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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出版社

米友仁《潇湘图》小考

时间:2020-07-02 15:42:47 来源:《荣宝斋》2018年08月刊 作者:蒲燕   0
  






图一 南宋 米友仁 潇湘图 上海博物馆藏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潇湘图》长卷(图一)是南宋米友仁传世作品之一,此图纸本水墨,纵二十八点五厘米,横二百九十三点五厘米,《墨缘汇观》称其“云山满卷,全用淡墨为之,稍加重墨点晕,一派濛浑之景,树木萧疏,其云气以淡墨细勾,山顶浮图,溪桥屋宇,在隐显之间,超妙绝尘,变态无尽,宜称海内名卷”。此卷曾经项元汴、吴廷、董其昌、王永宁、安岐等人收藏,后入藏清内府,又经清末罗文彬、民国周鸿孙等人递藏。
  卷首有乾隆等人的题签,引首附董邦达所绘小幅云山图,后接董其昌题记,董氏言“宋人以此卷为当代第一,不虚耳”,褒扬备至。画心左上部有米友仁款“元晖戏作”,卷后拖纸有长篇自题,款“懒拙老人元晖”,后接南宋诸公题跋,共十六家,全卷宋人题跋总计二十九跋。其中,关注、谢伋、韩浒、朱敦儒、温革、林仰、时佐各一跋,洪适、洪迈、朱熹、曾惇、曹筠、尤袤、袁说友、钱闻诗各题二跋,钱端礼题四跋,为传世宋人画卷中宋人题跋最多的一件作品。随后有元代张绅观款,后接明代王彝长跋《潇湘图考》,细考南宋跋者生平,惜已不全。之后沈周题跋,言其为杭州张氏仲孚所藏,拖纸最末有近人陈宝琛跋语,此外,乾隆帝在全卷亦有多处跋语。《潇湘图》流出清内府后,其间遭遇兵祸,曾被埋于地下,水浸漫漶,画卷上可见平行的竖直状缺损,画心部分尤为严重。
  前辈学者对《潇湘图》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不成系统。首先对《潇湘图》提出质疑的,属收藏者董其昌,他虽在卷首题识中对此卷不惜溢美之词,在其收藏的另一幅米友仁《云山墨戏图》上却写道:“余收潇湘白云长图,宋元名公题咏甚富,沈石田以晚年始觏为恨,余犹疑题咏虽真,似珠椟耳,神物或已飞去。”实际上,董其昌私下怀疑《潇湘图》跋真而画伪,“似珠椟耳”。张珩先生对《潇湘图》也有过意见,朱家溍先生在《大米与小米》一文中曾提到:“张珩先生,认为此卷系小米真迹,惜已残破伤神,宋人题跋似为两个米卷的跋语裱在一起的。”检阅张珩其他著作,并未见到对此画的详细论述。此外,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延续了董其昌的观点,认为卷后诸跋中杂有非本图之跋,画跋或并非一体,米友仁原作可能已不存在,《潇湘图》完全是后人裱接的结果。
  《潇湘图》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画跋关系、印鉴归属、流传序列等都是值得探讨的子题。本文拟从画、跋、印以及著录、版本等方面着手,初步探析《潇湘图》诸问题,抛砖引玉,以待方家。


一 米氏风格与《潇湘图》

  《潇湘图》画心长近三米,一派烟云濛泷的潇湘景色,画中山峦平远起伏,山巅耸现宝塔一座,山岔处有平桥一架,岸上隐现一众屋宇,树木萧疏错落,全图笼罩在流动的雾气白云中,虚实相生。绘画技法上,山峦或以淡墨落茄点画,或直接渲染而成,不见笔迹,树木生长多倚侧,枝干中锋写出,部分用浓墨强调,树叶以淡墨落点;小桥屋宇仅细线勾形,未加着色;浮动的云气亦用淡墨中锋勾勒,回环缱绻,整卷呈现出疏朗清润的风格。画卷下部有留白,安岐解释此举是为防止后世裁割:“下脚通长,留余纸寸许,不作笔墨以防裁割,其自郑重如此”。画幅左上有行书“元晖戏作”四字本款,此款与卷后拖纸米友仁首跋皆未着年月,由于后接的南宋关注题跋在“绍兴五年七月二十日”,即一一三五年,此卷成画应在一一三五年或稍稍往前,是时米友仁六十一岁。
  前人董其昌与衣若芬认为《潇湘图》画迹并非米友仁真迹,然未做出更详尽的论证。米友仁是米芾之子,继承了“米点山水”家法,邓椿《画继》言其:“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风气肖乃翁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再如李日华《六砚斋二笔》曰:“米元晖泼墨,妙处在作树株,向背取态,与山势相映。然后以浓淡渍染,分出层数。其连云合雾,汹涌兴没,一任其自然而为之,所以有高山大川之象……今人效之,类推而纳之荒烟勃烧中,岂复有米法哉!”画法上,米友仁的山石树木用浓淡墨汁点画渍染,行笔随意而不拘谨,名为“墨戏”,呈现出水墨淋漓交融的景象,后人仿米则常常徒有其形,似“荒烟勃烧”。
  现存世的米友仁画作大约有十余幅,这些作品中有不少尚存疑问,取得较多共识的米友仁真迹仅有《潇湘奇观图》(故宫博物院藏)、《云山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远岫晴云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等三幅,若用更严苛的眼光来看,或许只有《潇湘奇观图》一幅称得上是标准真迹。
  《潇湘图》同《潇湘奇观图》《云山图》等图,在山石、树木、烟云的结构特征和笔墨风格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米氏风格中最具辨识度的当属山石,《潇湘图》确实是“模糊处笔墨之迹交融,明净处点渲之形俱化”,水墨融汇之间仍然可见笔迹,墨点清润可爱,疏朗自然,大不同于后人追仿米氏所创的横点程式化排布,和纯渲染不见笔的“大理石屏风”。“解作无根树,能描濛鸿云”,这是同时代人对米画的观感。《潇湘图》的笔墨形式和造型特征,总体来讲符合小米画作的特点。


二 题跋释读与解构

  《潇湘图》卷后题跋众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南宋诸名公的跋语。卷后拖纸的宋人题跋顺序依次为:米友仁、关注、谢伋、韩浒、钱端礼、洪适、曾惇、钱端礼、曹筠、米友仁、洪迈、尤袤、袁说友、钱闻诗、朱敦儒、朱熹、曾惇、洪适、钱端礼、曹筠、温革、林仰、钱端礼、洪迈、朱熹、尤袤、袁说友、钱闻诗、时佐,共计二十九跋,普遍存在一人多次题跋的情况,至多者如钱端礼,一人题跋达四次。为阅读方便,宋人各家题跋均在括号内标出一至二十九序号,以示题跋次序,另外,题跋时间年月日表示皆按农历。
  拖尾计有米友仁两跋,分别是第一跋(一)“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和第十跋(十)“昔陶隐居诗云”。第一跋未着年月,但后接关注题跋(二)时间是一一三五年七月二十日,观察纸幅接缝可知,关注跋语大部分与米跋位于同一张纸上;且米跋表明当时是“比与达功相遇”才“追省此词,跋于小卷后”,之后紧接的关注、谢伋两跋,均为达功所写,关跋有“达功他日以此示之”云云,谢跋则写道“达功下第后,便有放浪山水之意”,并规劝“仆以谓此君未宜置邱壑中也”。由此可以推测,米友仁的第一跋(一)应作于一一三五年或稍稍往前,米、关、谢三人题跋同为达功所写,或跋于同时。米友仁第二跋(十)末署“绍兴辛酉岁孟秋初八日过嘉禾获再观”,即一一四一年七月八日。



图二 《潇湘图》中米友仁首跋

  米友仁第一跋(图二)和关注、谢伋三人题跋同为达功所写,《潇湘图》第十一跋(十一)洪迈也曾提到“忆年十六时,识达功于檇李”,第二十五跋(二十五)朱熹言此为“米公所为左候戏作横卷”,可知达功姓氏为左。左达功其人在历史上信息很少,翻阅古籍,仅见于他人诗文集中有过提及。郑刚中《北山集》有《跋左达功所示李泰发诗卷》:“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于金华,于时达功才十岁许,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笋。后二十二年达功相访临安,而衫犹未青也,高材淹汩乃至是耶。”考宣和并无丁酉岁,而政和七年为丁酉,这里应是误记为宣和。由上可知,政和七年(一一一七)时左达功十岁许,那么他大约生于大观元年(一一〇七)。洪迈在淳熙六年(一一七九)题跋(十一)中道米、左二君“早归山丘”,则左达功在一一七九年之前已辞世。
  此外,洪适《盘洲集》中有《题左达功秀才桂香斋》,诗中包含鼓励之意。同时代人吴芾《湖山集》中有《和左达功春日即事二首》《和左达功春日见寄二首》等三首,可知左达功与当时名士多有交往。王彝《潇湘图考》据洪迈题识认为“达功固名进士矣”,然而通读题跋上下文可知洪迈所写“后七年得词场名”应指自己,而非左达功,王彝以左氏为进士乃是误读。左达功应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高材淹汩”,屡不中第,不仅《潇湘图》中跋语对其规劝勉励,“仆以谓此君未宜置丘壑中也”,在同时代人写寄的诗文里,也可看出这种情绪,如吴芾《和左达功》写道:“尚有他年功业在,未应归去把锄犁。”
  米友仁在《潇湘图》中共有三处题跋,拖尾两处外,在画心还有“元晖戏作”之本款,作字取势倚斜,相比其父米芾更甚,“作斜弩之笔,一字皆成横欹之势,此效父体而用心太过耳”。米友仁现存书法真迹有《动止持福帖》《录示文字帖》《跋潇湘奇观图》及《跋隋人出师颂》等,同此卷米跋书风一以贯之。








图三 《潇湘图》中各题跋时间分析

  《潇湘图》卷后宋人题跋颇多,其中有多人不止题跋一次,除钱端礼题跋次数最多达四次外,米友仁、洪适、洪迈、朱熹、曾惇、曹筠、尤袤、袁说友、钱闻诗等九人均有两跋。其中,一人两跋的情况大多题于同一天,如曾惇的“元晖戏作横幅”(七)和“元晖作字作画”(十七)两跋皆在“绍兴丁卯三月壬午”;洪迈“忆年十六时”(十一)和“予理圃于番城之西”(二十四)两跋题于“淳熙己亥夏四月七日”“淳熙六年四月七日”,也是同一天,这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人同日两跋的位置却都相距很远,中间一般相隔多人题跋,且时间往往后于两跋日期。仔细审阅诸跋,可以看出存在两条并行的时间线,两线上诸人的相对序次基本相同,两线分水岭是在钱闻诗首跋后(十四),朱敦儒跋前(十五),详细的时间点和接纸缝标注见于图三,正如张珩先生所说的宋人题跋来自两个米卷。笔者认为,跋者可能在同一天看过两幅米卷,并分别留下跋语,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其中一卷的画心被毁(或两卷画心均毁),收藏家或古董商将两卷跋语裱接在一起。当时这两个米卷当时很可能属于同一收藏家,才会被一同题跋。
  透过对跋语细节的研读,也可见前后所题不是同一卷,题跋与《潇湘图》画心情况亦存在矛盾之处。米友仁在首跋(一)中称“因追省此词,跋于小卷后”,言明是“小卷”,尤袤首跋(十二)也提到“此卷寂寥简短,不过数笔”,然而《潇湘图》画心长近三米,自然不会是寂寥简短的小卷。钱端礼位于第二条时间线的跋语称“此画今为中朝第一”,若是小卷,或许不会有此溢美之词。宋人题跋所来源的两个米卷,可推测一为短卷,一为长卷。
  洪适《盘洲集》卷六十二曾录有其题在《潇湘图》的两跋文字,文集中将两跋文字合录为一篇,编目题为《跋元晖画二》,可知是时洪适所题的是两幅米友仁的画作,并非今日所见的一卷,而两跋录于一则中,亦可证此两题应在同一天。《盘洲集》今存最早版本蜀中宋刻本已有此两跋,可见入集很早,不是后世增补。再考袁说友《东塘集》卷六有《题米元晖太湖图卷》,即是袁氏《潇湘图》之首跋(十三)“水际天高岸远”一诗,集中所载的画名则是《太湖图》。



图四 《潇湘图》中米友仁第二跋

  此外,米友仁第二跋(图四)(十,一一四一年)位置在曹筠(九,一一五〇年)和洪迈(十一,一一七九年)之间,米跋与前后二人不共纸,在单独一张纸上,而且米跋中“有”“不”“诗”字下半缺损,“山气最□处”一句直接失掉一字,这是为了统一卷中纸幅高度而对米友仁书迹下部作了裁割,其原纸应高于前后人题跋,结合题跋时间与卷中位置的矛盾,米友仁此跋的来历是存疑的。米友仁虽言“过嘉禾获再观”,但他所见的未必是自题“夜雨欲霁,晓烟既泮”的这卷,而有可能是其他卷子。米友仁“昔陶隐居诗云”这一跋,不排除来自于第三个米卷的可能性。
  宋人诸跋后有元人张绅的“齐郡张绅观于陈氏春草堂”小字观款,张绅后有王彝《潇湘图考》长跋,对前面宋人诸跋一一考证,王彝此考已不全,“乃在韩佗胄禁伪学之日,则其”之后阙文,王彝洪武七年因坐魏观事被杀,其后的藏家或怕牵连,将图考的后部剪去,因此王彝落款不见于卷上,幸有沈周题跋提及,后人才得以获知考证者。
  王彝《潇湘图考》中存在一些错讹或误记的情况,例如将温革认作温萃,以钱端礼为钱闻诗之弟,误称洪迈为洪文惠等,然瑕不掩瑜,这依旧是一篇精心考究之作。更重要的是,借由《潇湘图考》可以获知,元末明初的王彝见到《潇湘图》时,宋人题跋已具有今日之面貌,也就是说,如果拖纸题跋是由两个或三个米卷裱接而成,那么拼合的时间下限则是元末明初。



三 印鉴考辨与探析

  《潇湘图》所钤印章甚多,不下百方。这里为方便论述,项元汴、吴廷、王永宁、安岐、乾隆、陈宝琛、周鸿孙等多方归属确切的印章不作探讨,仅对几枚钤印时间和归属存疑的印章进行考证。



图五 《潇湘图》中米友仁 叠篆印


图六 《潇湘奇观图》中 米友仁印

  “友仁”印钤于米友仁第一跋后,位于末句“旧名可谓恶甚”的下方(图五),由于水浸,这方印现仅见右边部分,依稀可见是一方朱文叠篆印。《珊瑚网》《书画题跋记》《孙氏书画钞》《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均记载了该印,印文为“友仁”二字。宋代印文常用九叠篆,这是米友仁的自用印。米友仁的传世作品中,《潇湘奇观图》卷后题跋中也钤有这方印(图六),押在“友仁”款字上,此方“友仁”朱文叠篆印是完整的。对比《潇湘图》与《潇湘奇观图》的“友仁”印,可见印文布局与轮廓大抵相同,但《潇湘图》印章已残损严重,难以判定是否为同一方。


图七 《潇湘图》中 “瑞文图书”拼合


图八 《祭侄文稿》中 “瑞文图书”全印

  画心的左右幅边分别钤有“图书”“瑞文”两枚半印,它们是一枚方印的两侧,即“瑞文图书”朱文方印,将半印拼合(图七),可见全貌。在《潇湘图》画心部分,“瑞文图书”作为裱边骑缝印使用,由于后世重新装裱,使得另一半缺损。“瑞文图书”印是元代藏家张晏的鉴藏印,《潇湘图》画心左下角的一方“贤志堂印”亦属于他。张晏是元初名臣张文谦之长子,字彦清,主要活动在大德至延佑年间。现存经他鉴藏过的作品有怀素《食鱼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李白《上阳台帖》、杨凝式《韭花帖》等名迹,在一些作品中也钤有“瑞文图书”(图八)与“贤志堂印”这两印。


图九 《潇湘图》中 卫青印

  画心右下方押角处还有一方“卫青”白文印(图九),“卫青”二字作小篆体,字体笔势圆转流滑,字口宽度均匀,笔画起始处呈圆形,具玉著篆的意味。卫青为汉初名将,此印从尺寸、印文风格上看,都不似汉代私印。
  笔者尚未在其他传世书画上见到这方“卫青”印,但一些古籍文献和印玺谱录里,可发现一些线索。文献记载,元代陆友仁获藏过一方“卫青”螭钮玉印,是时泰不华、虞集、吴莱、揭傒斯、王沂等文人皆有诗咏,引为一时盛事。从元人的诗咏著述可知,陆友仁所藏“卫青”印,材质为白玉,印纽为蟠螭交纽,印文乃“缪篆”。这些有过诗咏元代文人,应都确信此印为汉将卫青之印无疑,然考汉代用印制度,《汉旧仪》中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金螭虎纽。”汉代白玉蟠螭钮的规格极高,帝后可用,陆友仁藏的这方卫青印显然是一方伪印。



图十 正德六年刊本 《汉晋印章图谱》中卫青印

  陆氏这枚“卫青”印的印文大致式样,在明代沈津辑刻的《欣赏编》乙编《汉晋印章图谱》中得以留存,《图谱》中吴孟思所摹的印章部分有这方“卫青”印(图十),并附有释文:“卫青 玉印盘螭钮 吴郡陆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以为汉物。”吴孟思与陆友仁是同时代人,二人有交往,吴孟思所摹的这方印是比较可靠的。《潇湘图》的“卫青”印,同《汉晋印章图谱》中陆友仁曾藏、吴孟思所摹的卫青印,在风格特点、布局结构上基本相同。检阅陆友仁所著的《研北杂志》,记载了关注“元晖作远山长云”一段话,与《潇湘图》后关注跋语相同。陆友仁很有可能见过《潇湘图》,而画心右下押角的这枚“卫青”印抑或是陆氏所钤。


图十一 《潇湘图》骑缝处“布衣史氏”印

  《潇湘图》中还有一方“布衣史氏”白文印(图十一)出现多次,普遍见于《潇湘图》画心及各跋的接纸骑缝。“布衣史氏”作为骑缝印钤盖,最晚见于王彝《潇湘图考》,后不复见。卷后拖纸中该印都钤于接纸最下方,位置很有规律。关于“布衣史氏”一印的主人,笔者认为此印属于王彝。王彝“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赐金币遣还,寻迁入翰林,以母老乞归养”,“布衣史氏”一名或来自于其以布衣召修元史之事。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曾记载《宋复古巩洛小图》后的王彝题诗落款为:“蜀郡王彛”,后钤有两印“常宗朱文”“布衣史氏”。指明“布衣史氏”归属更有力的证据,乃是《潇湘图考》起首处也钤有此印,说明此印确系王彝之印。王彝能够在各个接缝处均钤盖印章,又作长文详考此图,证明他不止是《潇湘图》的鉴赏者,更是收藏者。
  对“瑞文图书”“贤志堂印”“卫青”“布衣史氏”诸印的讨论,可为《潇湘图》在元代及明初的鉴藏过程作出注脚,张晏、王彝等人应寓目甚至收藏过此图。除上述的几枚印章外,《潇湘图》尚有一些印章钤印时间与归属存疑,包括“蒙著”“清白传家”“邰水丙子”“周广汉印”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 画史著录与流传序列

  《潇湘图》的著录集中在明清两代。画名作《潇湘图》或《潇湘白云图》,张丑的《清河书画舫》称其为《潇湘妙趣图》。有过著录的古籍包括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珂玉《珊瑚网》、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孙凤《孙氏书画钞》、吴升《大观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安岐《墨缘汇观》、顾复《平生壮观》和《石渠宝笈初编》。
  考察著录中的题跋文字,大致符合《潇湘图》实际的题跋顺序和内容,应是同一卷。安岐《墨缘汇观》提到“后款元晖戏作四字,下角押元晖白文印”,言画心左下押角有“元晖”印,由于水浸,今天已看不到这方印。著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的,是张丑《清河书画舫》称其为“短卷”,然而《潇湘图》画心近三米,以短卷相称似乎不妥。
  《潇湘图》在明清的递藏序列是较清晰的,沈周题识时此卷在杭州张仲孚处,后经项元汴、董其昌、吴廷收藏,入清经王永宁、安岐之手,后入清内府,晚清时归罗文彬,又为周鸿孙所得,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而宋元时期的收藏过程,则可从卷内题跋和印章中发现线索。《潇湘图》是米友仁为左达功所作,关注跋中提到“达功他日以此示之”,朱熹亦有“今观米公所为左候戏作横卷”,左达功应是《潇湘图》第一位收藏者。朱熹的题跋位于前述的第二条时间线上,那么纵使卷后题跋是由两个米卷裱接,这两卷也均为左达功所有。宋人诸跋后有元人张绅“齐郡张绅观于陈氏春草堂”观款,“春草堂”为元季收藏家陈彦廉堂名,陈彦廉与张绅、王彝有交往,关系密切。由前文对印章的分析,张晏、陆友仁两人或鉴藏过《潇湘图》。王彝以布衣召修元史之事在明代初年,“布衣史氏”一印应是入明后所用,则王彝收藏《潇湘图》大致在明初。
  此外,在一些文献中还隐约可见《潇湘图》的传递,例如,清代方以智《浮山集》卷七有《为子暇跋小米云山》提及:“往见巩鸿图得楚山清晓,有朱子、洪适、尤袤、钱端礼诸人题识,正自难知侍郎自题夜雨霁后晓烟初泮。”巩鸿图为明末驸马都尉,其收藏的《楚山清晓图》经朱、洪、尤、钱等人题,或许就是本卷《潇湘图》。



图十二 摹本比较之《潇湘图》


图十二 摹本比较之《云山得意图》


图十二 摹本比较之《米芾云山并自书卷》

  《潇湘图》的相关版本问题同样值得探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米友仁《云山得意图》与《潇湘图》在图像上存在较大关联,可能摹自本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米芾云山并自书卷》,此卷与《云山得意图》几乎完全一致,然而笔墨更劣,自是伪作。将《云山得意图》《米芾云山并自书卷》画心截取,与《潇湘图》作对比,可知以上两图主体部分为《潇湘图》靠左一段(图十二),其山峰、高塔、房屋的布局点位基本相同(图十三),而《潇湘图》笔墨更符合小米风格,画面信息也比上述《云山得意图》两本丰富详实。


图十三 摹本比较中相同部分之《潇湘图》


图十三 摹本比较中相同部分之《云山得意图》


图十三 摹本比较中相同部分之《米芾云山并自书卷》

  《潇湘图》有可能是《云山得意图》与《米芾云山并自书卷》的祖本,但两图的面目已与《潇湘图》原作有很大偏移,《云山得意图》并非直接临摹自《潇湘图》,传摹过程中间可能还隔着诸多本子。朱家溍《大米和小米》一文还提到临摹《云山得意图》的又一伪本,经李葆恂有益无益斋著录,冯公度曾藏,此本现不知下落。



五 小结

  本文对《潇湘图》画、跋、印以及著录流传进行考证,卷后共计二十九则的宋人跋语,应来源于两个或三个米卷题跋的裱接,其拼合的时间下限在元末明初。关于递藏序列,《潇湘图》在宋元及明初经由左达功、张晏、陈彦廉、王彝等人鉴藏,到沈周题跋时已归张仲孚,后经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王永宁、安岐等人,乾隆时期入藏清内府,晚清为罗文彬所得,罗氏出守滇南殁后几经沉浮,入周鸿孙之手,今藏于上海博物馆。有关版本方面,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云山得意图》与《米芾云山并自书卷》应摹自本卷,而《潇湘图》之传摹演变过程,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期刊责编:李向阳
(网站责编:简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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