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先生的《百花诗》与《荣宝斋画谱》
一九五九年,虽然“反右运动”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在言论出版方面却显得更加谨慎,对于荣宝斋这个只能『间接』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机构来说,在出版选题策划上就更加注意。但是,看着当时这么多优秀的画家都无事可做,而荣宝斋在复制品种上又显得过于单一,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能够既出版了新的作品,又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有一天,侯恺经理想起了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创作的《百花诗》,这是一组在“大跃进”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诗作。侯经理认为可以考虑出版一本以郭老的《百花诗》为主题的诗配画。我当时觉得这个选题太好了,可以借郭老这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地位为我们的出版物提供政治保护。同时,我建议说,郭老不仅诗好,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著名大书法家之一,如果郭老能将他的诗抄写一遍,这本诗配画就更精彩了。当时有人担心说,郭老很忙,我们要的又急,恐怕不一定成。那时,郭老经常来荣宝斋,在我们商量好这个选题没多久,郭老就来了,侯恺经理立即召集我们相关人员与郭老座谈。郭老听了侯恺经理的介绍,非常高兴,并很痛快地答应抄写《百花诗》。在谈到找什么画家为诗配画时,大家都停住不说话了。
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内页三
因为,齐白石先生那样的大写意花卉不能充分表现这一题材,而画小写意花卉的几个有名的画家,如王雪涛先生等,当时被打成“右派”,不好启用。我知道郭老比较喜欢色彩鲜艳、笔触精致的工笔画,看看没有人说话,于是我说,可以考虑找于非闇先生配画。郭老听说后很赞同,并说,他很喜欢于老的工笔花卉。这样,诗配画的《百花诗》选题策划就完成了。不久,郭老就将抄好的《百花诗》送来了,并为出版题写了跋。曾被一时传为美谈的“侯恺给郭老改文章”的故事,改的就是这个跋中的一个字。当我们与于非闇先生联系时,于先生说,他因病已经很久没画了,但是,他向我们推荐了他的两个学生—田世光和俞致贞。因为当时两位画家的名气还不是很大,我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找门市部的人与两位先生联系,请他们来荣宝斋相商此事。两位先生很快就到荣宝斋来了,侯恺经理将我找去与他们一起谈为《百花诗》配画的事。两位先生听侯恺经理介绍了这个选题计划后,非常高兴,俞致贞兴奋地说;“这下,我们这朵‘老花’也要放一放了。”接下来是分工。我想,虽然于非闇先生现在不能画,但是,作为当代工笔花卉画大家,也应将其一些符合选题主旨的作品选进来。于是,我们去于先生家,从他以往的画作中选了《兰花》《牡丹》和一幅白描《水仙》。剩下的由俞、田两位先生自己挑选。
《百花齐放》封套
田世光先生当时正值壮年,画画速度较快,他承担了较大部分,大概有六十幅左右。分工完毕,两位先生说,其中有一些花他们没见过,比如“十姐妹”“风信子”和“蒲包花”,在传统花卉画中,这些花很少入画,荣宝斋是否可以帮忙查找一下。后来,这件事被郭老听说了,他立即安排两位画家去北京植物园寻找标本、写生。后来听田世光先生说起过:有些花的名字是郭沫若先生的家乡称谓。如:“天鹅蛋”“柳穿鱼”等,他不知是什么花,就去请教郭老,郭老指着自家窗台上的“仙人球”说:这就是“天鹅蛋”嘛!并说,“柳穿鱼”就是北方人所说的“龙头花”。自新中国成立后,两位画家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创作机会了,因此,对这次机会十分珍惜,很快就画出了第一批画,我们立即组织分版勾描、刻板。但即使采用了创作、分版勾描、刻板、印刷同步进行的立体实施方案,这套诗配画的《百花诗》也耗时一年多才完成。
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一
这些画的画面虽小,但画面色彩丰富,平均下来,每张画都有二十多个套版,全书总版数达两千多套,较多的要属于非的《牡丹》、田世光的《蜀葵》《十样锦》和《大丽花》等,每张都将近四十套版,最多的是最后一张《其他一切花》,将近一百套版。当时参与分版勾描的有李伯实、郭慕熙、董燕娜;刻板技工除张延洲之外都参与了;而印刷的技工就更多了,当时只要没有其他紧要活的人,就都参与了印刷。按规程,每版活儿最多可印三百张,我们就按最高数开印,共印了三百本。《百花诗》印完,装订成上下二册,并使用了郭沫若先生为荣宝斋题写的“百花齐放”手书作为书名题签。
印制完成后,我们按规定给郭老开稿费,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最后,郭老想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你们拿稿费钱,请荣宝斋所有参与出版印刷《百花诗》的人一起到鸿宾楼吃顿饭。听说郭老要请客,大家都非常高兴。要知道,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中期,饥饿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忍受的。这次请客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两个大大的圆桌坐满了人。除了荣宝斋参与勾描、刻板、印刷及辅助人员,还有田世光、俞致贞两位画家。那天,萨空了社长也来了。此时,于非闇先生已经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这件盛事,实为憾事。
木版水印 《荣宝斋画谱》 内页之二
在《百花诗》印制过程中,欣赏着这些精心描绘出来的花卉,我发现,从总体上讲,当代画家的绘画技艺绝不逊于古人,甚至,当代画家在技法和用色上更为丰富、更有创造性。因此,我就有了仿照《芥子园画传》,以当代优秀画家画作为基础新编一套画谱的想法。当时我的想法是编四卷,分别为花卉、人物、动物、山水。当《百花诗》完成后,我就立即动手,从中选取了五十一幅画,并请俞致贞先生为“芙蓉花”画了步骤图解,同时编写了技法教程。采用木版水印技术印出这五十一幅画的白描线条、“芙蓉花”技法步骤和几幅完整作品,编辑了一本《荣宝斋画谱—勾勒花卉部分》。
这本画谱编好后,我就被派到党校学习。我从党校回来后听人说,我去党校期间,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荣宝斋参观时,侯恺经理将编辑《荣宝斋画谱》一事向陈毅同志讲了,并请他给写一篇序。在王昆仑的“怂恿”下,陈毅同志痛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就将其用毛笔手书的序让秘书送来了。
《荣宝斋画谱》封面
陈毅同志在序中写道:“画谱的刊行,我们拍掌欢迎。近代作画的不读芥子园画谱是例外,好像作诗词的不读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是例外一样。古人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话讲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搞任何学问要老老实实,先搞基本训练,讨便宜、走捷径,是不能成为大器的。《荣宝斋画谱》保留了中国历代画学的传统, 又照顾到各时代的流派, 且着重具有生活气息, 而制作者又系现代名手,可以肯定说,它的水平大大超过了旧谱,值得欢迎,值得介绍。祝谱学新生;祝画学大发展!”
由于这本画谱在当时并不属重点项目, 因此, 按正常情况投入人力,费时将近一年,当时售价定为五十元。虽然许多人很喜欢,但是,一看到定价就都放弃了。根据当时的国家标准,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由于销售不畅,另外又有其他紧要的事,就将《荣宝斋画谱》这个选题放下了。没想到,一放就是十多年,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才有机会重新恢复《荣宝斋画谱》的出版。
由于这本画谱在当时并不属重点项目, 因此, 按正常情况投入人力,费时将近一年,当时售价定为五十元。虽然许多人很喜欢,但是,一看到定价就都放弃了。根据当时的国家标准,城市人均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由于销售不畅,另外又有其他紧要的事,就将《荣宝斋画谱》这个选题放下了。没想到,一放就是十多年,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才有机会重新恢复《荣宝斋画谱》的出版。
《荣宝斋画谱》中陈毅的题词
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米景扬来找我,说,河北一家出版社组织了一本王雪涛先生的花卉技法书,由于对政治方向把握不准,一直犹豫不敢出。问我们能不能拿过来出版。我一听,这正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我赶紧说:“好吧,拿过来,我们出。”这样,王雪涛先生就与河北这家出版社办理了退稿手续,很快将稿件送了过来。我们只是作出一些文字加工,并加上了一些说明文字。当时我策划《荣宝斋画谱》的本意就是要为广大中国画爱好者提供一种高水平的普及教材,搞一套现代版《芥子园画谱》。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我们吸取了《画谱》第一册的经验,这次没有采用木版水印,而是使用了胶版印刷。虽然胶版印刷的效果远不如木版水印,但售价却大大降低了,当时售价仅为两元。没想到,这本《荣宝斋画谱•王雪涛绘•写意花鸟草虫》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热销,它及时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学习中国画的渴求,第一版开印三万本,一抢而空,两年间再版五六次,印数达十几万。此后,《荣宝斋画谱》成为了一个长线出版物。一九九二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一九九四年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目前,《荣宝斋画谱》已出版了二百余册。
注释:
①详情参见《我亲历的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相关章节。载《荣宝斋》二零一二年第六期,第二五八页。
②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保存的一些书籍、杂志都已散失,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当时的原文。后来,在郑理所著《荣宝斋三百年间》中发现了这段话,我询问他这段话是否摘自叶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事情已过去多年,也不记得了,但依稀有些印象应当是那篇文章的内容。
注释:
①详情参见《我亲历的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相关章节。载《荣宝斋》二零一二年第六期,第二五八页。
②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保存的一些书籍、杂志都已散失,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当时的原文。后来,在郑理所著《荣宝斋三百年间》中发现了这段话,我询问他这段话是否摘自叶先生的那篇文章,他说事情已过去多年,也不记得了,但依稀有些印象应当是那篇文章的内容。
(摘自《荣宝斋期刊》,文/孙树梅口述 孙志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