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的『欺骗』与真实 —对《借贷银钱的人与他的妻子》及其相似画作涵义之辨析

　　一 图像与视觉的欺骗

　　尼德兰画家昆汀•马修斯(Quentin Massys，一四六六—一五三○)作于一五一四年的《借贷银钱的人与他的妻子》(The Moneylender and HisWife，后文简称《银钱》)常被视为十六世纪早期尼德兰风俗画的代表，它也是美术史图像中最为流行的被用于说明此时期经济活动的作品之一。
　　马修斯描绘了一对坐在店铺里的夫妇，二人均是正面朝向观众，男子手持天平称量桌上的钱币，妻子手中翻开一本有圣母子插图的书，她的目光落在丈夫的动作和天平上。
二十五年后，尼德兰画家马里纳斯•凡•雷莫斯维勒( M a r i n u s v a n Reymerswaele，一四九○—一五六七)延续了《银钱》的构图，创作了一系列图式统一的作品。原来的正方形构图被横向拉宽，作品的标题多为《税吏与他的妻子》(The Tax Collector and His Wife)、《兑换银钱的人与他的妻子》(The Money Changer and His Wi f e)或《银行家与他的妻子》(T h e Banker and His Wife)，后文皆简称《税吏》，以示与《银钱》之区分。
　　这仿佛开启了一场视觉游戏，《银钱》的图像由马修斯开创，却被马里纳斯发扬光大，后者似乎比前者更善于描绘这一场景，他的诸多相似画作使人们至今仍难以区分。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以往的美术史研究中，对二者的研究基本着眼于二者之共性。由于对马修斯之《银钱》一作的研究相对充分，造成了对马里纳斯的《税吏》等版本多从继承性的角度出发进行考量的研究状况，多数研究者认为，马里纳斯的一系列作品在构图、画面内容和立意上都与《银钱》保持一致，即反对『贪婪』，意在表达对财富的否定态度。


　　法国学者丹纳在提到马修斯的《银钱》时，将『称金子的商人』形容为『铺子里的布尔乔亚……一对对的情人，守财奴的瘦削的脸和狡猾的笑容』，其褒贬不言自明。
　　在《西方人文史》中，马修斯《银钱》这幅插图的文字说明为：『在阅读《圣经》的妻子目光被丈夫的举动所吸引，他在深情地打量着自己的钱币，妻子也像丈夫一样深清地凝望着那些钱。』这一描述加入了作者对画面中人物行为的主观理解，这也是目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意义的理解。
　　博物馆导览的解说，通常是反映艺术史学者观点的一个窗口。关于马里纳斯的一幅藏于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的《兑换银钱的人与他的妻子》，导览词如下：『在这幅画中，我们找到了所有北方欧洲画家们的特点：注重细节、对真实的精微再现……马里纳斯传达了他所在时代的首要罪恶和赤裸裸的污秽：高利贷—尼德兰所有的商业社会罪恶中主要出现的一种。腐败和欺诈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甚至连牧师们也在批评这样的行为。』这里产生一个亟需警觉的问题：视觉是否『欺骗』了我们？

　　十六世纪的尼德兰，物质与精神高速发展，图像在二十五年之间是否发生过变化？共性之外的区别是否被忽视？人们惯用的解释与来自图像自身的回答或许并非一致。笔者希望在文中指出，《税吏》系列作品较二十五年前马修斯的画面有所变化，且这些变化蕴含深刻的时代意义。希望通过对作品的重新观看，重拾对视觉的信任，厘清两个『版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澄清二者在含义上的各自笼统之处。

　　二 祈祷书的消失

　　尽管《银钱》中许多物品的元素与十五世纪早期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画中那些带宗教寓意的物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把它们与日常的纸张等物品混放一处，这种全新的组合是马修斯的独创。马修斯在资本主义经济起步时期就提出了一个富有意味的选择题，左边是商业财富，右边是宗教书籍，画中人的注意力该落在何处？他在这个世界化商品流通的时代提出了商业行为与宗教忠诚的关系。尼德兰艺术史学者哈里森•克雷格(Craig Harbison)这样评价：『十五世纪的祈祷书传统，就这样被增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势地取代……马修斯的绘画正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作品之一。』

　　在天主教的观念中，对财富的热爱和贪恋相当于一种偶像崇拜，它用另一种神明来取代上帝，那一神明是我们自己外在的那些东西，是世俗的与物质的。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和对待宗教偶像的态度极为相似，那就是『存在一个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人们全身心地为之神往』。这种未察觉到的偶像崇拜深植于人们心中，对于一个信徒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如果将金钱作为信仰，那么将失去主的祝福和人们的同情。《马太福音》中明确地写道：『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句)这是关于『选择』的衡量，马修斯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信仰与财富之间的两难困境。而这一重要内容，在马里纳斯那些看似与之相像的作品中，却并不存在。画面中的关键细节在于妻子手中书本的变迁—原来在她手中绘制有满满一整页圣母子插图的宗教书籍，干脆变为了手写的、没有插图的账簿。关于两个『偶像』之间的选择题，在这里似已不存。
　　宗教书的消失和账簿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和马修斯同一时代的人来说，他们能更容易识别与辨认出画中那本装帧精美、彩色印刷的宗教书，这本书有可能是一本祈祷书。祈祷书是除了《圣经》之外经常用于礼拜仪式的其他类型抄本，多出现在世俗人士的私人祈祷仪式中，样式仿自修道士的读本。祈祷书是作为诵读祈祷用的，最为普遍的是《日课经》(Book of Hours)，核心部分是《圣母日课经》，这意味着书中会有大量关于圣母的插图，当然也包括《银钱》中出现的圣母子图像。
　　祈祷书的使用与弃用，看似是不经意的变化，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通史中，十六世纪『最大的新鲜事』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分为二，形成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欧洲人在十六世纪遇到一个『非选择信仰不可的危机……一部分人走着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他相信拯救不是来源于外在的仪式和忏悔，而是来自对基督朴素的信仰，祈祷、礼拜不再被新教徒提倡。路德认为权威只来自《圣经》中显现出的以及个人良知体认出的上帝的话，因而他要求人们阅读和反省《圣经》经文，除了《圣经》之外，新教徒不再接受其他任何日常阅读的宗教书籍。
　　随着尼德兰皈依新教的人数与日俱增，画家马里纳斯也成为『走上新路』的一员。作为新教徒的马里纳斯把新教的宗教虔诚体现为一种『看不见的虔诚』，他也不会在艺术中表现违背信仰的、除《圣经》以外的宗教书籍了。

　　三 账簿的出现

　　马修斯的祈祷书没有了，账簿出现了，这一转变意味深长。新教的产生和传播，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路德『因信仰得救』和『所有信仰者皆是牧师』的教义，不仅提升了商业阶层的宗教地位，也保护了他们的钱袋。教会的财富受到质疑，民间经济开始活跃。在两位画家创作的时间跨度中(一五一四—一五三九)，尼德兰地区的商业迅速发展，这在以天主教为主导的时代里是很难实现的。天主教会谴责利息，对行会进行宗教上的监督，申斥财富，宣扬贫穷是神圣的，给工人假日使其免于工作。天主教教义秉承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一直持有的观念，即追求超过自己需要的金钱是有罪的贪心。
　　当宗教改革遇上了新的经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新教徒在发展之中不自觉地与资本家合作。在一五三九年之前，弗里斯兰省(Friesland)和格罗宁根省(Groningen)分别于一五二四年、一五三八年回归尼德兰，尼德兰省份总数达到十六个(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在这疆域广阔的帝国内，尼德兰人拥有了更多不受限制的贸易权，并占有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份额。
　　安特卫普是当时的贸易中心，该地的碑铭上写着：『要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口才，使用在商业上。』此时期的尼德兰，从事商业可不受同业公会的限制和城市保护贸易政策的阻挠。意大利的银行家前来开设分行，英国的商业投机者纷纷建立仓库……城市的繁荣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末期。
　　马里纳斯的《税吏》系列作品就是在这一经济增长的语境中创作出来的，并流行于十六世纪，经济活动取代了宗教信仰，道德指责并未出现。画家没有用他擅长的讽刺手法描绘画中的人物，画面也无任何怪诞的成分：丈夫在认真、谨慎地检查比对硬币的重量，妻子精神集中，显得非常美丽的。
　　一些学者注意到画面中妻子的手指略微弯曲而且纤细，认为这种略带夸张的手部描绘象征着贪婪。但实际上，各版本中妻子的手部动作虽然突出，但都以一种平静优雅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相似的手部形象在马里纳斯的《圣哲罗姆》(Saint Jerome)中也能看到，其抵案的角度、弯曲的动作都与《税吏》中妻子的手部十分类似。因此这种描绘方式更可能是出于画家个人的审美意图，而非含有象征寓意。
　　《银钱》的场景中充满了天主教的象征物：架子上的苹果是原罪的提示；念珠与前景的水晶瓶象征圣母的贞洁；凸面镜常是生命短暂与无常的提示，有时也作为『上帝之眼』象征神性的存在；熄灭的蜡烛警示着人终将归于尘土。这些具有宗教意义的物品随后被世俗的日常用品取代：贸易中使用的汇票、工具占据了前景和人物身后的空间；原本各就其位的物件摆放得凌乱、分散，充满无序感；账本、天平、钱币与钱袋，既可以被视为高利贷者的物品，也可以被视为一般商人的工具。

　　四 身份的转变和道德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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