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相重明——雷峰塔文物陈列

　　一千多年前，日薄西山的吴越国，用六年时间建成雷峰塔，雷峰塔的故事从此开始。雷峰塔是历史的，塔刹初成，即领略了钱氏政权没落的余晖和赵宋帝国一统江山的曙光，雷峰塔注定要阅尽千年的家国兴衰，人事沧桑；雷峰塔是人文的，她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若白云之与蓝天，碧水之与青山，交相辉映，装点钱塘风光，扮美人间天堂；雷峰塔是传奇的，人与蛇妖的缠绵爱情，夕照山上的一抹残阳，古塔坍塌的袅袅余音，可歌可泣，入诗入画，可稽可考。当年雷峰塔的倒塌，轰动一时，如今雷峰塔的重建，举世瞩目。考古发掘揭开了古塔的神秘面纱，秘藏国宝盛世重光。

　　“瑞象重明—雷峰塔文物陈列”为浙江省博物馆常设展览，展厅设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雷峰塔文物馆（浙江省杭州市孤山路25号），2014年11月28日开放，展示雷峰塔遗址及地宫出土文物，展品约100件。展厅分上下两层，楼下一层主要展示雷峰塔的历史沿革、保存现状，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以及雷峰塔遗址出土的石刻佛经（拓片）、塔砖等文物。楼上二层集中展示雷峰塔遗址及地宫出土的各类文物，以雷峰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为主，有金银器、佛教造像、铜镜、玉器等，包括鎏金银阿育王塔、鎏金铜佛像、鎏金银垫、鎏金银盒、鎏金银腰带、玉善财童子、“光流素月”瑞兽铭带镜、乙亥岁（975）刻本《宝箧印经》八件国家一级文物。

　　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梁、唐、晋、汉、周五朝走马灯般更替，国祚短促。同时存在的十国政权，大多由中原南下之武人所创，土人建国且善始善终者，独有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在唐末纷乱中趁势崛起，统一两浙，立国吴越，“定乱平妖，勤王佐命五十年；抚绥军庶，数千里开泰土疆。四朝叠受册封，九帝拱扶宗社，改家为国，兴霸江南”。唐乾宁三年（896），钱镠受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据有浙西、浙东，后梁开平元年（907）册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吴越国王，正式建国。唐宋之间八十多年，钱镠及后继子孙三代五王，保境安民，纳贡称藩，善事中原，结好契丹。在十国中享国最长，境内晏然无事，富完安乐。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时的疆域，有十三州一军（兴国衣锦军）八十六县。以今浙江为中心，北起苏州（中吴军），南抵福州（彰武军）。


　　在中国佛教史上，五代十国时期呈衰微之势，国家限制佛教发展，后梁有禁佛之议，后周有灭佛之举，唯吴越国境内佛教盛极一时，号称“东南佛国”。历代吴越国王中，尤以末王钱弘俶奉佛至诚至虔，自谓“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墓志中称他“思辅仁寿之化，颇尊天竺之教，浮休内达，恻隐兼济”。钱弘俶，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八月二十五日生于杭州，钱镠之孙，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之子。后汉乾祐元年（948）继位吴越国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禅周建宋，钱弘俶为避其父赵弘殷讳，改称钱俶。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赴东京（今河南开封）朝觐宋太宗时纳土献地，羁留北土。

　　吴越国王钱俶统治两浙三十年间，建寺起塔，开龛塑像，刻经造幢，礼遇高僧，遣人赴日本、高丽寻求佛籍，复兴天台宗。在吴越国境内发掘的杭州雷峰塔、金华万佛塔、东阳中兴寺塔、苏州虎丘塔、黄岩灵石寺塔中，出土了众多造像、阿育王塔、经卷等礼佛精品，极具时代、地域特色。钱俶镌《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石刻佛经围绕雷峰塔八面，庋藏八万四千《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刻经于雷峰塔塔身。久负盛名的皇妃塔（入宋后改称雷峰塔）成了钱俶祈求国泰民安，以期佛法永驻的象征，是钱俶崇佛的集中体现。


　　据文献及出土碑物考证，雷峰塔为吴越国王钱俶供奉“佛螺髻发”而建，初名“皇妃”塔。北宋开宝五年（972）开建，太平兴国二年（977）完工，宋宣和、明嘉靖两次遭火焚，1924年9月25日倒塌成废墟。2000至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众多石刻佛经、铭文砖、建筑构件及佛教遗物，吴越国王钱俶手书的《华严经跋》及南宋《庆元修创记》残碑，是解读雷峰塔身世的重要史料。地宫出土七十七件（组）编号器物，供奉“佛螺髻发”的纯银阿育王塔和鎏金银垫、盒、腰带等金银器放置在铁函内。鎏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玉善财童子像形神俱佳。“光流素月”瑞兽铭带镜，镜面錾刻精美的线刻画，为后世留下了罕见的艺术珍品。
　　雷峰塔塔基、底层塔身保存完好，为吴越国后期典型的套筒式回廊结构。雷峰塔地宫为目前唯一科学发掘的五代时期佛塔地宫，出土器物体现了吴越国金银器、玉器、铜器制作的较高工艺水平，为研究五代时期佛塔形制、地宫构造，了解吴越国历史、佛教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铭文砖，有些模印“辛未”“壬申”等干支纪年，“辛未”为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壬申”为开宝五年（972）。“壬申”年雷峰塔开始建造，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竣工，前后长达六年时间。雷峰塔塔身以塔砖实砌而成，砖缝之间只用黄泥粘接，内羼稻草和秕谷，不用石灰，显示了高超的建塔技术。最常见的塔砖为长37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的长方形砖，青灰色，模制成型，质地坚硬。一端常模印文字，据统计共有160多款，“吴甲俞荣”“甲头吴明”“宣于”“官五”等铭文是塔砖中较常见的几种。佛塔塔身一般都庋藏佛经，雷峰塔亦不例外，唯藏经方式独具匠心。藏经砖的规格与长方形砖相同，佛经置于藏经砖的小圆孔内，圆孔一头露在砖缘，一头深入砖身，孔窦的深度10厘米、直径2.5厘米，正好与经卷匹配。待经卷藏于其中，外端再以黄泥护封，巧妙地给经卷营造了一个密封的保存环境。该藏经方式为雷峰塔特有，特制的藏经砖亦为雷峰塔专有，迄今已知的各代佛塔都不见同类藏经砖。藏经砖均为吴越国王钱俶施舍，极少模印文字。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在数以千计的藏经砖中，发现一块砖孔边上模印“天”字，为孤例。“天”字是大藏经千字文之首字，唐玄宗时僧人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略出》，编排佛籍以千字文为序，首函为“天”字函。“天”字亦可作钱俶受封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省文解。

　　对于雷峰塔地宫，钱币在绝对数量上是出土遗物的大宗。年代最早的为西汉文帝前五年（公元前175）始铸的四铢“半两”钱，最晚的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铸造的“宋元通宝”钱；个体最大的为唐代“安史之乱”后期史思明铸造的“顺天元宝”钱，直径达3.5米，最小的为“饶益神宝”钱，直径仅1.8厘米；数量最多的为“开元通宝”钱。众多钱币大多堆放在地宫底面，散放的铜钱，往往以丝囊包裹，出土时还可见到丝织品残片，或以丝线、铜线穿连，一串铜钱数十枚乃至上百枚不等，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各式铜钱，还有一枚玉质“开元通宝”钱及少量铜质鎏金、鎏银、铅质与铁质的“开元通宝”钱。地宫出土的玉质“开元通宝”钱，直径2.5厘米，厚0.2厘米，重3.4克，比1974年12月北京市房山县长沟峪金代石椁墓出土的“政和通宝”玉钱提早了一百多年，为首次发现的“开元通宝”玉钱。

　　雷峰塔建造于五代末年，出土的铜镜既有吴越国生产的素面镜，也有同时期南唐官府生产的“都省铜坊”镜。“都省铜坊”镜，直径17厘米，是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小钮。镜背两侧有“都省铜坊、匠人倪成”铭文，钮上铭一“官”字，字体稍大。出土时，镜背残留几行墨迹，可知当时曾覆有书写供养人姓名的纸张，遭水浸泡后墨迹印到铜镜上，目前只有“……妻童三娘……公招……舍在塔”等几字尚依稀可见。此类铜镜以前在安徽合肥南唐保大四年（946）墓、保大十一年（953）墓、江西南丰大圣塔北宋嘉祐三年（1058）地宫内出土过，形制、铭文风格与雷峰塔地宫所见如出一辙，唯匠人姓名分别是“李成”“房宗”和“谢昭”。湖南五代墓中也出土过此款铜镜，估计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匠人。无独有偶，早在1982年6月，江苏连云港市砖厂一五代砖室墓内出土的“都省铜坊”镜，亦为“匠人倪成”制造，与雷峰塔地宫出土者竟完全相同。上述出土地点，安徽、江苏、江西均为南唐故地，湖南的马氏楚国公元951年即为南唐所灭。史称南唐官制多沿袭唐朝，据《新唐书•百官志》《旧五代史•职官志》记载，“都省”是尚书省的别称，“铜坊”应指尚书省控制的官营制铜手工业作坊，“都省铜坊”镜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官方铸造的铜镜。吴越国与南唐毗邻，虽有冲突，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未有稍辍，产于南唐官府的铜镜在吴越国地宫内发现，就如同南唐钱币也流入雷峰塔地宫一样，是为常情。

　　1924年（甲子岁）杭州雷峰塔倒塌后发现的乙亥岁（975）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是代表五代时期吴越国雕版印刷技术的杰作。卷轴装，楷书，宽7.6厘米、全长约210厘米，共274行，2790字（其中意译的经文230行2292字，音译的陀罗尼神咒、侧注38行436字）。翻经者为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京师大兴善寺三藏不空。卷首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岁八月日纪”三行37字发愿文。佛经置于直径2.5厘米的砖孔内，深入砖身12厘米，外端再以黄泥封护，这种独具匠心的藏经方式和特制的藏经砖为雷峰塔独有，乙亥岁（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吴越国王钱俶为“西关砖塔”（即后来的皇妃塔、雷峰塔）印造供养。全经由四纸粘接而成。经文除首行十一字外，其余每行均十字。发愿文后的一幅扉画“礼佛图”，应是根据不空所译《宝箧印经》经文内容而作的变相，分前、中、后三段，可称之为“宝箧印陀罗尼经变”，叙说了佛陀应婆罗门无垢妙光之请，到他宅中接受供养，于丰财园朽塔处说法之事。由于藏经方式独具一格，故北宋吴越国乙亥岁（975）刻本，习惯上称“雷峰塔藏经”。吴越国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宋代杭州印刷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浙江丽水碧湖宋塔、瑞安慧光塔、温州白象塔塔身发现了许多宋代刻经，多为杭州刻印。叶梦得《石林燕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宋代杭刻冠于全国，所谓“浙体字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实在有赖于钱氏统治两浙时期的坚实基础，而硕果仅存的雷峰塔藏经及塔图就是这一段历史最好的注脚。



　　中唐以后，金银器的制作在摆脱外来影响、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风格不同的南北系统，陕西扶风法门寺晚唐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如实反映了南北金银器制作的风尚。两浙之地有制作金银器的悠久传统，五代吴越国金银器工艺直接继承了唐代，雷峰塔地宫出土金银器，体现了吴越国金银器制作的高超工艺水平，尤其是錾刻花纹部位的鎏金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金花银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多采用捶揲、镂空、錾刻、焊接、鎏金、铆接等加工技术。“千秋万岁”铭鎏金银盒，由盒盖与盒身扣合而成，盖面和器底圆弧，两侧外壁衔环，通高14厘米、腹径20.7厘米、底径16.4厘米。盒盖和盒身的侧面錾刻两圈缠枝牡丹纹。盖面以一对衔草翱翔的凤凰为主体，再在周边錾刻细密的缠枝牡丹花，四面等距分布“千秋万岁”四个楷字，最外圈以如意云纹作为边饰。银盒盖面微微隆起，直壁，下腹近底处微斜弧内收，造型简洁而端庄，通体鎏金，使整件器物显得格外富丽堂皇。银盒胎壁轻薄，仅厚0.1厘米，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纹样繁缛细密，曲颈展翅的凤凰，回旋流畅的缠枝牡丹，都表现出浓厚的写实意味，凤凰在枝叶缠绕的花间翩翩起舞，展翅翱翔，花鸟呼应和谐，动中有静，静中寓动，结构上疏密相宜，毫无拥挤呆板之感，线条更如春蚕吐丝，从容流畅，一丝不苟，给人以对称、和谐、秀丽的美感。这件鎏金银盒制作精细，纹饰富丽，造型优美，是五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钱俶《华严经跋》残碑的出土，是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碑残长68厘米、宽33厘米、厚10厘米，存162字，行楷书。该跋文早年著录于《淳祐临安志辑逸》卷五、《咸淳临安志》卷八二。现碑文第17行“塔因名之曰皇妃云”，在《淳祐临安志辑逸》中作“塔曰皇妃云”，脱漏“因名之”三字；在《咸淳临安志》中被改成“塔曰黄妃云”，可知雷峰塔初名为“皇妃塔”。据《吴越备史》《宋史》《十国春秋》等文献记载，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末，钱俶出兵助宋攻灭南唐政权，开宝九年（976）三月，钱俶与夫人孙氏、世子钱惟濬赴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朝觐宗主国皇帝，宋廷赐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同年十月赵匡胤突然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不逾年即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归杭州不久的吴越国王妃孙妃亦病逝，次年（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宋太宗“敕遣给事中程羽来归王妃之赗，谥王妃曰皇妃”，适逢雷峰塔落成，钱俶“因名之曰‘皇妃’”，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妃孙氏及感恩北宋朝廷的封妃、谥妃之举。所有史书均对孙氏的谥号讳莫如深，实因谥号过显而犯讳。残碑的出土，澄清了聚讼已久的雷峰塔初名问题，从“吴越国王钱俶拜手谨书于经之尾”一句即可推定该跋文为钱俶亲撰，这也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吴越国王钱俶书法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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