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碑入帖 别开生面 — 南京博物院藏胡小石手札考辨

一 胡小石手札的来源与保存

　　胡小石先生手札，目前能见到的不多。据我多年来的统计，不会超过三十封。这些手札大多作为书法珍品，被藏家们收藏着。公开发表的，则更是凤毛麟角了。如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胡小石书风》，收有一封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所写的推荐信。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胡小石书法集》，收有他在李瑞清家中任家庭教师时写给本师李瑞清的一封问候信。在我所编辑的《胡小石书法文献》，收有他致学生金启华的一封信。该信现藏于南京江浦胡小石纪念馆。是该馆开放之时，金启华先生捐献的。上述三封信中，只有这封藏处明确，其他二封则藏处不明。南京博物院编辑《胡小石研究》，收有他新中国成立后写给其子胡令辉的一封家信，为胡令辉所藏。

　　旧时文人手札多是用毛笔书写的。像胡小石这样的书家，用毛笔作书更是当行本色，在他七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中，所写的信札应该不止于此。因战乱和『文革』浩劫等原因，能留下来的也委实不多矣。历代学者和文人的日常书信，往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胡小石的信札也是如此，或论学、或谈艺，读之让人兴味尤盛。
　　最近，南京博物院发现了一批胡小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致曾昭燏的书信，共有九封。其中八封是用毛笔书写的，一封是用钢笔书写的。这是近三十年来，国内文博单位所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一批胡小石书信。无论从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上看，都是弥足珍贵的。这批书信在曾昭燏去世后，一直存放于南京博物院图书馆曾昭燏资料袋中，从未公开。我三年前编辑《沙公墨妙》一书时偶然间发现了这批书信，选了几封收入书中。近日，这批书信和该资料袋中的其他书画类文物，已经移交到南京博物院库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和广大观众见面机会的。
　　曾昭燏对胡小石是非常尊敬的。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她在中央大学就学期间，随胡先生学习金文、楚辞。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追随左右。胡小石去世后，她为胡小石撰写了墓志，并负责其遗稿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可以说是始终不渝，一以贯之。她的书法也深受胡先生影响，特别是其行书与胡小石的行书相比，如唐临晋帖，下真迹一等。以她和胡小石几十年间交往的密切程度来看，写给她的信肯定不止这些。可能因为战乱和搬迁原因，没有保存下来。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她和胡先生的生活、工作都比较稳定了，来往的书信才有可能得以妥善保存。这些信，有的只是二十多字的便条，曾昭燏也精心保存了下来。由此可见，她对老师墨迹的重视与珍护。这些信能够保存下来，最要感谢的人应该就是曾昭燏先生了。

二 胡小石手札的史料价值

　　胡小石、曾昭燏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领域有别，但交集处也很多如在考古学、文物鉴定等方面。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昭燏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权威。她所主持的几次重要考古活动，都有胡小石在背后的支持。如从一九五○年起，她与朱等人发起，对南京周边历史遗存进行了多次考察。其中有南朝陵墓石刻、江宁文化遗迹等，胡小石都是亲自参与的。这批书信中，有几封就是商讨去野外考古的时间的。与曾昭燏同时期的日记对看，就更能够清晰地再现出当时考古活动的很多细节。

　　还需要指出的是，曾昭燏在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如南唐二陵和山东沂南画像石考古报告在结集出版时，都是由胡小石题签的。这不仅因为胡小石书法水平高，是一代大书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亲自参与了这些工作，是虽不出名，然又实际出力的学术顾问。如第九封信中说，第六次报告望送一份给我看看。如在另外一封信中说，第三次的调查报告，我略注了几处，请参考云云。可见胡小石不仅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还对考察报告中的细节也亲自修改。
　　从曾昭燏日记来看，在南唐二陵的发掘过程中，胡小石不仅亲自去了考古工地，还对出土的玉哀册做了考定，确定了墓主的身份。这批书信的对我们研究胡小石与曾昭燏的交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新中国考古发展的珍贵文献。


　　手札史料价值，往往类似于古代帝王的起居注。是最原始，也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从这批信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们，普遍处于被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困境中。大量会议占据了很多时间，学术工作被严重地干扰着。在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发现胡小石被各种会议压得喘不过气来，用了『又无暇晷』来自嘲。他晚年重写《中国书学史》，却只写到唐代部分就辞世了。这同当时的学术环境不佳，担任的社会职务太多，干扰过大，是不无关系的。
　　胡小石对古文字学和音韵学都深有研究。著有《古文变迁论》，第九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古文中的通假和转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 胡小石手札在书法上的价值

　　胡小石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对书法的研究与创作中的。他不仅将书法作为个人的修养，还将其带入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中。将古老的书学，在西式教育体系中延续了下来，胡小石可说是阙功甚伟。关于他在中国书学史研究和书法上的杰出成就，我已经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我此前所写的文章中，有一个问题因资料的不充分没有展开申说。这就是李瑞清开创的碑派行书手札体，与胡小石手札体在艺术上的成就。
　　清代兴起得碑学，一开始就以师古求变的面目出现。其所学习效仿的对象从隋魏石刻到商周金甲。在旧时代中国，在这个以师古为第一要义的国都，打着复古的旗号是最有影响力的。在这个大旗下，碑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帖学压倒了。


　　碑学最初的成果主要是在正体书上，如邓石如的篆书、隶书、楷书，张裕钊的楷书，赵之谦的楷书、篆书。这些书体虽然有古今之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为镂碑刻铭而设的正体书，而不是日常手写体。而把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的旧时文人来说，是不可能用铭石体的书写方法来写手札的。这样碑学家们的书法，在日常的和正式的书写中就产生了差异，无法统一。将碑法和日常的书写如何统一起来，就成为清代晚期碑学家们的重大问题。
李瑞清作为一个开宗立派的碑学家，在金文、楷书、隶书诸体形成了自己风格后。就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对以帖学的研究上。从《玉梅花庵临古各跋》来看，他主要是从《淳化阁帖》《大观帖》中选择历代刻帖中的精品。逐一临写并加以为跋文，这些跋文体现了他对『二王』帖学体系的思考与研究。他甚至连被碑学家们所不屑一顾的董其昌书法，也精心临摹。这与康有为对董其昌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从他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帖学来看，他的目的就是把碑学和帖学相连接起来。这样，从甲骨文到董其昌的中国书学史就贯穿起来了。碑学和帖学其实是中国书学史发展的不通阶段，没有天然的排斥性，却有血肉相连的地方。后来，胡小石《中国书学史》也是照着这个思路写的，帖学部分和碑学部分的篇幅是相等的，没有顾此而失彼。这其实不是李瑞清一个人的私见，而是清代晚期碑学家的共识。
　　如沈曾植就是其中之一。在晚清碑学发展中，沈曾植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很多书学史研究者，因为他留下来的书学著作不多，往往忽略了他。李瑞清在《玉梅花庵临古各跋》跋文中说自己到上海卖字为生之后，是沈曾植劝他要纳碑入帖，不能只学碑而忽视了帖。康有为在赴北京考试不利后，也是沈曾植将自己所藏的金石拓片借给康有为，并且鼓励他写出《广艺舟双辑》。由此可见，沈曾植在清代晚期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如何将碑学与帖学相结合的文字，却通过暗中对朋友的影响，将碑学的内涵与外延都做了很大的扩展，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当然，李瑞清之所以能在沈曾植的建议之下，很快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帖学研究和实践中，这和他思想中早就有将碑学作为本体纳入到日常书写体的构想有关。从他《玉梅花庵临古》来看，他的临摹是非常精到、准确的，没有参入更多的己意。但与前代帖学家还是有所不同的，他的临摹虽然在字的结体上变化不大，但在笔法上却有变化。对书法而言，笔法的改变才是关键所在，李瑞清是深得其要旨的。在对所临各帖所写的题跋中，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用碑法入帖，往往能得其精神面目。这与其说是他的实践的体会，还不如说是他学习帖学的目地和理想。
　　李瑞清的手札书传世尚多，既有帖学的流畅也有碑的骨力森严。近于宋代黄山谷又较之自然，成就是很高的。他在将碑学和帖学的结合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可惜因其早逝，这个有益的尝试只开了个头便煞了尾。在将碑学日常书写的转化上继之向前的，是在他书学方面最为得意的学生胡小石。


　　胡小石最早存世的手札，是他在两江师范学习生物时所留下的课堂笔记。虽是匆匆而就，却笔意畅达。一个十七岁少年的笔迹，却有卓然成家的势头。《金陵四家书法集》的编辑者桑作楷先生认为，以早年的书法天赋而言，胡小石是在林散之、肖娴、高二适之上的。我同意桑先生的高见。书法是天才的艺术，没有这个来自生命基因的天赋，是根本不可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的。在随李瑞清学书后，他的手札书也受到乃师的影响。从他写给李瑞清的信来看，他的手札书自《张黑女墓志》出的，在隽永之中不失清刚之气。如果说李瑞清的手札像虬松，那他的字则如春兰。这是性格修养等多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胡小石的行书、草书在晚年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与他的手札书是同中有异的。
　　具体来说，他的大字行草书还是以碑力和字势来改造帖。他所临摹的很多草书名作，几乎是一种刻意的改写。如用劲瘦的涩笔来写《出师颂》，用章草加魏碑之法将孙过庭的《书谱》化流畅为沉郁。他的行草书更多体现出外化的碑学，而他的手札书则别是一种风光。这里，我们想探究一下他手札体的来源和成就和有着千余年帖学所积累起来的书写经验相比，用碑来写手札是非常冒险的。幸好胡小石的本师李瑞清在这条道路上已有成就，胡小石可以接着走而不用别开一路。他的手札书在基本的书写样式上，与传统的帖学家们没有太大的变化。他没有像徐生翁那样完全放弃了帖学而别开生面，而是延着帖学的道路有所变化，其变在笔法上。传统的手札书，为了行笔的方便和快捷，其运笔多是侧锋直下转折暗过，不大讲求折笔的分明。而胡小石手札书，虽然也是侧锋入纸却在落纸后立刻调整为中锋，而且在书写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着，故流畅自如中不失古拙沉雄。很多点画，在虚处多用碑的切笔直下法，显得顿挫沉郁。他的手札书在最大的特点是有篆籀气。我们知到手札书中开此派者就是颜真卿，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米芾。『宋四家』中，米芾的手札书就运用了大量颜真卿《争座位帖》的笔意。而此后的书家手札体中，这种篆籀气是暗流，只有在明代李东阳等人行书中偶尔可见，可说是若存若亡。胡小石的手札书，则是自觉地将这种古法重新运用之，且又融进了汉隶和魏碑的笔法特点，真正做到了如唐代韩愈所说的发潜德之幽光。
　　胡小石融碑入帖，在民国时期不是孤军奋战。鲁迅、谢无量、李叔同等人的手札书中，也是可以窥见这种方法的。古人说『善用笔者获大成』『用笔千古不易』等，都强调了笔法在书法中的核心价值。如果说碑学关注的是大范畴，而帖学则重视细部的变化。手札多是小字细书。在细部上不耐琢磨就失去其意义。胡小石在手札书，在细节上是很重视的。他行笔速度偏快，在点画的交待处则一丝不苟，没有因为快而失之于粗糙。在飞白、游丝、搭笔等细节问题上是精心为之的。书法在运笔之外的另一关键就是结字。胡小石手札在结字上，则是方圆并用，不具一格。魏碑中有一派接近于手札书的书风，如《张猛龙碑》的碑阴，就是杂用行书笔意于楷中，康有为曾经甚赞过。胡小石的手札书，在结字上的时露圭角，颇近于《张猛龙碑》碑阴的风格。这是同他几十年间，醉心于北碑之后的自然结果。北碑上多是独立的单字，很少有两字以上连体字。而手札体在书写的过程中，两字以上的连绵是很多的。胡小石手札书中，多字上下相连者是很多的。他将帖学行草书中的牵丝与萦带毫无痕迹地吸收到其间。胡小石的手札书，既有上古时期金文的笔势，又有中古时期『二王』的流动、魏碑的方折，是中国书学史上多种元素的有机的结合。


　　这批书札有的是在来客坐索中一挥而就的。有的只是买蚊帐、看牙医之类的生活细事的通告。我相信胡小石在书写时，是不会作千秋想的，只是信笔而为，和他平时书写对联、条屏时的状态大不相同的。也正是这样书无意于书的书写状态，才更能让我们领会到他在书写手札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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