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蒋兆和的选择』

　　『蒋兆和的选择』①出自刘曦林先生的《蒋兆和论》里的一小章，主要论述了蒋兆和为什么选择了现实主义文艺。而作者之所以要再论『蒋兆和的选择』，是因为刘曦林先生过于强化了蒋兆和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倾向性，而且通览全文可知，所论述的时间点全部集中在一九四九年前，给人以蒋兆和无意间就在一九四九年前走上了现实主义文艺之路的感觉，只是『没有把他的倾向性特别地陈述出来』②。但作者认为，蒋兆和在一九四九年前对文艺的理解是相当的多样化，甚至很难说他是艺术为社会、艺术为大众。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一九四九年前蒋兆和留存有五篇文章③，除去在日伪时期里因迫于时局的言论外，他极少将艺术与家、国、天下的兴亡联系起来，只有在《什么是艺术？》里涉及了艺术对社会、民族、国家存在影响，而其余各篇均大篇幅地探讨艺术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蒋兆和画册•自序一》与《蒋兆和画册•自序二》里将艺术与人生中的『美酒』『苦茶』④以及人类情感中的『园艺』⑤相联系；即使在《后流民图作者自序于胜利之日》中，蒋兆和的创作动机也是以人为主体，因为人民生活之惨状『非想象所能形容者』以致他『意藉真情，以抒悲愤』才有此作⑥。这与陈独秀等左翼希望文艺能激发民族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先文化革命，再制度、器物变革的激进思维不同，蒋兆和即使身处在国破家亡当中，也没有通过文艺发出国家需要富强的诉求，而是出于『真情』作画。正如他所说：
　　『如果艺术的园地许可我这样的要求，我将起始栽种一根生命的树子，纵然不开花，不结实，而不得到人们的欣赏和爱护，我的精神，仍是永远的埋藏于这个艺术的园里。所以多少年来，对于作画的动机仅仅如此，所表现的也仅仅是如此，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⑦

　　所以，『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的蒋兆和，其作品以及对艺术的理解更近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的个性之关怀，而且『纵然不开花，不结实，而不得到人们的欣赏和爱护，我的精神，仍是永远的埋藏于这个艺术的园里』。这是一种更加超脱的价值观，可谓是为了艺术而艺术。需要指出的是，刘曦林先生在论证蒋兆和同现实主义文艺的密切关系以及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引用了一段文字，但砍了前半段，使得文字意义大变，完整的段落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固非如此之简单，路有高低，人亦各有幸运，拥百万之家私，居高楼之大厦，美食娇妻，尚有何求？而所求者，抑或为五世同堂，百世其昌，不管土地堂之建筑于何时也！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⑧
　　蒋兆和其实想表达人的『幸』与『不幸』对搞纯艺术的艺术家有何启示，而且『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里的『我们』是第一人称的语法，明显是包含蒋兆和本人，且他称这些搞纯艺术的人是『同志们』，这更进一步说明他是认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然不会用同一志向的『同志们』。但刘曦林先生砍掉了前半部分的『幸』，只留下『不幸』的部分，这就改变了文字意义：『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所求？』这一删选也就成为蒋兆和强调社会、人生的『不幸』，并拷问那些搞纯艺术的艺术家在面对这些『不幸』时有何感想，这是与原意相悖的。但正所谓一个时代干一个时代的事，这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史观下的文艺。

　　对比蒋兆和同时期的作品，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幸』与『不幸』的共存，比如《一乐也》(一九三七年)、《这个年头》(一九三九年)、《濯足》(一九四○年)，等等。蒋兆和的人生从未大富大贵，他对人生的『幸』的理解仅限于百姓日常的小『幸』，正如画作所表现的：或是舒服地掏耳朵，或是幼童戏水，又或是老妇闲聊天，这不仅仅是风俗画，也体现了蒋兆和对人生『幸』的所见所思。又比如：《颈瘤老妇》(一九三七年)、《老乞妇》( 一九三七年)、《卖子图》(一九三九年)，等等，生活之『不幸』。但并不完全是因民族、国家、社会的问题而引起的，这些『不幸』也是蒋兆和切身地所见所思，或是身体的残疾，或是家庭的不睦，或是生活的困顿。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指向性，如《呵，要快看好消息》(一九三六年)、《卖胡琴》(一九三八年)、《一篮春色卖人间》(一九四九年)，等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为生活奔波的人民，或卖报、或卖琴、或卖花，而这正是生活，既是『幸』的，也是『不幸』的。不同的观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所能体会的『幸』与『不幸』又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蒋兆和不是一个艺术为社会、艺术为大众的左翼艺术家，也不希冀于艺术能达到『个性解放』『民主』，等等。当然，群众能欣赏蒋兆和的作品，甚至能产生追求革命的伟大理想，那全然出于观者对蒋兆和作品的解构。正如蒋兆和所说：『当时对「普罗艺术」并不真正理解，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也是以后的事。』⑨一九四九年前的蒋兆和也仅仅是在客观上艺术为社会、艺术为大众，也就是一些旁人认为蒋兆和是艺术为社会、艺术为大众，而其主观上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未完，欢迎订阅《荣宝斋》2015年12月刊，订购电话：(010)6512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