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传及其后世影响

　　一
　　传世汉碑以隶书居多，篆书碑刻较为少见。东汉元初四年(一一七)的《祀三公山碑》，是发现时间较早，对后世影响又较大的一种。此碑早在元代纳新所著《河朔访古记》中已有记载，但之后便湮没无闻。通常认为，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由当时河北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于『城外野坡』。此说最早见于黄易(一七四四—一八○二)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乾隆甲午，三通馆方辑《金石略》，长吏搜古碑上之朝，关西王君(治岐)宰元氏，得此刻于城外野坡。石高四尺，广二尺，篆书十行，行十七字至廿四字，剥泐几不可辨。吴兴杨君鹤洲诧其奇，命易辨识，得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知为汉□初四年祀三公山文，书法劲古，与《开母》《少室》诸篆刻相类，是东汉中叶书。《集古》《金石》二录有《汉三公山碑》，乃隶书，立于光和四年，今不存，此刻在隶碑之前，尤可贵也。黄易记于南宫弹琴室。』

　　此后，翁方纲(一七三三—一八一八)《两汉金石记》、王昶(一七二五—一八○六) 《金石萃编》等均沿袭黄说。关于王治岐的生平，今已不可详考，从黄易题跋知，其为关西(今陕西、甘肃一带)人，又据《清史稿》记载，此人后曾做过三河知县，因『挪用旗租』，遭弹劾获罪。④查《同治元氏县志》，王治岐任元氏县令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仅一年后便调离元氏，这与黄易题跋中所言乾隆甲午(一七七四)得碑时间，相差了三年。有趣的是，黄易本人对于得碑经过，似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秋盫题跋》云：『余客南宫时，寄书杨君鹤洲拓元氏诸刻，旋得古篆碑一通，磨泐已甚，细辨乃汉祀三公山篆文……此碑久在野中，前人所未录，恐致湮没，亟烦元氏令王君移置城内龙化寺，与汉白石碑同置一处，为王君作《寿古图》记其事。』
　　黄易所绘《得碑十二图》之『三公山移碑图』题跋云：『乾隆乙未(一七七五)，余客南宫，时吴兴杨鹤洲馆元氏，烦其访碑，得□初四年祀三公山文。书杂篆隶，文复简古，与《隶释》所载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盖东汉中叶所刻也。属县令王君治岐移置龙化寺，与白石神君碑共存焉。』

　　黄易又曾刻过一方著名的鉴藏印章『小松所得金石』，边款中明言系其本人访碑所得：『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纪之，小松。』
　　综合以上文献材料，似可推断黄易得碑经过：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黄易委托友人杨鹤洲，在元氏县访得此碑，杨氏将拓本寄与黄易，由黄易考证内容，并作释文。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黄易即嘱咐其将碑石移置城内，与旧有的《白石神君碑》一起集中存放。由于当时黄易本人尚在南宫郑制锦府上做幕僚，而王治岐为元氏地方官吏，且又实际主持了移碑一事，故将碑石的发现权谦让于后者，也颇合乎情理。不过，在相对私人性质的题跋以及印款中，黄易显然便少了这份顾忌，理所当然地将此碑的发现，视为个人访碑过程中的一大收获，并一再绘图、刻印，以示纪念。

　　二
　　黄易得碑后，即将拓本分别寄给赵魏、李东琪、翁方纲等金石同好及前辈，《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收录了黄易的摹本及释文，并附有以上三家题跋。黄易辨识出了碑文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其中不乏灼见。如三行『蝗旱鬲并』之『鬲并』二字，因碑文『并』与『我』字相似，翁方纲、王昶、朱筠等诸家均释作『鬲我』，语意不通。黄易据《后汉书•陈忠传》，安帝时尚书仆射陈忠上书云：『隔并屡臻』，认为当作『鬲(通隔)并』。不过，黄易对于个别字的释读，如首行『□惟』释作『众惟』，八行『阎佑』释作『阎格』等，则不为后世学者所从。

　　黄易的释文，实际上是在综合了赵魏、李东琪、翁方纲等各家考释的基础上，斟酌己见而成。赵魏(一七四六—一八二五)是黄易的同乡，两人都笃嗜金石，相交甚契。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春，黄易将拓本寄赠赵魏，赵氏得之，十分惊喜：『今年春，吾友黄小松贻余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读之惊且喜也。』
　　随即他对碑文作了一番考证，识出了第二行『御语』二字，三行『□奠』，『奠』前面一字，释成『敬』，后黄易、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顾广圻(一七七○—一八三九)等皆从之，但他将五行『东就衡山』之『就』，释成『龙』，显然是错误的。
　　李东琪是黄易的挚友，黄易在任济宁运河同知期间，发掘武氏祠堂画像石，李东琪出力颇多。《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所附李东琪题跋，指出了赵魏将『就』释成『龙』的错误，又将五行『卜择吉□治』，『吉』下一字，释作『土』。此字翁方纲、王昶等释作『与』，后俞樾《读书余录•汉碑四十一条》引《礼记•礼器》：『因吉土以飨帝于郊』，为『吉土』连文之证，始成定谳。翁方纲与黄易初未相识，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黄易寄赠翁方纲《祀三公山碑》拓本，由此两人始结金石之缘。

　　据黄易所赠拓本，翁方纲作了详尽的考证，并作《三公山碑歌》，赋诗谢之。十三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翁方纲的名著《两汉金石记》正式刊行，卷十一即收录了对此碑的考释。翁氏指出，此碑与《隶释》所载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碑云常山相南阳冯巡，此则云陇西冯君，两者相差六十五年，非一人所立。他还辨认出了以以领为岭，以『礼』为醴，以『熹』为喜等异体俗字十余字。但翁方纲的释文错误也不少，譬如误释三行『鬲并』作『鬲我』；误释四行『乃求道要』之『求』作『来』，『本祖其原』之『祖』作『视』；五行『卜择吉土治』，『土』误释作『与』，又五行『东就衡山』脱『就』字。二行『三条别神，迥在领西』，『三条』一语，洪适引《尚书正义》北条、南条、中条之说证之，其义甚确，而翁方纲不信洪说，怀疑三条『当是兹山之实事，而今莫可考矣』，后钱大昕已摘其谬。
　　翁方纲对碑文的考释，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他最先指出了首行第一个字为『元』字，从而确定了此碑的具体立石时间是元初四年。此前，赵魏据《资治通鉴》，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内，诏常山作坞堠以御寇等相关史事，定为永初，认同『永初说』的还有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陈焯等人。翁方纲首先指出，赵氏引据文献有误，所引乃《后汉书》『西羌传』之文，且在永初五年春，而非二年。又据拓本辨认，以为初字上『隐隐尚露其下半，谛视是元字』。

　　对于永初、元初二家说法，钱大昕当时尚表示『疑未敢质』，但随着《两汉金石记》的刊行，『元初』说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后诸家多从翁说。
　　翁方纲所依据的拓本系黄易所赠，今已不可见。《两汉金石记》中首字摹作『丆』形，《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摹本则仅露左侧一短披，作，这引起了许瀚(一七九七—一八六六)的质疑：『翁所据本即黄易所赠，黄无而翁有，其谁信之？』至于沈涛(一七九二—一八五五) 《常山贞石志》中，据拓本辨认出其下半从『几』，故定作『元』字，许瀚更认为纯粹『附会翁说，尤无取焉』。他本人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元』字的可能性较大：『初四字形甚扁，其上隙地仅可盈寸，建初、永初皆不能容，本初无四年，定为元初，确然无疑。』
　　客观的说，由于石泐，今所见最早拓本，首一字均已难辨，诸家考释，大多只能说是臆测。光绪末年，王仁俊据端方藏精拓本，主『永初说』，认为永字用笔尚可见。此拓本后归梁启超饮冰室，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据影印本来看，实与黄易摹本无异。仅凭残留的这一笔，要推断出究竟是永字还是元字，似都显得十分牵强。有意思的是，罗振玉在《俑庐日札》中说，他曾得一拓本，『初』上『元』字完好，『映日光透视之，确非黠工所伪』。因未见拓本原物，在此也仅聊备一说而已。
　　王昶的名著《金石萃编》，成书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卷六著录此碑，有释文，并录翁方纲、黄易、赵魏三家题跋于后。王昶的释文多沿袭翁说，故所误处多同，如『鬲并』误作『鬲我』等，更有翁未误而王反倒误释者，如四行『乃求道要』，『要』字误释作『叟』，为后来考释家所讥。


　　自黄易之后，虽已明确此碑内容系祭祀三公山之文，但具体名称，各家并不统一，或笼统称之为三公山碑，或曰元初三公山碑，或曰三公山立坛刊石，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则正式将之定名为『祀三公山碑』，并一直沿用至今。
　　翁方纲在题跋中还提及，黄易又曾委托孔继涵(一七三九—一七八三)请朱筠(一七二九—一七八一)为拓本题跋，拓本『留都月余』，期间李文藻(一七三○—一七七八)曾『借阅旬日』。李文藻虽有诗文集存世，但未见相关文字，朱筠为拓本所作题跋，收录于《笥河文集》。跋文中说，他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七月收到黄易寄来的拓本及释文，并补正黄易释文凡二十字。但其实讹误颇多，如释『御语』作『衡龙』，『卜择吉土治，东就衡山』，『土』作『在』，『就』作『龙』，却自圆其说曰：『前曰衡龙，后曰龙衡，犹三公山碑称封龙君，灵山无极碑称龙灵，离合颠倒，汉碑例有之也。』颇为荒谬。
　　由于拓本未精，导致释文歧义纷纭的例子，在校碑中可谓屡见不鲜。但另一方面，倘若石质粗劣，笔道难辨，或因出土时碑石即已泐损，即便获得初拓善本，也往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必须借助文献来佐证。早期考释此碑，以文献学功底深厚见长的，当推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王念孙《汉隶拾遗》首条题跋即为考释此碑，颇为精彩。如黄易首释『鬲并』二字，仅举《汉书•陈忠传》一例，王念孙则广征博引，列举《后汉书》『顺帝纪』『郎顗传』『陈蕃传』『刘瑜传』『翟酺传』注引『益都耆旧传』、《参同契》等十余种古籍，凡涉『隔并』者，反复证明，指出汉人多有『隔并』一语，而汉碑又多以『鬲』为『隔』，隔并者，即谓水旱不节，至详且备，堪称定论。又如四行『乃求道要』之『求』字，翁、黄皆作『来』，字义不可通。王念孙引汉碑中《张迁碑》『记行求本』，《成阳灵台碑》『尧来祖统』及碑阴『来索忠良』等多例，又引《管子》『任法篇』『小称篇』，《孟子•离娄篇》《史记•李斯传》等古籍，以证古人『来』『求』二字，多互讹误，许瀚赞之曰『四通八达，无徵不搜』
　　早期考释，除上述诸家外，还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顾广圻《思适斋集》、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孙星衍《续古文苑》、严可均《全后汉文》、沈涛《常山贞石志》、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俞樾《读书余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


　　从乾嘉年间拓本的流传情况来看，最早的拓本受赠者除了如赵魏、李东琪等黄易的旧交好友外，有不少系当时的四库阁臣，如翁方纲、朱筠等。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廷设立『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此议即直接发端自朱筠的上奏。梁章钜(一七七五—一八四九)还曾见过郑际唐旧藏本，有翁方纲、张埙跋。郑际唐与翁方纲、张埙同为四库编修，推测此拓本亦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黄易的馈赠。黄易此前与翁方纲并不相识，从其托人转赠之行为来看，与朱筠也似颇为陌生。这种以新获碑石拓本为介，求见高官，叩识前辈的做法，可视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学界交往方式。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包含有某些现实的考虑。考察黄易的生平行迹，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八月，即得碑三年之后，他曾为捐官一事赴京，并在北京留了两个多月，期间频繁拜会达官贵人，已有学者指出，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至关重要。由此联想到他此前寄赠拓本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此趟北京之行铺垫探路的意图，便十分明显了。

　　三
　　历来考据家，通常都将六行『熹』字未损本，定为乾隆年间初拓本。此类初拓本，今存世数量尚为数不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子云发现故宫博物院所邓石如代毕沅所作八言联1793 安徽省博物馆藏陈沣 临《祀三公山碑》广东省博物馆藏藏一『熹』字未损本，钤有『颜光敏』印。查颜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比通常认为的乾隆三十九(一七七四)发现此碑的时间，早了至少八十余年，故马先生推定拓本最晚应在清初。笔者将此拓本与若干早晚不同时期的拓本仔细进行了一番校勘，发现颜光敏本多数字远不及后世拓本清晰。如首行『四年』之『四』字右侧，九行『史纪受』之『史』字左上角，颜光敏本均已模糊不清；首行『惟』字上所缺一字，后世拓本尚依稀可辨一些笔道的痕迹，而颜光敏本已呈一片空白；又如首行『陇西』『到官』，二行『迥在领西』，三行『鬲并』，四行『道要』，五行『吉土』之『土』字，六行『夹门』之『夹』字，七行『大丰』之『丰』字，八行『疾苦』『鲁国』等等，可谓不胜枚举，显然系石面为苔藓等掩盖所造成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颜光敏本的传拓时间更早，所谓乾隆年间『熹』字未损本，应系经黄易洗碑之后的精拓本。

　　此拓本除颜光敏印外，尚有『曾到沈心醇处』『心醇审定』及『小松所得金石』等三方印章。沈心醇，字匏尊，号讱斋，浙江海宁人。乾隆年间曾出任四库馆誊录，工诗词，长于篆隶，尤精金石考证之学，为翁方纲、朱筠所赏识，又与张埙、桂馥等订文字交，著有《三砚斋集》《讱斋诗钞》等。
　　沈心醇与当时北京金石圈内人士多相熟稔，对翁方纲则执弟子之礼，一再将个人所藏善拓假观于翁氏。但从翁方纲等乾嘉时期诸学者的题跋来看，似皆未曾知悉，尚有此更早的旧拓本存世，以致众口一词，皆以黄易拓本为始见。
　　沈心醇在家藏《西狭颂》明拓本题跋中提到：『到京后，从大兴翁覃溪先生游，读其所著《两汉金石记》，始知搜罗石墨』，可知，他始有金石拓本收藏的嗜好，是在《两汉金石记》刊行之后，因此，拓本获得的时间，可能要晚于我们目前所见的几则翁氏题跋，倘若如此，倒也不难理解，为何未见翁方纲有片言只字提及？
　　令人不解的是，此拓本上钤有『小松所得金石』一印，此印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黄易也曾见到过拓本？
　　李葆恂在《三邕萃墨簃题跋》中曾说，黄易『小蓬莱阁』一印，有被后人钤盖在自家拓本上的情况：
　　『小蓬莱阁印，黄小松司马自制，屡见于碑版书画者，道光中，眉叔(庄缙度)得之任城常买家，必黄小松官运河同知时所偶遗者。眉叔收藏汉魏碑甚富，遇铭心绝品，即以此印加之。铁塔寺复初上人年八十余矣，尝与眉叔善，向予道之如此。』

　　『小松所得金石』印的名声更大，因此，似也不能排除后世妄人，为抬高拓本身价，任意钤盖上去的可能性。
　　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题跋中已明言，此碑系得之『城外野坡』，而非出土之物，故而在黄易得碑之前，已有更早的旧拓本存世，也完全合乎情理。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画篆刻实用辞典》，其中介绍《祀三公山碑》一条中提及：『北京陈淮生藏有明拓本，乃黄氏访得前所拓。』陈淮生，名承修，福建闽侯人，民国年间金石学者。此条下未注明具体撰写人，笔者怀疑系作为编委成员之一的王壮弘先生所撰。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也提到，在『熹』字未损本之前，尚见有一种更早的初拓本，『碑首元字尚见下脚二笔』，今未见此种拓本，不知是否即指《辞典》中所言之陈氏藏明拓本？倘若王壮弘先生的记录可信，则故宫所藏颜光敏本首行『元』字，也仅剩左侧一短披，是本传拓时间显然更早，定为明拓，倒也毋庸置疑，惜不知今归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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