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像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农民家庭，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有神童之誉。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后拜康南海为师。二十一年（1895），参与“公车上书”，同年8 月，参加强学会，并任上海《时务报》总编辑及编辑《西政全书》，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理论，二十三年（1897），任长沙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次年，入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横滨创《清议报》，宣传改良保皇思想。二十八年（1902），创《新民丛报》，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积极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成为立宪派领袖。1913 年出任共和党党魁，5月，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5 年，袁世凯称帝，多次上书劝阻，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变更共和政体，并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务总长。后辞职，周游欧洲各国，自1921 年起，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1929 年病逝于北京。著有《饮冰室文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纲》《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学术演讲集》《佛学研究十八篇》等。
篆书题《孔彪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宣传家，同时又是声誉卓著、著述等身的大学者，他一生热衷于政治，但不忘文化之研究，其学问之博大、涉猎之广泛、成绩之浩瀚，在中国近代学者中罕有出其右者。谈到梁启超，自然离不开他的老师康有为，1890 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自此追随康氏，并从思想、学术、艺术等多方面受到康有为的影响，书法对于他来说，只是翰墨余事，但特殊之经历和深厚之功底，赋予了他对书法独特的艺术洞察力，传统文化和新思想培养了他独到的“字外功夫”。
楷书题＂松坡军中遗墨＂
在时人眼中，梁启超貌若其人，脑部很大，但目光如炬，讷讷口吃，不若其文章之流利。他对朋友、学生，亲切如家人，毫无隔阂，待人礼貌随意而诚挚，送客最多送到书房门口，毫无官场之习气。但对于事关国体民生之问题，梁启超当仁不让，直抒已见，即使是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亦可直面抨击，未肯稍作回护。1917 年，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段祺瑞讨张勋复辟檄文即为梁启超拟定，其中有“是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当时主复辟者还有梁鼎芬、万绳栻等，但独记康有为，以明其师之罪。梁启超常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在张勋复辟后，师徒二人关系已公开对垒，康有为甚至赋诗痛诋梁启超，其中有“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可见师徒关系之恶劣。梁启超曾评其师“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甚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之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学问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虽梁启超与康有为因政治思想主张上的异同，互有攻讦，但梁氏感于昔日师徒情感，未尝一日自绝于其师。1925 年，康有为在上海过寿，逊帝溥仪专程由天津派员送御书“岳峙渊清”匾额。梁启超虽未到上海祝寿，但由北平寄出了十六幅自书自撰寿屏，用白玉版宣朱丝锦缎精裱。当时《北平晨报画刊》曾将该作品影印，此事于全国轰动一时。后康有为病殁于青岛，梁启超在北平畿辅先哲祠集合同门开追悼会，祭文中高度评价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祭文中亦提及康有为复辟之事，其中云“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即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义，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此其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梁启超以曲笔为老师辩护，并挽以“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斯民鱼烂陆沉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政恐天之将丧，不独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挽联情真意切，也算梁启超对其师在天之灵有所告慰。
行草书札
从康梁师徒一生的交往变化过程，亦可见梁启超书法之演变。梁启超曾自言他的文章胜于其师康有为，而诗和书法则不及之。1926 年，梁启超为北京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书法指导》演讲，梁氏运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习书经验，阐述了其独特视角的书法美学理念，该文既发展了其师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同时也开启了现代书学研究的新局面。梁启超书法蕴涵丰富，精神超脱，不追求个性张扬，依附于传统文人对艺术的审美，加之他广博的学识，更为他的书法增添了几分令人向往的情趣。梁启超生于清末，出身科举，自幼即练习写白折子（馆阁体）、大卷子，此类字体以欧（欧阳询）、赵（赵孟）书法为主，从其传世的早期书作来看，可看出梁氏习欧的端倪。他曾回忆道，“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可知梁启超书法最初以帖学为根基。
行楷书题《爨龙颜碑》
1890 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派的领袖，同时还是清末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碑学大师。他的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继承了碑派前贤阮元、包世臣的书学思想，加以拓展延伸。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很早即倾向碑学，重视金石考据，并广泛汇集历代碑帖。据统计，由梁启超家人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历代碑帖拓本近1300 余件，其中即涵盖了大量的碑版之作。而梁氏本人以习碑为日课，先后临习了《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高贞碑》《李超墓志》《马鸣寺碑》诸碑。从一册他早年临《马鸣寺碑》作品来看，梁启超曾对此碑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临作纸洁墨浓、神气凝重、笔笔都忠实于原碑，即是半边残字，也照临不苟，若干年后他整理校勘《马鸣寺根法师碑》时，曾写道，“支道林爱蓄马，或问之，曰‘吾赏其神俊。吾生平酷嗜根法师碑，亦以此’” 。由此可知梁启超早年对碑派书法之涉猎和钟情。
楷书七言联
在政治上，梁启超素称多变，不惜以“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此种思想在其书法学习上亦时有体现。流亡日本期间，梁氏曾专心临习王羲之小楷《黄庭经》，并于1911年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南海先生诗集》各一册。可见梁氏并未完全遵从其师康有为尊碑的教导，而是以晋唐之基上溯六朝，一反其老师“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 之说。1916 年，梁启超再次临习欧阳询《化度寺碑》，同时兼取隋《龙藏寺碑》，确立了其以隋唐融汇魏晋的书学思想。此外他还追摹汉隶，以《张迁碑》《曹全碑》《张寿碑》《乙瑛碑》为主，通过临习汉碑，逐渐将汉隶笔意融入魏碑。他在跋自临《张迁碑》中记，“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生平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跋《西狭颂》中云，“西狭颂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跋《张寿碑》时写下了“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这一时期，梁启超碑帖并举，取二者之长以完成其个人书风之塑造。
楷书六言联
1918 年至1922 年，梁启超更加潜心书学，通过不懈地临池和揣摩，总结出其独有的“梁氏”书学思想。在创作上，他将隋唐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以北碑形式写出，做到刚柔相济，倚古而出。结体则以北魏《张黑女墓志》扁方体势为主，保留了欧阳询楷书的险峻，加以汉隶之方笔，横、竖画起笔方利，收笔自然，撇捺伸展外拓，保存了汉碑隶意。同时他认为“方严峻拔”为“盛魏正宗”，学习北魏楷书应该“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作事，都要砥砺廉隅，很规律，很穏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最终梁氏以其绝高之天资和丰厚之学识，打造出一种厚重典雅的北碑风格。此种书风极大地继承了魏碑中皇家墓志的书法特点，用笔凝练自然，深得古人三昧。梁启超书法的高明之处还在于除日常临习外，亦用毛笔创作大量文稿、信件、题跋，其人之勤奋用功，与同时期的政治家相比罕有出其右者。且他的手稿，如其创作书法一样整饬端庄，丝毫不苟，亦如一幅美丽的书法作品。
据笔者研究，在康有为诸多弟子当中，梁启超书法为康门中成就较大者，也是能自立门户者。能达到如此之境，在于梁氏学富而气盛，词达而意诚，个性鲜明，他的书法风貌并未承袭其师康有为大气磅礴的特点，而是以整饬入手，求书写的稳重端庄，不求惊世骇俗之表象，以“古拙”“厚重”为质，体现出梁启超严谨的治学特点。同时，他的书法还孕育着一种南帖的秀丽，助其碑派书法蜕化成蝶。观梁启超书法，正如后人评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情感，具有使读者特别感动的魔力”。其书如其文，同样有一种魔力，足以令后世习书者翘仰膜拜。
（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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