工诗，著有《见山楼集》。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印六面施刀，印面“雪鸿亭长”，取法满白文汉印，“雪”“亭”“长”三字以横笔为主，“鸿”字将“工”部的首横提高至字顶，极为夸张。此印五面均有边款，有篆、隶、行、草四种字体。顶款为篆体“云鸟纪官之遗”，自嘲闸官微不足道的小官。行书两面款记录祝应瑞任闸官代理政务，寒冬巡视灾区。隶书款记载刻制时间为“乾隆丙辰冬十二月”。草书款“白龙川长藏印”，白龙川即祝氏居处，白龙川长应为祝氏别号。
　　清代初期，受程邃印风影响且去程邃不远的印人有高凤翰、沈凤、高翔( 凤岗)、潘西凤。四人因名字中均带有“凤”字，故被时人称为“四凤”。他们四人中，高凤翰、高凤岗为“扬州八怪”成员，沈凤、潘西凤二人则与“扬州八怪”交往密切，四人有着比较相近的审美旨趣。高凤翰(1683—1749)，初名翰，字西园，号南阜等，山东胶州人，为“扬州八怪”之一。三十岁左右受到张在辛指点，中年开始接触程邃的作品。五十五岁时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案件的牵累，被捕入狱，致使右手残废，遂改用左手篆刻。他的篆刻为扬州艺坛极推重，阮元《广陵诗事》说：“郑板桥图章，皆出沈凡民( 凤)、高西园( 凤翰) 之手。”高凤翰曾在致冷仲宸信中说：“余近学得篆印，一以《印统》及所收汉铜旧章为师，觉向来南北所见时贤名手，皆在习气。故近与客宾论印，每以洗去图书气为第一…… 要当以直追本原，窥见太始为第一义耳。”（《南阜山人文存稿》）高凤翰的篆刻一如其诗文书画，多不拘成法，且能标新立异，故汪启淑称他的作品“苍古朴茂，罕与俦匹”。

高翔蔬香果绿之轩

沈凤纸窗竹屋灯火青荧

潘西凤画禅

　　高翔(1688—1753)，字凤岗，以字行，号西唐，江苏甘泉( 今扬州) 人，一介布衣，书、画、印称“三绝”。《国朝画徵续录》称其“工缪篆，刀法师穆倩”，冲削兼施，气息高古，其印皆不肯蹈袭故常、尤不喜以纤巧取悦于人。如“蔬香果绿之轩”一印，印文纤细中略显斑剥，有古茂之美。沈凤(1685—1755)，字凡民，号补萝，江苏江阴人。其《谦斋印谱》自序言：“二十年来，四至京师，一抵酒泉，所至必搜访古今名迹，拥载而南者，凡数十百种”；其师王澍《〈谦斋印谱〉序》称其篆刻“无所用意，应手虚落，自然入古，盖凡民信可谓取精多而用物宏者”。沈凤嗜古成癖，常寻访名迹以充实篆刻，与郑板桥相友善，故郑氏之印有一部分为沈凤所刻。沈凤的篆刻明显亦有程邃的影响，如“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一印，老笔纷披，颇有斩截之美。潘西凤(1736—1795)，字桐冈，号老桐，浙江天台人，后居扬州。潘西凤笃实方古，识见卓越，又擅长刻竹，《东皋印人传》引郑板桥语谓：“潘桐冈工刻竹，濮仲谦以后一人而已。”又郑板桥《绝句二十一首·潘西凤》云：“试看潘郎精刻竹，胸无万卷待如何？”极为推重。汪启淑《续印人传》称其以“余技镌制印章，贻诸戚友，一时尚之，好古之士争购焉”。潘西凤的篆刻或多或少受到了程邃的影响，如“画禅”一印，有生涩古朴之美。

巴慰祖下里巴人

巴慰祖朱文“下里巴人”

　　此印为巴慰祖元朱文代表作。2009 年，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曾拍出一组巴慰祖自用子母套印，四印相套共20 个印面，“下里巴人”即为其中一面。
　　此印四字两密两疏，对角分布。笔画工整秀劲，构思极精，字体紧凑，疏中有密，有春风拂柳的淡雅之美。赵之谦曾对其好友魏锡曾说“近作多类予藉”。在他的自用印“赵之谦印”中，“印”字的末笔的处理即借鉴了巴慰祖此印“巴”字的处理方法。近代元朱文大家陈巨来也曾摹刻此印，对篆法略作改动，颇为谨严，也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胡唐白发书生

胡唐朱文“白发书生”

　　胡唐为巴慰祖外甥，篆刻得其舅亲炙，故印作婉约清丽，风格与巴慰祖相似，当时并称为“巴胡”。赵之谦对二人相当推崇，曾有“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的诗句，胡即是指胡唐。
　　胡唐传世印章不多，此印为其代表作，后世观者评曰：“仿元人作也，遒劲处过之。”此印两行疏密恰成对比，“白”字缩小，“发”字扩大，成错落之态。此印的边框线呈向内弯曲、残断状，而且这种曲折残断与印文极为协调，如同古铜印受外力而残损。后来王福庵有一路仿封泥的细朱文，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处理边框，应是受到胡唐启发。
　　除上述诸家外，“歙四家”中的巴慰祖和胡唐也受到程邃的影响。巴慰祖(1744—1793)，字隽堂、晋唐，号予籍，又号子安、莲舫等，安徽歙县人。巴慰祖临摹古印，浸淫秦汉，得古茂之气，也力学六朝唐宋朱文，因此他的篆刻工致秀劲，章法构思精密又富于变化。巴慰祖治印初学程邃，后来改学汉印，他继程邃而后起，印风与程邃相近，风格却更为淳朴规范，典雅工稳，有挺秀细润的美感。后人赞其篆刻“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览之者终日不能穷其趣”。巴慰祖作印，无论朱白、大小，皆能紧紧把握住稳健、静穆的格调，无丝毫浮躁之气。这与其力摹古玺汉印，仿制青铜彝器，长期把玩古器物有关系。胡唐(1795—1826)，一名长庚，字子西，号城东居士、木雁居士等，安徽歙县人，是巴慰祖的外甥。巴慰祖、胡唐二人尤长于以秦汉印式刻印，他们对秦汉印无论是从形或神方面，都比程邃有所进步，同时又以元朱文为宗，追求工稳精致的印风，受到了汪关、林皋一路的影响。

林皋身居城市意在山林

林皋朱文“身居城市意在山林”

　　常熟博物馆收藏林皋印章五十三枚，此为其一。这批印章乃铁琴铜剑楼瞿氏旧藏，抗战爆发后埋藏于地下，1976年挖掘出土，出土时这批印章有不同程度残损。
　　此印严谨整饬，向人们展现出元朱文印在表现细腻优美风格上的潜力，为以后元朱文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虽然明代汪关已有工稳的元朱文印，但林皋的创作数量和质量更高，影响也更深远。此印篆法多用小篆，章法简繁相参，疏密处理周详，刀法稳健，挺拔遒劲而不事修饰。

林皋案有黄庭尊有酒

林皋朱文“案有黄庭尊有酒”

　　林皋刻印特别讲究篆法，很少夹杂古文，此印纯用缪篆。其线条是令人惊叹的，细而劲健，十分挺拔。章法采用右四左三布局，“尊”字所占空间与“案有”同，形成疏密对比。
　　如果把林皋的元朱文印比作枝头春花，那么浙派的元朱文印就是雪中寒梅。浙派以切刀胜，其白文印方挺生辣，极见个性。他们的元朱文印也别具特色，圆转生动的篆法配之以生辣而富于节奏感的刀法，给人以一种错位美感。
　　在浙派之前，吴门、徽派统领印坛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印人主要集中在徽州、南京、扬州、苏州一带。在当时，程邃的印风席卷印坛，为大多数印人所崇仰。浙江则盛行林皋绵密挺秀的印风，林在印学上承接汪关，属于吴门派体系。总体来说，清代初期印坛除了活动于扬州的徽派领军人物程邃和虞山派林皋、沈世和等，其他一些印人对清中期或以后的各种印风影响甚少，基本艺术成就不高。林皋（1657—?）字鹤田，一字鹤颠，福建莆田人，侨寓常熟，在虞山之麓筑“宝砚斋”。精篆刻，宗法文彭，复取法沈世和。所作工稳秀雅，为时所重。当时书画名家及收藏家如王翚、恽寿平、吴历、高士奇、王鸿绪、徐乾学等人所用印章，多出其手。又久客太仓王氏家，为王时敏作印尤多。后人称其为“莆田派”，又有人将他和汪关、沈世和合称为“扬州派”。林皋对篆法、章法和刀法都很讲究，印风秀丽遒劲，将汪关的印风发扬光大，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本文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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