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画论典籍中『逸品』初出考辨

　　自北宋文人画兴起后，绘画品鉴的最高审美标准由『神品』转向『逸品』。从此，『逸品』便在绘画审美领域出现近千年(徽宗时短暂除外)。现存相关画论著作和文章中，关于『逸品』的初出，存在着李嗣真(六四三—六九六)、张怀瓘(约七○四—七六三)、朱景玄(约七八五—约八四八)三种不同说法。考证『逸品』在画论中的最早使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李嗣真说的相关文献记述
　　学者邵宏认为：『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以「逸」品第艺术的著作，是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书中可知，在他曾写过的《画评》之中，有「四人」被列为「逸品」。由此看来，他应当是第一次在美术批评中提出「逸品」这一概念。』学者张建军认为：『其实画论中最早标出逸品之目的，并不是张怀瓘，而是更早的李嗣真，4其《书后品序》云：「吾作《诗品》……及其作《画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李安源也说到：『「逸品」作为中国画的品评标准，最早出自于……李嗣真之口。』

　　二 关于张怀瓘说的相关
　　文献记述学者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第七章之第四节《逸格的最先推重者》中说到：『按张怀瓘《画品》始分画为神、妙、能三品，另加逸品；张彦远五等中之「精」实等于张怀瓘三品中之能……而他(张彦远)列为「上品之上」的「自然」，实亦同于张怀瓘之所谓逸。』同时提出，『绘画中，逸的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张怀瓘』『张怀瓘以「不拘常法」作为逸的特征』『而神、妙、能三品外，又标逸品，朱景玄明谓始于张怀瓘的画品』。这里徐氏对张怀瓘最早使用逸品的肯定溢于言表。由于，徐氏在学术界的影响甚大，所以从此以后很多文章都对该书中这一观点进行过引用，于是这种观点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三 关于朱景玄说的相关文献记述
　　宋邓椿《画继》卷九说：『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按：朱景玄)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
　　清范玑在《过云庐画论》中说：『从来画品有三：曰神、妙、能。学者由能入妙，由妙入神。唐人朱景元(按：朱景玄)始增逸品，乃评者定之，非学者趋途。』
　　《四库总目提要》记载：『李嗣真作《书后品》，始别以李斯等五人为逸品。张怀瓘作《书断》，始立神、妙、能三品之目。合两家之所论定为四品，实始景元(按：朱景玄)，至今遂因之不能易。』
　　此三种说法，都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说明。张怀瓘的《画品》已遗失，从《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可以看出，徐复观的结论完全是源于对《唐朝名画录•序》中的『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这段话的误读而来的。


　　徐复观在书中说到：『按张怀瓘《画品》始分画为神、妙、能三品，另加逸品。张彦远五等中之「精」，实等于张怀瓘三品中之能……而他(张彦远)列为「上品之上」的「自然」，实亦同于张怀瓘之所谓逸。』显然，徐是把这段文字完全当作出自张怀瓘的《画品》对待了。尽管，张氏的《画品》已遗失，但我们还是能找出相关的旁证，证明这句话并非完全出自张氏的《画品》。
　　如果说这段文字出自张怀瓘的《画品》，那么，张怀瓘作为唐开元年间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他的书论著述甚多，计有《二王书录》《书断》《文字论》《书估》《书议》《六体书论》《评书药石论》和《论用笔十法》等，为何对书法的品评标准只分『神、妙、能三品』；况且在早其之前约五十年李嗣真的《书后品•序》中就出现了『逸品』一说，张氏却在书法的品评中都未曾用到『逸品』。一个在绘画领域的造诣远没有在书法领域深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并不擅长的绘画品评标准分的如此之细与详尽呢？
　　『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此句因放在『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后面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以为两句都是出自张怀瓘《画品》，当然也情有可原。因为，该书中没有明 确说明这句话中的内容到底那些出自张氏，哪些出自朱氏。但通过深入分析，还是可以明辩的。
　　因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最后品鉴『逸品』三人的时候，总结到『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以全文观之，应是与该书《序》中的『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一说相呼应而言的。所以，从全文的文理上推求，必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之『呼』先出，而后才有『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之『应』的结论才对。就书解书，这句结论性的话，出自朱氏之口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那句『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非张氏所言。


　　当然，关于『逸品』之『张怀瓘说』，徐复观可谓是始作俑者。其实，在此之前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朱景玄说』。就目前遗存的古典画论著作来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是学界公认的最早运用了『逸品』的人，且该书中的『逸品』也的确出自朱氏之口。因此，就有了后来的邓椿、范玑、《四库总目提要》对朱氏在画论中最早提出『逸品』的肯定。就遗留下来的文献看，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确是有记录的最早使用『逸品』的画论之作。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朱氏就是画论品鉴中最早使用『逸品』的人，不能排除也许有人早就使用了这个说法，只是原书没有遗留下来。
　　于是，回到早于朱氏的『李嗣真说』中去，只要能证明『李嗣真说』成立，朱氏说也就自然不成立了。

　　四 李嗣真《画评》中使用『逸品』

　　一说考辨
　　首先该问题涉及到《书后品》版本的辨析，遗传于今的《书后品》是学界公认的李嗣真的著作，但是在不同的版本中，该书中开篇一段的内容记载有出入。如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李嗣真•书后品》与一九九八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书要录•李嗣真•书后品》中原文是这样的：『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及其作《画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为末，信也。
虽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穷绝于中古，无复继作。固斐然有感，而作《书评》，虽不足以对扬王休、弘阐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与夫饱食终日，博奕犹贤，不其远乎！』
　　然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版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李嗣真•书后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明陶宗仪著《说郛三种•李嗣真•书后品》中该段第二句『及其作《画评》』则为『及其作《书评》』。虽一字之差，却意义不同。如果第二句是《画评》，则表明『逸品』在画论中的最早使用者是李嗣真。邵宏、张建军和李安源三位先生关于『画论中最早使用「逸品」的是李嗣真』结论也正是基于此。如果第二句是《书评》，则表明『逸品』在画论中的最早使用者是朱景玄。
　　如此说来，考究《书后品》中此处的内容到底是《画评》还是《书评》，则是本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该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进而得出答案。首先，看《画评》和《书评》放在此处谁更讲的通；其次，考证李嗣真是否写过《画评》一书。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李嗣真•书后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明陶宗仪著《说郛三种•李嗣真•书后品》原文如下：『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为末，信也。虽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穷绝于中古，无复继作。固斐然有感，而作《书评》，虽不足以对扬王休、弘阐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与夫饱食终日，博奕犹贤，不其远乎！』为了便于论证，对正文作如下分解：第一，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第二，固斐然有感，而作《书评》。该段中《书评》一词前后出现了两次，从汉语语法和语意上分析：其一，『及其作《书评》』到『固斐然有感，而作《书评》』；『及其』与『固』本身含有递进转折的意思，所以后面的宾语应该是不同的内容才对；两处均为作《书评》明显矛盾，在语义上也讲不通。其二，如果说两处都是《书评》，且作者都是李嗣真，那么他对书法品评的看法应该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才对。通过阅读、比较，发现作者在第二句中对《书评》的品评强调的是『艺』与『才』，而在第三句中对《书评》的品评却看重是『对扬王休、弘阐神化』。前者顺『才』讲，后者顺『德』讲，是非常明显的。『德』与『才』的评判标准，在整个中国文化观念中是有云泥之别的。虽然是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且在同一段落中同时对书法的看法，却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再联系《书后品》的行文开头『昔苍颉造书，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以及『书足以记姓名，此狂夫之言』『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戒凌云之台，拂衣碑石之际』，不难看出作者就书法顺『德』而言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表现的。如此看来，第二句处为《书评》明显与作者整个写作思想的情感基调不一致。


　　另外，《书后品》在不同的版本中对『逸品』之人的叙述是不同的。如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李嗣真•书后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明陶宗仪著的《说郛三种•李嗣真•书后品》中，即第二句处为《书评》的版本中，正文中则没有『逸品五人』的单独提头，而是直接叙述五人之事，并且后来的编写者在文章的开头有释疑的话，『此书所载八十一人……今本乃有八十二人，文中「登逸品数者四人」，可能仅指张、锺、羲、献，不包括李斯，故有一人之误』。此处的释疑还值得商榷，因为该书几个不同版本中《序》都有明确记载『始于秦氏，终于唐世，凡八十一人，分为十等』的内容。如果从人数上统计秦氏到唐世确实应该为八十二人才对，但是『分为十等』一说与整书的『逸品』及上中下每品，又分三品正好『十等』的分品结构是所有版本中最显而易见的。如果说『逸品』不包括李斯，那么『始于秦氏，终于唐世』则显然变成了『十一等』，这明显与『分为十等』的序文不符。
　　然再观全文『赞』的内容均分别包含了『上品』的上、中、下，『中品』的上、中、下和『下品』的上、中、下的各所属之人，而《书后品》中把李斯和锺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放在一起进行『赞』，仍然表明他们五人应为同一等，均属『逸品』才对。之所以会有『一人之误』，要么是刻板时候的失误，要么本来就是李氏写作时的粗心所致，因为『一』与『二』在毛笔书写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即使『有一人之误』对整个《书后品》的结构与内容来说并无伤大雅，但要说李斯不包括在『逸品』这一等之内，则全篇结构不合理。可见，编者释疑的用意，无非是想与第二句处为《书评》后『登逸品数者四人』的说法相对应。
　　而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李嗣真•书后品》与一九九八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书要录•李嗣真•书后品》中，即第二句处为《画评》的版本中，则先有『逸品五人』之单独提头，然后再是分说五人其事，这五人当然包括了李斯。在这类版本中编写者们很自然的就说『逸品五人』，根本没有去考虑是否是多一人还是少一人。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前面的那句『登逸品数者四人』是李氏就《画评》而言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前面的『登逸品数四人』与后面的『逸品五人』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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