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旧事 | 公私合营，艰难求生路 - 部门资讯

　　《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是由孙树梅先生口述、孙志萍女士整理的回忆录文集。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荣宝斋由旧入新的发展道路，在对故人往事的平静追忆中挺拔着对荣宝斋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倡扬。小编选择部分摘录于此，希望能就此开启了解百年荣宝斋历史的一扇窗户，让大家可以从各个侧面认识百年荣宝斋及荣宝斋木版水印。

荣宝旧事 | 公私合营，艰难求生路

　　进入1950年后，店里的生意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看着这样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王仁山先生开始为破产做准备，同时也没放弃寻求挽救荣宝斋危局的办法，最后，他找到老朋友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时任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因刻印出版《北京笺谱》，郑先生与荣宝斋及王仁山先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因此，在郑先生印象中，荣宝斋并不属于文物单位，其性质更像是出版机构，就将王仁山先生介绍给了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先生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齐燕铭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两个人也曾与荣宝斋打过交道，对荣宝斋的情况较熟习。当他们听说荣宝斋陷入困境，也很为它的现状着急，立即让王仁山先生叫上荣宝斋的东家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郑振铎像

胡愈之像

齐燕铭像

　　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对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文化商业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有这些新政府的文化官员的倾心相助，经过两个多月的协商，终于有了临时解决方案，即：先由国家投资，以免荣宝斋走到破产境地，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大概在1950年六七月间，国家的第一笔投资到位。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一些紧急的债务和现有人员的生计。第一笔投资很快消耗殆尽，可生意仍无起色。到了9月，荣宝斋又全面陷入绝境。这时，在郑振铎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实施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国家已投入的那部分资金算作合营资金，国家因此获得荣宝斋一半的股份，将荣宝斋划归人民美术出版代管；两年之后，国家再次注资，收购了荣宝斋另一半股权，荣宝斋转成国有独资企业。
　　随着公私合营方案的实施，荣宝斋的管理权也同时易主。接管荣宝斋的人主要来自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侯恺先生成为荣宝斋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任经理。来荣宝斋之前，侯恺先生在大众美术社任职，主要负责版画出版工作。政府认为他专业对口，所以就派他来接管荣宝斋了。与侯恺先生同时进驻的，还包括一些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他们是，李优金、韩万年、伍善庆、萧福荣、李长江、李麻子（绰号，我已记不得他的大名，因为脸上有麻子而得名）、韩茂堂。

郭沫若题“荣宝斋新记”

　　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正式开业，为区别旧荣宝斋，当时称为“荣宝斋新记”。“荣宝斋新记”开业的时间，是郑振铎先生建议的，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选择这个日子开业，就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及鲁迅先生与荣宝斋之间的缘分。

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新记经理侯恺（右）、副经理王仁山

　　新中国从1955年才开始实施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改造，1950年时，全市乃至全国公私合营都没有先例，而荣宝斋率先实施了公私合营，因此成为了琉璃厂乃至北京市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公私合营后，王仁山先生被任命为副经理。此时的王仁山先生一改往昔的做事风格，事事退让，既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走一步路，没事时，就待在资料室，只有那些与旧荣宝斋有过交往的新政府官员来店里时，他才会出来接待一下。开会时，总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好话。总之，一切权力都由侯恺经理一人执掌。这时，工人的工资和资方的待遇都已谈妥。我记得，当时给我的待遇是，除了管饭以外，我每月还有相当于七十斤小米的工资（解放初都是以小米计算工资的）。

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新记营业厅内景

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全体职工合影

艰难求生路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人们不经意间的求生行为，其实已经改变了荣宝斋原有的业务结构和经营方式——从以商业为主，作坊制作为辅的经营模式，调整为以生产为主，自销产品的经营模式，从而将荣宝斋引上了新的发展轨道。然而，由于当时公、私双方都沉浸在合营事务处理、人员整合的忙乱中，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回忆往事时，我却觉得，恰恰是这阴错阳差的改变，才使木版水印技艺得以登上荣宝斋历史的舞台，而荣宝斋也因此有了成就新辉煌的机会。
　　随着荣宝斋公私合营完成，政府不断安排技术工人进来，原来只是作为荣宝斋辅业的刻印作坊扩展为木版水印工厂，并按木版水印的主要工序分了几个科室，我被任命为勾描室主任。

20世纪50年代的刻版车间

　　由于规模扩大了很多，原来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坊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多的人，需要寻找更大的地方。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将工厂移到了观音寺街路北的一个杂货店旧址。该杂货店设在一座四合院内，院内四面都有房。其中北房最大、光线也最充足，就用作了印刷车间，东房次之用作刻版，南房和西房光线最差，白天都需要灯光照明，南房用作了勾描室，西房就用作了装裱车间。
　　当木版水印工厂的架子搭建完成后，开始进入生产阶段时，大家才意识到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印什么？这下可把大家难住了。旧的绘画和产品已被作为封建旧文化破掉了，而为人民服务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能够回答。眼看国家的投资、被重新整合起来的工人们一天天地消耗着，却根本不知道能使荣宝斋生存的路在哪儿，每个人都非常着急。经过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木版印刷方向肯定是要坚持的，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荣宝斋的生存问题，就必须解决木版印刷成本过高、周期过长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大众有能力购买我们的产品，荣宝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自此，我们就开始了木版水印平民化的探索历程。然而，以下所经历过的各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荣宝斋木版水印在平民化探索的路上走入了绝境。

翻印解放区年画

　　首先，我们急需找到既符合当时政治要求，同时也能满足大众需求的画作。经过多次讨论，从解放区来的人建议，可以翻印一些在解放区畅销的年画。年画作为大众化的艺术品，在中国最为普及，而解放区的年画不仅画面简单，内容也符合当时政治要求。我们认为此建议可行。

木版水印张仃的年画《新中国儿童》

木版水印阿老的年画《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

　　复制内容确定后，如何控制成本就成了主要问题，因为我们的目标消费人群是城市平民。从技术原理讲，虽然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与解放区的木版印刷技术没有实质差别，但是，技术工艺的复杂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为张大千先生复制《敦煌供养人》时，我们已完成了按原作尺寸复制的技术突破，但是，复制画作的成本与复制品的尺寸大小成正比，尺寸越大成本越高。为此，我们决定仍延用16开的传统尺寸，将解放区的大幅年画缩小复制。然而，年画复制品摆上柜台后，多日均无人问津。询问了一些顾客后，我们才明白，城里的居民根本不接受解放区年画的内容。我们想，既然如此，不如将年画复制品拿到农村出售，我们认为农村人的审美应当与解放区的人相近。因为荣宝斋的职工大多来自农村，于是，就让这些职工将年画带回家乡去卖，但是，所有人仍无功而返。回乡推销年画的人回来说，虽然荣宝斋印制的年画与解放区胶印的年画价格一样，都卖五角一张，但是，尺寸和色彩却相差甚大。荣宝斋的年画只有16开，且色彩温和，而解放区的年画尺寸是对开，色彩鲜艳。农村人说，我们花五毛钱就可以买到既大又漂亮的年画，谁买你们这些“灰土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的小画。就这样，第一次平民化探索彻底失败了。

胶印黄胄的年画《人畜两旺》

胶印莫朴的年画《将革命进行到底》

与胶版印刷嫁接

　　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后，有人提出，可以利用胶版印刷的制版技术替代荣宝斋木版印刷的人工刻版，从而降低制版成本。听此建议，我们觉得似乎有些道理，决定试一下。于是，侯恺经理就从原国民党政府敌伪产业局留下的财产中，找到了一台德国产的四色小型平版彩色胶印机，其印制开本可达8开，在当时是较先进的印刷设备。我们的改良思路是，用该机器印制线条，然后用手工染色，这样可以省去复杂、缓慢的人工刻版工序，既能降低制版成本，又可缩短生产周期。实践证明，这纯粹是我们无知导致的异想天开。因为，在见到这台机器之前，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对这台现代印刷机的工作原理有真正的了解。首先，这种印刷机所用纸张应当是铜版纸或胶版纸等质地紧密的专用纸，而不是又薄又软的宣纸，当印版与宣纸接触时，宣纸就会粘在印版上；其次，这种印刷机需要用专用的印刷油墨，而非中国画颜料，印出来的画完全失去了中国画的韵味，成了个四不像的东西。后来，我们用该机器印制了一些单页胶版年画，将木版水印年画与之掺在一起装套出售，以胶印画的低价平衡一下木版水印画的高价，总价感觉上要便宜一些。这样，第二次平民化尝试以木版水印画变成胶印画的搭售品而告失败。

木版水印张仃的年画《开国阅兵式》

引入珂罗版技术

　　尽管已有两次失败，我们却没有放弃平民化的设想，于是又开始寻找新的改良思路。当时，有见过珂罗版印刷品的人讲，从印刷效果看，木版水印与之很相似，建议可以引进珂罗版的制版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只有上海有这种印刷技术。我们就从上海挖来了一个工作小组，有四五个人，并将他们的家属一并调来北京。虽然我们充满了期待，但仍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从制版的技术原理讲，珂罗版与胶版印刷是一样的，只是制版所用材料不同，珂罗版的制版材料是玻璃。因此，第三次尝试注定要失败。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些珂罗版技工的后代，大部分成了荣宝斋的职工，从事木版水印工作，而珂罗版印刷却早已成为保护品种归到了研究单位。

珂罗版印刷《江山千里图》

学习丝漏印刷

　　在总结了第二、三次失败的原因后，我们意识到，木版水印与其他印刷术在技术原理上有本质的差别，根本无法嫁接。这时，我们又听说，苏州有人用古代印刷技术之一的丝漏印刷方法印制了吴昌硕画集，我们立即赶去参观学习。

与王家瑞一起研究修复应县木塔出土

　　丝漏印刷起源于何时不得详知，但是，根据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印在丝绸上的三幅阿弥陀佛像看，辽代时就已有了。应县木塔出土这些文物后，县文物部门邀请荣宝斋派人考察。我与张延亭去了一趟，看到了这三幅画，并拿回来进行了保护性托裱。
　　这种印制方法的制版材料是箩网。制版时，用漆把与画面上空白处相对应的箩网遮盖上，然后在网上加水，当网眼充满水后，再在水上加颜色，之后将这块浸满颜料的网压在纸上。由于宣纸比较吃水，因此，这个步骤往往要重复几次。我们回来后，用这种方法试着印了一幅徐悲鸿先生的《竹鸡图》。如果不仔细看，效果还可以，但是，这种方法也具有较大的局限：首先，它无法印制线条，不能复制工笔画；其次，由于用丝网制版，画面上景物的边缘都有细小的毛刺，外观不够精致；而让我们最终放弃这种方法的重要原因是，其复杂程度比木版水印还高，而印制过程中，对印制效果的可控性却比木版水印还低。

丝网印《竹鸡图》

　　这张用丝漏方法复制的《竹鸡图》至今还保存在荣宝斋的资料室，但是，几乎已无人知晓这段历史了。前些年，郑茂达在整理资料室藏品时翻到了这幅画，看了半天不知是什么来历，于是问我，我告诉他，这是用丝漏法印刷的。

放弃木版水印，变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

　　几次尝试失败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似乎走入了绝境，而近百名工人的工资却不能停发。因此，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先生建议，荣宝斋可出售人美社出版的连环画、领袖像等各种印刷品。一时间，荣宝斋门市部俨然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门市部。但是，代销人美社的产品，不仅用不到这些木版印刷的技术人才，而且，销售收入也不够支付这么多人的工资。于是，萨空了社长又建议我们印制解放区版画家的作品。当时我们选了力群的《民兵比武》、王士廓的《改造二流子》、金浪的《参军》、冯珍的《大生产》等十几种，组成一套出售，而国人对此却毫无兴趣，只有来此参观的外宾偶尔买一些。这时，中央正在召开什么大会，会议期间，文化界的代表来荣宝斋参观，作为会议代表的老舍先生也来了。他看完荣宝斋的经营现状后，说：这里就差卖酱油、醋了。什么时候荣宝斋变成杂货铺了！

（连载）

摘自《荣宝旧事》孙树梅回忆录

　　孙树梅，1928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后师从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历年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全面工作；荣宝斋编辑出版部(荣宝斋出版社前身)主任；荣宝斋经理助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获奖作品有：1989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1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1994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