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丝路的中国记忆——王朝的经营与丝路贸易

　　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一年之后，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数月之后，在北京APEC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一场特别筹划的文化盛宴—“丝绸之路”展览终于2014年11月6日盛大开幕，成为这个寒冬季节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丝绸之路”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通过从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4家文博单位精选的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珍品历史文物，多层面、立体地向世人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与灿烂成就，提倡以史为鉴，提倡人类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共同发展理念。
    

　　本图中陆上线路（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采用国家文物局申遗用的丝绸之路线路图，海上丝绸之路参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通史陈列及《丝路帆远》相关著作。南方丝绸之路因具体线路不确定，故未在图中标出。本图仅为示意图，不分年代，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丝绸之路空间概念的参考。地图编绘：黄玉成
     
　　出土于墓葬甬道内，近方形，正面有阳文四字“博望□造（或铭）”，字体在篆隶之间。背面有一不规则圆形的小凸凹，原来应有附着物（鼻纽之类）。张骞（？—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西汉武帝时奉命出使西域，受封为博望侯，死后归葬故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30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墓葬备受后世人们的关注。张骞墓坐西朝东，坐落在一不规则的长方形台地上，由封土、墓道、第一道封门、甬道、第二道封门、第三道封门和墓室组成，封土为馒头状，墓道位于封土东侧。墓南有2石兽和清乾隆时毕沅所建的砖龛，砖龛后面有毕沅所立“博望侯张公骞墓”隶书碑，以及光绪五年“汉博望侯墓碑记”“张氏后裔碑”。张骞墓历史上曾遭多次盗掘，1938年，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对张骞墓进行了发掘，对墓前的石兽进行了清理，在墓道和甬道内出土了砖瓦数块、残陶罐1个、汉代五铢钱14枚、封泥1枚，以及其他物品。“博望□造（或铭）”封泥的出土，证实了史料记载中位于现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绕家营村的这座墓葬确为张骞墓。这件封泥于1954年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因具有丰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被定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级文物，在封存了半个多世纪后，首次在“丝绸之路”中与世人见面。
          
　　为佛教史迹画。画面右上方的殿堂便是甘泉宫，汉武帝和臣属正在宫前跪拜。下方华盖下汉武帝骑着马，身后跟随着臣属，马前持笏跪地的是张骞，他正向汉武帝辞别，张骞身后是牵马持节的随从。左边中间描绘的是张骞一行西行远去，左上角的城郭便是大夏。该壁画描绘的张骞出使西域与史实相去甚远，依据的应是《魏书•释老志》记载的“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浙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图应是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把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获得匈奴人“祭天金人”的历史事件进行的篡改和演义。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原本是为了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与匈奴金人毫无关系，而且金人是匈奴用来祭天的，也不是佛像。尽管如此，敦煌壁画中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图像记载表明了后世人们对张骞历尽艰辛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伟大创举的景仰和纪念。正是由于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由自发状态转入由王朝政府经营管理下的自觉交流。


　　“丝绸之路”是目前所举办的综合反映丝绸之路悠久历史和伟大意义的规模最大的展览，首次实现了将丝绸之路三大主要干线（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统一于一个展览之中进行全面展示。展览以点带面，以绿洲丝绸之路为主体，以草原丝绸之路开始，以海上丝绸之路结束，通过黄金草原与中国内地的早期交流、汉营西域与丝路交通、胡人来华与胡风浸润、厚重多元的宗教艺术、包容四方的大唐文化和碧波中的帆影六大主题单元，从王朝国家对丝路的经营使团往来、商业贸易、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四个方面来展现丝绸之路跨越千年的悠长历史，以及在丝绸之路绵延万里的漫漫征程上追梦的人们。    
　　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彰显着古代中国开放的文化品格和不朽的文明成果。“丝绸之路”展览以490件文物诠释了丝绸之路厚重而深邃的内涵，通过解读和重构，重新激活了丝绸之路暂时休眠的喧嚣和沸腾，把古代中国记忆中的千年丝路和当代中国继续追寻的丝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欢迎晚宴上的致辞所言：“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继往开来，是在为沿线国家绘制出一幅更广阔、更美好的发展蓝图。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丝绸之路文物展，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生动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铜车马出行仪仗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輂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从骑是墓主人备用的乘骑。持矛（戟）铜骑士俑由武士、矛(戟）、马、鞍组成。轺车系出行仪仗队列中前导车之一，由车、马、伞、御奴组成。斧车系出行仪仗队列中前导车之一，由车、马、斧、御奴组成，是出行仪仗中重要组成部分，车上立斧以示其权威。輂车系出行时官吏家眷乘坐之车，由车、马、驾车奴组成。牛车系出行时随从官吏乘坐之车，由牛、车、御奴组成。根据铜马俑胸前铭文可知，雷台汉墓是“守张掖长张君”之墓，约在公元186—219年之间。张君墓为带耳室的前中后室墓，墓道长19.34米，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两百三十余件，铜钱三千多枚。其中以“马踏飞燕”最为著名。张君墓随葬的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彰显了汉代驻守河西地区官长的宏大气派，这些铜车马铸造精湛，体现了汉代群体铜雕艺术的杰出成就。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狭义的“丝绸之路”通常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以长安（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与西亚地区，连接地中海各国，并南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这条道路也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或“陆路丝绸之路”，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形成于上古时期，是欧亚大陆及北非和东非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绿洲丝绸之路”外，还包括形成于约公元前5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形成于中古时期、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方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东段到达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抵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也是当时人们的追梦之旅。（图1）
　　事实上，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1千年左右，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和扶风西周宫殿基址出土的蚌雕胡人头像即是证明。这种早期的交流也让后世的人们对《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西行之事充满了遐想。考古出土材料显示，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铜镜和漆器经由草原已远播至西域和中亚地区。俄罗斯戈诺阿尔泰巴泽雷克冢墓就出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战国花卉凤鸟纹织锦及山字纹铜镜。借助欧亚草原上的流动性极强的游牧人这个桥梁和媒介，中国的丝绸甚至远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这种早期的交流是通过临近地域之间的自然传布，交流多是自发的，间接的。
    
　　《驿使图》画砖画面上绘的信使是一个邮驿使，他骑在红鬃马上，头戴黑帻，身穿皂缘领袖右襟宽袖衣，足登长靴，左手持棨传文书。棨传文书是通过关卡、驿站时的信物。图中的驿骑四蹄腾空，信使则稳坐马背，反衬出驿马速度的快捷与信使业务的熟练。特别是图中驿使脸上没有嘴巴，可能意在表明古代驿传工作的保密性，这种真实而又写意的手法，对后世中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驿使图》生动地再现了魏晋时期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这块具有写实风格的彩绘驿使图砖画是我国古代邮驿使较早的形象资料，在我国邮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万国邮政博览大会上，此画曾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物。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特于1982年8月25日发行《驿使图》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

　　这两件木简，其中一件上书有“居延都尉府”，另一件上书有“甲渠官”。破城子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耒胡布镇南24公里，纳林、伊肯河间的戈壁上，为汉代张掖居延都尉府旗下的甲渠候官遗址，1973—1974年在该遗址中发掘出8400多枚汉简。甲渠候官是居延边塞防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屯戍机构，也是居延都尉府辖下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一个候官。
   
　　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随之开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由先前自发的临近地区之间的自然传布转变为在中原王朝经营下的自觉交流。随着时间的流逝，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不断发生着变化，丝绸之路的内涵也不断拓展，形成了以绿洲、草原和海上干线为主的复杂的网状交通系统，并在唐代达到鼎盛。这一系统将当时的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东亚各文明古国连接起来，成为世界各古代文明互相汲取文化营养的主动脉。各国使团、商旅、僧众、艺人、普通民众等追逐着各自的梦想，往来于丝路沿线，有力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张骞因凿空西域被封为博望侯（图2），他的丰功伟绩被载入史册。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佛教史迹画“张骞通西域”（图3）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唐代人们对张骞这位伟大“凿空者”的景仰和纪念。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迪亚科夫在《世界古代史》中盛赞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
　　在张骞凿通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历代中原王朝都很重视对西域和河西走廊的经营管理，保障丝路的畅通，在实现稳定局势，宣扬国威，结好友邻，追求和平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商业贸易、人群交往和文化交流。
　　西汉武帝雄心勃勃，以国家力量打通西域，联合西域诸国，以断匈奴右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盘踞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西汉王朝开始在河西地区的直接统治，设置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郡，派官治理（图4、图5），并建设邮驿（图6）传置和烽燧，贯通了河西走廊至关内的全部道路。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西汉王朝得到了许多有关西域的信息，陆续前往的使者竞相奔走西域，西域诸国使节也“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史记•大宛列传》）“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这些都促使汉王朝在西域等地建设和维护相关设施，进行仔细经营。公元前60年，在匈奴罢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后，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正式实现了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管辖。东汉政府继续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饭客，日款于塞下。”由此可见，汉朝通过驻兵屯田（图7）、建烽燧亭障、设立官方邮驿传置等手段来保持道路交通的畅达。


　　锦衾由两幅各宽48厘米、完整的“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缝合而成，单层无衬。图案为变形云纹和茱萸纹循环排列，中间织出小篆“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字样。织物采用1:3平纹经重组织，藏青地，绛、白、黄、绿四色经线显花，其中黄绿两色分区交替，为五色锦。经密16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图案经向循环3.8厘米。据考证，这件织锦为中原地区官营丝织作坊专为地方王侯织制的婚礼用锦，非特殊人物不可能得到此类织物。因此推测，尼雅遗址1号墓地M3的墓主人应是某代精绝国王。该锦衾保存完整，色泽鲜艳，工艺精湛，显现出我国汉晋时期高超的丝绸织造水平，同时也证明了汉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口、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是制定记账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填报一次。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居民流行用废旧官、私文书之类的“故纸”制作附葬的鞋靴、冠带等葬俗。因此，该地区的古代墓葬保存下许多像西州高昌县手实这样被裁剪为纸鞋鞋样的古代文书。这件手实双面墨书，表面所记为户主和家族之姓名、年龄和田宅数目等，背面曾作为高昌县某乡户籍薄使用过。其无确切纪年，但唐朝是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麹氏高昌后设立西州的，贞观以后为避太宗名讳，将“世业田”改称作“永业田”，这件手实上写有“世业”，表明其填报时间应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前，即公元640—649年之间。西州高昌县手实与唐代史籍中记载的手实内容相同，说明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西域地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与实施。
　　河西走廊曾出土大量的汉代简牍，其中包括著名的居延汉简（图8）和敦煌汉简。这些汉简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这些珍贵的简牍资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两汉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以及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管理（如沿途站点的设置等）。张德芳先生的研究表明：通过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悬泉汉简，我们基本可以弄清楚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以及停靠站体系。丝绸之路从长安至敦煌近2000公里的距离，可以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除了300公里的空白段外，其余1700公里的路段上，设置了45个驿置，其中河西四郡有35个，安定和京畿有记载的10个。驿置是汉代驿传机构名称，“置”一般相当于县级，多称作“县置”，主要建于烽燧旁，是主管信件传递、接待宾客等的独立机构。下设有置、厩、传舍、厨等分支机构，设有啬夫、丞、令史、邮书令史、佐、驿卒、郡府特派置监等官吏。
　　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两万余里，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里。在这漫漫的万里征程中，汉朝依仗烽燧保护使团、商旅等，通过驿置向他们提供接待和住宿，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与汉朝遣使通好的国家除了西域诸国外，还有遥远的条支（今伊拉克）和大秦（今罗马）。悬泉置出土的汉简表明，汉代传置制度中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接待外国使者的制度，官吏需要按照规定办事，若出现了分歧或纠纷，还可以进行申诉。张德芳先生在《悬泉汉简中若干资料考证》一文中就指出悬泉汉简中有康居国使者与酒泉太守在评估骆驼毛色和肥瘦方面产生分歧的申诉文件，为我们了解汉代传置制度提供了证据。另外，尼雅遗址1号墓地M3出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图9）所用的锦料是汉晋王朝的官营丝织作坊专门为地方王侯织造的婚礼用锦，证明了汉晋王朝与西域精绝国之间的往来与通好。
　　西晋永嘉之乱，河西地区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西晋末年，河西走廊在凉州刺史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安定繁荣的景象，也为前凉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继统治河西走廊的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政权都很重视对西域的经营，他们利用地利之便与西域诸国通好，对高昌地区影响尤为突出，甚至东晋南朝的使团也纷纷通过他们假道出使西域诸国。

　　这件文书由三张纸粘合而成，虽前后残缺，但上下完整，内容清楚。现存文24行，过所上有朱印五处，首印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印为“沙州之印”，最后为“伊州之印”。过所即为通过各种关卡时官府发给的通行证。石染典过所包含两份过所，一份是商人石染典携带着由安西都督府发给他过所去瓜州进行贸易，“市易”结束后，他要返回安西，请求瓜州都督府发给他的过所，因为从瓜州到安西必须经过铁门关，所以，在该份过所里特别注明。第二份过所是石染典在沙州领到的，从内容来看，说明他在沙州进行贸易之后又要到伊州进行“市易”。石染典过所文书反映出石染典在伊州和沙州之间市易的全部过程和要履行的各种手续，不仅生动展示了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片段，也证明了当时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西域等地区得到了有效的推行。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鲜卑拓跋部开始了它的扩张生涯，最终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政权，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北魏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控制了今山西大同至宁夏的全部地区。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统治者非常注重与西域乃至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系。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建立了与西域的联系，并与太延二年（公元436年）遣使西域获得成功。董琬、高明等六批使节，携带大量财物到达西域十多个国家。《魏书•西域传》记载“太延中，魏得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遣使来献”，可谓是盛况空前。另外，根据《魏书》的相关记载，北魏都平城期间，波斯遣使北魏先后共有五次。
　　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国家，西域地区被纳入帝国的版图，唐朝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唐王朝在西域设置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直接经营和管理丝路贸易，东西往来畅通无阻，各国商旅、使团等相望于道，丝路交通达到鼎盛。新疆地区出土的文书及租庸调麻布等证明了唐朝政令在西域地区得到了良好的施行（图10）。为了促进丝路贸易的有序进行，唐朝对商人在西域地区经商活动有良好的管理，官府通常会给商贾颁发通过各种关卡时的通行证（图11），对经商引起的纠纷案件予以判决。此外，各国使团纷纷经由丝绸之路来唐朝朝贡。根据《通典•边防典》记载，当时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政权和部族有189个。如果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朝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等都算上，当时与唐朝通好的国家和地区达到300多个，南亚、中亚和西亚的来唐使团共343次。前来朝贡的外藩君长和使节由鸿胪寺的官员负责接待，并为他们颁发12枚刻有国名的雌鱼符，来使必须按照朝贡月份携带相应的鱼符。只有来使带的雌鱼符与唐朝内部另备的雄鱼符勘合后，来使身份才被承认。为了便于管理，唐朝还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予以相应的待遇。唐朝对各国使团的接待有清楚的流程，使节初到，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按不同等第确定接待礼节、安排住宿以及食物供应，然后再由鸿胪寺的官员负责接待。给来使的食物供应分为常食料、设食料和设会料等，还会按照他们来唐朝的路线分陆路使节“度碛程粮”和海路使节“入海程粮”，程粮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及旅途所需时间长短来供给。另外，对于各国使节带来的进贡物品，由典客署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待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由他们聘请“识物人”进行真伪辨别和价值估算，再确定是否有必要奏送朝廷，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馈的参考，唐朝的回馈往往超过各国使节进贡物品的价值，这无疑是“以宣国威”的具体体现。使者返还，皇帝于朝堂上赏赐礼物，使者接受赏赐并行谢拜礼节。有些重要来使还被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所绘的《客使图》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的盛况（图12）。     


　　位于墓道东壁。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朝服，头戴笼冠，身穿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站立。三人气度沉稳，雍容自如，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后面三位，为首者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断其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者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其应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靺鞨族人。画师以高超的绘画技艺把三位使者刻画得细致入微，使者们忐忑而谦恭的神情传达了他们在等待大唐皇帝召见时的内心活动，充分表现了外国使节对作为天可汗的唐朝皇帝的敬畏。开放的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国力最盛、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大唐天子被尊称为“天可汗”，这幅《客使图》壁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万邦来朝的盛况。
    
　　这件骆驼头部高昂，双目圆睁，作嘶鸣状。四肢曲跪卧地，尾巴卷曲上翘，周身施淡黄、褐、绿釉。背上垫一椭圆形毡，毡四周有打褶的花边，施草绿色和白色釉。双峰间搭有鞍鞯，上负驮囊、象牙和丝绸，两侧带马蹬壶、花口盘、凤首壶等物。三彩骆驼是唐三彩动物雕塑中最独具匠心的品种，逼真、优美的造型配合华丽的三彩釉，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域来到中国，以骆驼为运载牲畜，骆驼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标志性符号。大唐帝国疆域辽阔，交通便利、政令通达，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胡商们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进行着繁忙的商业贸易，大量来华的胡人为唐朝社会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同时也把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传播到国外。该卧驼造型刻画细腻、极富写实风格，充分展现了唐三彩的艺术成就，同时也说明唐代工匠对骆驼这种牲畜的形体结构、性情等已经非常熟悉，才会创作出如此生动的造型。透过这件三彩载物骆驼，人们能清晰地感知唐代丝绸之路的繁盛。它真实地表现了丝路上来来往往的驼队以及运载的各色中外货物，是唐代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

　　丝绸之路经过汉晋时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日渐活跃，它的畅通保证了商业贸易的顺畅开展，各国商贾纷纷驱赶着满载珍奇货物的驼队（图13、图14），往来于丝绸之路。这些胡商包括中亚粟特人、印度人、波斯人、大食人等，其中以粟特商人为主。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作“昭武九姓”，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九姓，居住在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是有名的商业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主角。北朝至唐代，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和躲避粟特动乱与战争，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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