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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出版社

曼生壶起源考

时间:2017-01-06 09:51:28 来源:《艺术品》2015年4月刊 作者:萧建民   0
  乾嘉两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富裕,为清代文物收藏鼎盛时期,这与乾隆皇帝喜好书画收藏也有关系。乾隆皇帝自幼接受良好的汉族文化教育,对收藏古代书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位60年期间,几乎所有重要的私人收藏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归入内府。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开始组织人员对内府的收藏进行了彻底的整理和编目,对佛、道宗教题材的绘画和写经卷册分别著录登记,完成《秘殿珠林》二十四卷,其他书画作品编成《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此后,随着民间收藏家的藏品陆续进入内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起,嘉庆二十一年(1816)止,由王杰、阮元等人进行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续编,由英和、吴其彦、胡敬等人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阮元与胡敬分别撰写《石渠随笔》和《西清札记》两书,对清宫收藏的书画整理和鉴定情况作了记录。
  上行下效,引发了上流社会、文人墨客对秦汉、六朝、唐代的碑碣、墓志、金石、铭刻等文物的关注,收藏风气日渐浓厚,通过大量的搜集、访求,并对自已的收藏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著述立言,掀起清代学古大潮,成为追求艺术的最佳途径。同时拉开了“盛世收藏”的序幕,紫砂收藏也不例外。

一、《阳羡名陶录》对陈鸿寿的影响

  明清以来,在宜兴紫砂陶艺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位对紫砂陶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即明正德时期(1506—1521)的供春;万历时期(1573—1620)的时大彬;康熙时期(1662—1722)的陈鸣远;乾嘉时期(1768—1822)的陈鸿寿。供春是由于爱好而滋生创作紫砂陶壶的艺人,被后人奉为陶圣。时大彬和陈鸣远因制壶出色而名噪一时。“曼生壶”是陈鸿寿无意为之的产物,集众人智慧于一体的艺术结晶,通过文人与紫砂艺人完美的结合,将紫砂壶艺术品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图1)

图1-1 井栏壶 上海博物馆藏
图1-1 井栏壶 上海博物馆藏

  凡是能够独立制作紫砂茗壶的人,必须经过四个方面的学习:首先对紫砂基础理论知识的了解,如紫砂艺人的传承、善辨砂质能力和选材等问题;其次是全面了解制壶的工艺;再则从传世的器物上可看出明显的师承关系;最后通过自身的艺术修养,完成对壶式的设计,制作出一件完美的紫砂壶器。

​图1-2合欢壶 唐云纪念馆藏
图1-2合欢壶 唐云纪念馆藏

  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展开对“曼生壶”的起源考证,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加以联想和推测,假以他日如能从国内外尚未公开的陈鸿寿手札、遗墨当中佐证上述推测的结论是正确的话,必将令人欣慰。
  陈鸿寿一生嗜古如痴,在没有入仕之前,对收藏的品鉴、考证、交易贯穿他整个的艺术人生,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来源,也是其资助友朋、捐项入仕的经济渠道。
  陈鸿寿年轻时就非常喜好品茗,如《冷泉亭纳凉》云:“炎天扇埃郁,牢落增丛悴。何以消烦暑,难得清凉地。西方小灵鹫,飞来几千翼。一泓贮寒碧,众峰结幽秘。谡谡闻松风,空亭转凉吹。坐久瀹清茗,试领味外味。”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鸿寿通过外大父许道基同里内弟周春的引荐,结识了海昌大收藏家吴骞,并为吴骞刻收藏印“吴氏兔床书画印”,从此,与清代四大善本古籍收藏家结下了深厚的收藏之缘。

图1-3 瓢提壶 上海博物馆藏
图1-3 瓢提壶 上海博物馆藏

  周春与吴骞一样也爱壶、赏壶。有茗壶诗四首行世:“博物胸储《七录》豪,闲窗余事付名陶。开函纸墨生香处,篆入熏炉波律膏。瓷壶小样最宜茶,甘齥浓浮碧乳花。三大一时传旧系,长教管领小心芽。闻说陶形祀季疵,玉川风液手煎时。何当唤取松陵客,补赋荆南茶具诗。阳羨新镌地志讹,延陵诗老费搜罗。他年采入图经内,须识桃溪客语多。”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浙江海宁人。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拜经楼诗集》《阳羡名陶录》等集。吴氏先世本是徽州休宁人,至其曾祖父吴万钟始迁居海宁。陈鳣在吴骞《愚谷文存》序言里写道:“吴槎客先生品甚高,谊甚古,而学甚富,著述等身。不屑为流俗之文,夙共当世贤士大夫相往还,与之上下议论。晚年益深造自得,远近学者宗之。”

图2-1 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圆壶  晋城博物馆藏
图2-1 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圆壶  晋城博物馆藏

图2-2 时大彬款六方壶  扬州市博物馆藏
图2-2 时大彬款六方壶  扬州市博物馆藏

  吴骞收藏富且精,尤其以藏书得名,筑“拜经楼”。另筑“千元十驾书室”,专藏宋元旧本,精选出拜经楼藏书为底本,刊刻了《拜经楼丛书》共十八册,收书三十余种,多为拜经楼收藏的宋元本善本古籍。《蒲褐山房诗话》云:“槎客喜搜罗宋元刻本,如陶渊明、谢玄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学者珍为秘宝。”
  吴骞刻书质量之精,立足点之高,论者推为海内第一。
  吴骞不仅酷嗜典籍,且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还经常与江浙一带藏家互通有无,借抄借校。他不仅自己校书,为书写题跋,还延请名人学士鉴定、校审图书。“拜经楼”所藏的宋元刻本及抄本上,有杭世骏、卢见曾、钱辛楣、周春、鲍廷博、周耕崖、朱巢钦、张燕昌、钱绿窗、陈鳣、黄丕烈等名家的鉴定、题识,尤显珍贵。

图2-3 时大彬制款鼎足盖圆壶  漳浦县博物馆藏
图2-3 时大彬制款鼎足盖圆壶  漳浦县博物馆藏

图2-4 时大彬款梨皮提梁壶  南京博物院藏
图2-4 时大彬款梨皮提梁壶  南京博物院藏

  吴骞每购自己喜好的典籍,皆请当时著名的篆刻名手专制一印留念,或以书名楼,或以书名其儿孙,以记其事,表达其收藏的兴奋心情及珍爱的程度。例如,他在购得宋刻本《咸淳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后,高兴异常,遂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他得到宋刊《百家注东坡先生集》后,将书斋收藏苏诗集处命名“苏阁”。后来,他把这部《百家注东坡先生集》送给二儿子吴寿旸。
  吴寿旸,字虞臣,号苏阁。此前,在寿旸出生当日,正好吴骞得到一部宋刻本《周礼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在古文献中又称作《周官》,因此,他又将寿旸取字“周官”,都与他购得的藏书有关。正因为他醉心于书,才使得“拜经楼”富甲一方,藏书达十万余卷。

图3 溧阳关莲桥
图3 溧阳关莲桥

  除了图书之外,吴骞还收藏了许多杂项,藏品有金石古器、图绘、碑铭、鼎彝、剑戟、币布、圭璧、印章之属,丹漆、陶旊、象犀、竹木之器。吴骞包罗万象的藏品,成为了陈鸿寿吸取收藏知识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图4-1 陶冶性灵
图4-1 陶冶性灵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吴骞著《阳羨名陶录》一书。书分上下两卷,从紫砂的起源、选材、本艺、家溯、谈丛、文翰六个章节详细地介绍了紫砂壶全貌,是历史上接《茗壶》之后,又一部有关紫砂研究的专著。恰逢此时,陈鸿寿客居海昌求学,拥有丰富紫砂知识的吴骞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陈鸿寿的启老师,使陈鸿寿对如何辨认砂质、了解陶艺传承、风格的变迁,从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二、供春、时大彬的传世茗壶对陈鸿寿的影响

  供春,亦为龚春,学宪吴颐山之家僮,紫砂壶艺的始祖。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
  吴骞云:“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继如时大彬,益加精巧,价愈胜。”
  时大彬初仿供春得手,后形成一整套砂壶制作工艺,并流传后人。
  时大彬,号少山,明万历年间的紫砂大师,制壶精美,工艺考究,得时人赞誉尤多。《阳羡名壶录》有载:“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图4-2 陶冶性灵
图4-2 陶冶性灵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陈鸿寿肯定没有见过供春壶,何况供春壶在当时已经弥足珍贵。
  《阳羡名陶录》载:“惟宜兴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迄乎胜国,诸名流出,凡一壶一卣几与商彝周鼎并为赏鉴家所珍,斯尤善于复古者欤?予朅来荆南,雅慕诸人之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而所得盖寥寥焉。”
  袁枚曾见时大彬壶一把,即生“可慨亦复可恨,然自古如斯,何见之晚也”之叹。
  乾隆五十八年(1793),陈鸿寿投入阮元门下,进入乾嘉时期一流的文艺、收藏圈内。阮元及其门士人都有收藏之癖,阮元本人就是一位大收藏家。《八砖吟馆刻烛集》中记载,阮元四十生朝之际,取出百余枚历代名家画扇,精选秦汉六朝十印,爰出二十六尊商周酒器,招集琅嬛师友题咏,传为一时佳话。受其影响,门下之士多以收藏颜其书斋。张廷济以收藏汉晋八砖取名“八砖吟馆”;瞿中溶以珍藏五铢泉山取名为“古泉山馆”;袁廷祷则以先德家藏五砚,筑“五砚楼”,藏书万卷。乾嘉学者们喜好收藏的风气,风靡一时。
  吴骞的父亲同样嗜茶,所购茶具皆精妙绝伦。
  《阳羡名陶录》载:“尝得时大彬小壶,如菱花八角,侧有款字。府君云:‘壶制之妙,即一盖可验试。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
  好友张燕昌之父瓜圃翁藏时大彬僧帽茗壶一把。吴骞见之,即赋《芑堂明经以尊甫瓜圃翁旧藏时少山茗壶见视,制作醇雅,形类僧帽,为赋诗而返之》诗云:“蜀冈陶覆苏祠邻,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清河视我千金宝,云有当年手泽好。想见碙砂百炼精,传衣夜少老僧帽。一行铭字昆吾刻,岁纪丙申明万历。弹指流光二百秋,真人久化莲昙锡。(吴梅鼎)《茗壶赋》云:“刻桑门之帽,则莲叶擎台。”)昨暂留之三归亭,箧中常作笙磬声。趿然起视了无睹,惟见竹炉汤沸海。月松风清乃知神,物多灵闪不独君。愿今且作合浦归,免使龙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慎勿嗟,世间万事狯抟沙。他日来寻丙舍帖,春风还啜赵州茶。”

图4-3 陶冶性灵
图4-3 陶冶性灵

  张燕昌(1738—1814)字芑堂,号文鱼、积堂、金粟山人等。浙江海盐人。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坚辞不就。一生癖好金石考证,精于摹刻吉金文字。著《金石契》《飞白书录》《续鸳鸯湖棹歌》《石鼓文考释》《芑堂印谱》等集。
  阮元摹刻天一阁拓北宋石鼓文,嵌置杭州学府明伦堂,就出自张燕昌之手。陈鸿寿与张燕昌同为阮元门下士,共同的喜好,互相交游论艺尤勤。
  嘉庆七年(1802),张廷济从隐泉王氏处购得一时大彬汉方壶,乃国初进士幼扶先生旧物,引发了阮元身边的学子们对紫砂器皿的关注。
  《阳羡名陶录续录》载:“添得萧斋一茗壶,少山佳制果精殊。从来器朴原团土,且喜形方未破觚。生面别开宜入画(兄子又超为绘图),诗肠借润漫愁枯。金沙僧寂供春杳,此是荆南旧范模。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周高起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云痕断处笔三折,雪点披来砂几星。便道千金输瓦注,从教七碗补茶经。延陵著录征君说,好寄邮筒问大宁(海宁吴丈兔床著《阳羡名陶录》、海盐家文渔兄撰《阳羡陶说》,二君皆博稽,此壶大宁堂款必有考也)。”
  嘉庆十七年(1812),陈鸿寿过访张廷济,持赠绝品铭心。张廷济回赠旧藏黄易“竹里馆摩诘句”印,陈鸿寿在印跋中记录这次交游的经历:“余居嘉兴新篁里,偶游览西湖,于肆市得此印。不胜欣慰,即以‘竹里’为馆名,每来郡城必佩此印钤之画押。云楼时相过从,见之爱不释手。适云楼庐之西偏,新购别墅,种竹数竿,萧然坐对,因亦自韵其居曰:‘竹里馆’。弹指光阴已过宋人刻楮之期矣。今与曼生陈君过访,持铭心绝品相赠。余故割爱报之,永矢世好何如,即倩曼生奏刀记之。”
  因此,张廷济收藏的这把时大彬方壶,陈鸿寿肯定上手精心把玩过。再说,嘉庆十七年(1812),陈鸿寿已宰溧阳一年有余,是否此次过访,系专程奔时大彬方壶而来?何况几月之后,《陶冶性灵》问世,此间前因后果必有关涉牵连。

图4-4 陶冶性灵
图4-4 陶冶性灵

  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眉寿老人,浙江海盐人。嘉庆三年(1798)解元,屡应礼部试不第,遂归隐,建“清一阁”藏金石书画自娱。著《清一阁集古款式考》《清一阁题跋》《清仪阁印谱》《眉寿堂集》《桂馨堂集》等集。
  我们不妨将传世的“曼生壶”壶式与时大彬制作的紫砂茗壶相比,则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师承关系(图2),陈鸿寿上紧下阔的器形与时大彬所制茗壶多有几分相似之处。三、唐仲冕、孙原湘等人的制壶经历对陈鸿寿的影响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官至海州知县,著有《陶山诗文录》《六如居士外集》等集。曾主荆溪县宰,好制作仿古茗壶。
  唐仲冕亦有嗜古之癖,主荆溪时,修“国山碑亭”加以保护。唐仲冕与陈鸿寿的交游始于嘉庆九年(1804),唐仲冕任海州知县,袁廷祷招集陈鸿寿、陈文述、伊秉绶等友集“春水舍”为之饯行。
  关于唐仲冕制作紫砂茗壶的信息,同样出自吴骞《阳羡名陶录》,存吴骞《陶山明府仿古制茗壶以诒好事》诗云:“洞灵岩口庀精材,百遍临橅倚钓台。传出河滨千古意,大家低首莫惊猜。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此日蜀冈千万穴,别传薪火祀眉山。百和丹砂百炼陶,印床深锁篆烟消。奇觚不数宣和谱,石鼎联吟任尉缭(明府尝梦见“尉缭了事”四字,因以自号茗壶并署之)。翛翛琴鹤志清虚,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鉴亭前人吏散,一瓯春露一床书。陶泓已拜竹鸿胪,玉女钗头日未晡。多谢东坡老居士,如今调水要新符(东坡调水符事,在凤翔玉女洞,旧《宜兴县志》移至玉女潭,辨详《桃溪客语》)。”
  陈鸿寿对宜兴紫砂制壶工艺的了解,也是通过与唐仲冕的交游有关。

图4-5 陶冶性灵
图4-5 陶冶性灵

  而另一好友孙原湘,也曾经出宰过宜兴。孙原湘原配席佩兰,为袁枚女弟子。陈鸿寿与席佩兰交游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鸿寿侍袁枚与十三女弟子客西湖“宝石山庄”,席佩兰位于十三女弟子之列。
  嘉庆十五年(1810)陈鸿寿与席佩兰同题仓斯升《指画莲因图》。由此得之,陈鸿寿与孙原湘夫妻之间的交游长达二十余年。孙原湘宰宜兴时,曾订制过紫砂茗壶,并且亲自题记铭文。
  《天真阁集》载:“园以从宜,正而不欹。虚以受益,斟之不竭。六经为原,百家如泉。用以斟酌,乎之其闲。”文字多以切壶、切茶有关,间渗人生哲理,诗句清新淳雅,耐人寻味。孙原湘在茗壶上题铭的作法,陈鸿寿多有借鉴。因此,陈鸿寿还没有宰溧阳之前,即通过与好友的交游,具备了制作紫砂壶器的全部要素。

四、《陶冶性灵》是“曼生壶”集众人的智慧所在

  嘉庆十六年(1811),陈鸿寿主溧阳县宰。溧阳离宜兴不远,从溧阳关莲桥出城到宜兴,水路一天一晚即可抵达。(图3)此时,陈鸿寿制壶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
  嘉庆十八年(1813),陈鸿寿、郭麐、汪小迂、高日浚等人绘制《陶冶性灵》(图4)收纳茗壶廿种,“曼生壶”是先有设计图稿,后借良工杨彭年、杨凤年之手,进行制作壶式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此举引发了乾嘉学子、达官贵人争相收藏的兴趣,“字依壶传,壶随字贵”,开创了文人进入紫砂行业的先河,对提高宜兴茗壶的艺术品位及文化内涵,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图4-6 陶冶性灵
图4-6 陶冶性灵

  因此,“曼生壶”的产生与发展,将文人与制壶艺人联姻推向了高峰,除清代中期郑板桥偶尔参与制壶外,受其影响,从陈鸿寿同时期开始贯穿清代中后期以至近代,同期有钱杜、任伯年、黄彭年、吴大澂、吴昌硕、陆恢、汪文柏、汪文森等人,当代有黄宾虹、吴湖帆、唐云、谢稚柳、韩天衡、范曾、韩美林等人,参与制壶或镌刻铭文,但毋容讳避,他们的壶式无论从形式上、规模上均无法与“曼生壶”同日而语。“曼生壶”为这些书家、学者提供了不可以数计的活性基因,促进了传统文化与工艺美术的融合与移植,这正是“曼生壶”与多种艺术相互渗入、借鉴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完成其艺术风格嬗变的魅力所在。

(本文作者为《陈曼生研究》作者)
(期刊责编:王可苡)
(网站责编:简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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