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章是代表宗族家系、组织机构甚至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图案性标记,花押则是一种由文字组合变化而来的专门符号,一般仅代表个人。不但在金银制品上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在一些价值不菲的高档瓷器、铜雕摆件和家具上也不鲜见。除了用来代表财产所有者或赠与人外,偶尔也有一些具历史意义的徽纹只是作为纯粹的装饰图案,相关制品本身与纹章所代表的家族并无关联。
图1 贴焊有族徽的牛排沙司器
这些记号一般直接刻于金银器显著位置的光洁表面,在许多面向西方客户的作品上能看到为此专门留出的一块空间,通常呈盾形并位于器皿正面的中间。这个空白也可以是其他形状的,比如有一些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银器,在中心位置装饰着大象图案,象背上的坐垫留白,不带任何花纹,以供后刻徽记之用,可谓匠心独具。对于那些纹饰布满所有外立面的满工(或称满地装)器皿,也有把这类标记刻在底部的。有时它们会被制成具立体效果的浮雕,然后再贴焊或卯接到主体上(图1)。
西方的纹章与盔饰
纹章(Coat of Arm)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物,伴随中世纪的骑士们一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在战场上他们看不见挡在对手护具下的面部和身体,只能依靠盾牌、头盔等上面的装饰来辨别身份。作为西方人族徽的纹章便是以这种盾牌上的彩绘图案(盾徽)为中心,外加盔饰、守护兽、带有箴言的飘带等元素组成的。皇爵世家的纹章不但用在家族财产上,而且还成为了其领地甚至所统治国家的标志。
图2 英国银器上的完整家族纹章
图3 18世纪末法国银勺柄上的族徽
图4 英国银器上的盔饰
完整的家族纹章(图2)在银器上并不多见,主要用在较重要的大型容器和摆件上。在多数银制品特别是勺子等小物件上,会采用一种相对简略的形式,只取其中的代表性部分。在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一般是盾徽和部分附属物(图3),在英国则只用盔饰(图4)。这一习俗上的差别在各自的殖民地上也都有体现,比如美国人就大多用盔饰。带有家族箴言的飘带偶尔也会在简化版的族徽上保留下来,刻在盾牌或盔饰的下方,置于上方的较少。
图5 英国银器上的盔饰
盾徽兴起于11世纪,作为军事用途在15世纪中叶就已衰落,随后主要作为家系标志,且逐渐不再仅限于皇室、各级贵族和骑士阶层使用,中产阶级和公司行会等也开始设计自己的盾形徽记。传统上,盾徽的图案一般由长子继承,其余子嗣成家后所分出的支系只能用略做修改后的版本。中古时代盾牌上的纹样比较简单,盾面常被分割成数个几何条块,各自涂上色彩鲜明的颜色,有些区域偶尔点缀些单调重复的花纹,更复杂的动植物图案是在后来才被广泛使用的。盾徽上的颜色非常重要,只要有一处颜色不一样,就是两个不同的纹章。中世纪常用的纹章色只有金(黄)、银(白)、红、蓝、黑等少数几种,后来虽又增加了绿、紫等,但最基本的还是这几种。在银器上的那些或直接刻制或浮雕式的纹章,显然无法展示出原本丰富的色彩,好在纹章学中规定了一组底纹来代表不同的颜色,比如平行的竖线条表示红色,因此我们便可以推断出图5上的盾面底色是大红的,这也的确与芬兰国相吻合①。颜色信息为我们通过金银器上族徽图案来追查其历史上的所有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图6 带王冠的盔饰
盔饰(Crest)是用皮革、羽毛、帆布等制成的立体装饰物,比如一对角或一个马头,然后粘接到头盔顶部,接缝则以一圈绳索遮盖。将这一形象作为族徽使用时一般只需绘出绳索及以上部分,仅在完整的纹章中才继续画出头盔本身。一些皇室相关家族则用皇冠来代替绳索或头盔(图6)。也有少量西方银制器皿,在一个立面上刻盔饰或皇家密记,在另一个立面刻盾徽或家族纹章(图7),这大多是18、19世纪的英国制品。
图7-1 1881年英国伦敦产咖啡壶
图7-2 咖啡壶上的皇家密记
图7-3 咖啡壶上的族徽
刻有家族徽记的西方银器一般是宅邸中的共用品,比如大容量茶饮具、几十件上百件一套的餐具、成组的大烛台,以及餐桌、壁炉上的大型装饰摆件,等等。而刻有组织机构以及城市、国家徽记的银器则大多是由企业、政府等颁授的奖品,因此这类纹章在奖杯、奖盘之类纪念物上最为多见。
家纹是日本的族徽,它出现的原由与欧洲的纹章如出一辙。在公田公民制和律令制瓦解之后,在武士阶层伴随私人庄园的发展而崛起之时,这类图案便开始作为战场上的识别标记用于旗帜和军服上,随即成为了大名及其麾下将领们的个人和家族标记,并逐渐进入到武士以外的家庭中。近代以来日本的企业、大学、城市等的标志也沿用了此一样式。
比起西方人的族徽,日本家纹上采用的动植物等图案不以写实为目的,更加纹饰化和抽象化,形象也因此更为固定——一朵花上多个花瓣少片叶子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家纹,但在西方的纹章上却无关紧要。反过来,日式家纹不讲究颜色,重要的只是线条。
图8 银烟盒上的朝香宫家纹
图9 银烟盒上的朝香宫家纹
近代的日本家纹当然也出现于皇族和贵族自用的银器、铜铁器、漆器等物品上,不过这类物品数量有限,又很少流散于民间。因而还是在银制纪念品上最容易见到,包括皇室的下赐物,贵族结婚、祝寿相关仪式、晚宴上赠送贵宾的礼品,以及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嘉奖纪念物,等等。一般为宴会纪念糖盒(即“ボンボニエール”②)、和式酒盏、花瓶、卷烟盒、雪茄箱之类。(图8、图9)在日本,家纹图案很少直接镌刻到银器,大多以捶揲或压模之法直接在器物上做出浮雕效果,或作为独立部件以错镶或贴焊工艺另行加之于作品上,以后者为普遍。这类浮雕型的家纹图案表面常会镀金,有些甚至干脆由纯金制成。上述纪念形银器大多是批量生产的,只要做好模子便可成批复制,这其实比手工刻加徽记更省时省力。另外,少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家纹,比如德川家的三叶葵纹等,会作为装饰图案出现在旅游纪念性质的小银器上,它们大多产于“二战”结束之后。
日式家纹也曾输出到被其侵占的周边邻国。在近代银制品上有两类特殊的徽记见证了这段殖民侵略史。其中之一是朝鲜李王的梅花纹及其变体。日本占朝鲜以后,该国皇室以“李王”的形式得到了名义上的保留,并开始广泛使用仿效日本家纹设计的标志。在一些祝寿、婚庆宴会上,因有日方军政要员出席,所赠送的糖盒之类的纪念性银器上便带有此类梅花纹。与之相似的情形也曾出现在我国东北的大地上,伪满洲国的所谓“兰花御纹”(亦即“伪满国徽”,为兰花与高粱花的组合图案)也常以和日本银器上的家纹相同的方式出现与伪满“皇室”和“政府”相关的定制品上,不过存市量更少,更为罕见。上述带有李王家纹的银器多由汉城的李王美术品制作所制造,而带伪满徽记的制品同样有不少是由本地两家重要银楼长春世兴金店和长春物华兴金店③加工的,日本企业定造的亦有一些。
图10 20世纪初上海中国首饰公司制“丸错鹰羽”家纹龟鹤图日式酒碗
交织字母花押
图11 一件美国银器底部的盔饰与花押字
在银器上刻姓名首字母缩写和交织字母花押字(monogram)是从18世纪后期才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的。这一潮流时起时落,一直延续至今,在欧美制品和东方外销器上都不难寻见。交织字母花押可以算作是首字母缩写的一种特殊形式,将名字和姓氏的首字母(有中间名时是三个字母)以花式字体上下叠加写在一起,构成一种个性化且具有一定装饰效果的符号性图案。因为这种记号代表的纯粹是个人,而不是家族或机构,因此大多出现在烟盒、火柴盒、名片盒等随身小件和归属于特定个体的奖品、纪念品上。图11是一件美国银器底部的照片,在零零总总的一大堆文字和图案标记中,除去出品商名“J.E.CALDWELL&Co.”和材质标“STERING”,剩余的均为徽记,从上至下分别是带家族箴言“DEFEND”的飘带、盔饰,以及代表个人姓名的交织字母花押。
皇家密记
图12 带皇室密记的1802年苏格兰爱丁堡产茶壶
皇家密记(Royal Cipher,图12)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织字母花押字,它由顶着皇冠的数个相互交织勾连的字母组成(也有单个字母的)。这种形式的君王个人记号起源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随后逐渐影响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皇家密记仅限于君主及其配偶,以及有王位继承资格的直系近亲使用。对于国王或女王,在交织字母中会包含一个“R”字,是拉丁文“Rex”(君主)的缩写。它们虽然属于个人标记,但是也会被用到餐桌用具等王宫内的共用器上。
中式花押
与西方的交织字母类似,中国古代和日本的花押也是从签名中派生出来的。由于它是一种在文书和作品上签字用的专门记号,因此只有一些日本金工师会在刻作品署名时使用花押字。换言之,它们不会作为财产所有人的标志出现在金银器上。在近代的中日韩三国,需要反应出赠送人和受赠人身份时,一般直接刻姓名、头衔和官职等即可。
奥斯曼苏丹的图格拉
图13 带有苏丹花押装饰的奥斯曼帝国产烟灰缸
在近中东地区也有类似的个人花押字,即图格拉(tughra),它是一种由阿拉伯字母交织勾连而成的艺术签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君主)的图格拉呈油灯形,它是苏丹的个人记号,也是帝国的象征,因此在硬币、政府公文等上广泛采用。这种花押字同时还是奥斯曼帝国银器的鉴定标志之一,目前所见大多为阿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时期的,可能在他继位前后,该国才强制性要求对贵金属制品进行化验和打标。此外,也有少数奥斯曼银器带有仅起装饰作用的苏丹花押(图13),这些绝大多数都不是苏丹本人的用品,很可能是宫廷或政府定制的纪念品或赐赠物。
(本文作者为金银器收藏家)
(期刊责编:王可苡)
(网站责编:简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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