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仕途经历及心态

　　吴昌硕是古代中国社会向近现代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位艺术大师，他的身份经历了由传统文人士大夫书画家向近现代开元艺术家的转换。其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取得是因为他的一段仕途经历，但是吴昌硕现行的几个年谱中，读书入仕都没有成为一条独立而完整的生活线索，而仅仅是在为艺之余偶有涉及，且大都是消极被动和从反面言及的，贯穿吴昌硕一生的是专意追求书画、诗文与篆刻艺术。不可否认吴昌硕的确是把艺术作为了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但他是由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转变而成的艺术大家，他在60岁之前的读书入仕经历事实不可否认，并且如果把这些史实连接起来，甚至可以说这还是他人生的另一条线索，不过这条线与从艺线索交织在一起，处于纠结的状态，呈现出矛盾性。可以说这种矛盾状态才是吴昌硕作为封建末世文人士大夫的真实人生，这表现在吴昌硕本人的诗文题跋以及篆刻印文边款之中。本文拟梳理吴昌硕的入仕经历这条线索，并进而剖析其向书画艺术线索转化过渡的心态历程。

　　吴昌硕的父祖辈均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再向上还可以追溯出辉煌的入仕为官经历。这种家庭属于不同于“农、工、商”的清贵士人阶层，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书画篆刻艺术被视为贻误科举正途的丧志玩物。但是吴昌硕治印却得到了他父亲的宽容和许可，所以吴昌硕沉醉于此。但他并未放弃读书科考，并于1865年21岁时参加乡试中了秀才，其后吴昌硕便绝意科场，转向了习诗作画与写字刻印，走上了坐馆教书、刻印卖字的谋生道路，看来吴昌硕青年时期对于科举的确是低调和消极的。这个时期吴昌硕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游，他得以观摩历代法书名画，开阔了眼界也丰富了学养，构成他艺术上一个重要积淀期。
　　从二十九岁成亲到逐渐进入中年以后，吴昌硕的生活状态是惨淡的，这从任伯年为其所画的《酸寒尉像》和《饥看天图》中均有体现。无论是从画面形象还是朋友的题跋来看，他们对于自己的状态都是不满意的，充满了自嘲和自贱。另外与任伯年以画题单纯的互相嘲讽不同，画友杨岘在《酸寒尉像》的题跋之中，更直表深意。“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愁不类”“苍鹰将举胡不举，跕跕风前侧两翅。高秋九月百草枯，野旷无粮仗谁伺。”以及“尉乎去年饥看天（君去年绘《饥看天图》），今年又树酸寒帜。老失老矣筋力衰，丑态向人苦遭弃”“尉如盐薤我如堇，不登嘉荐总一致”几句，表达了同病相怜以及伤感自卑，后两句还更有一层共勉的意思，他相信“尉年四十饶精神，万一春雷起平地。变换气味岂能定，愿尉莫怕狂名崇”。并互相激励：“英雄暂与常人伦，未际升腾且拥鼻。世间几个孟东野，会见东方拥千骑。”从朋友的言词之中也可以折射出吴昌硕的入仕心态。


　　这个时期，吴昌硕本人也在他自己的诗文以及篆刻边款撰写中透露出对于选择艺术的迷茫与彷徨，1881年，吴昌硕38岁时作《别芜园》，在诗中他叹息到：“读书愧未成，好古竟何取？男儿好身手，何不拔剑舞？区区谋一饱，坐受众人辱”。这首诗就表达了吴昌硕对耽于艺事而贻误功名的追悔，1884年吴昌硕为自己取号“印丐”并刻成自用印。他的画友任伯年不具士人身份，也不能回避“艺人”之嫌，慨叹为画所累，所以自号“画奴”，吴昌硕为其治印，这说明二人都觉得自己是在以画印谋生的丐奴。1885年，42岁的吴昌硕在“群众未悬”印章边款再次叹息自己“功名未成”，这说明没有功名的纯粹艺人并不是吴昌硕的终极追求，更何况以此为生尚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在蹉跎的鬻艺生涯中意识到了功名的重要性。

　　其实在心态之外，吴昌硕早已于不惑之年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仕途营求，1882年，39岁的吴昌硕经友人荐举为“佐贰”小吏，即是帮助主官处理事务的县丞，由此吴昌硕便获得了一个府吏的身份，即任伯年前绘“酸寒尉”，可以说是正式步入了仕途。这个时期吴昌硕便以士人书画家的身份在公务之余广泛交游，以书画为媒结识了一些大宦名儒，1890年吴昌硕得识晚清名士吴大澂，吴大澂时任河道总督，二吴相识后“商讨学术甚相得”，此后吴昌硕的许多重要仕途经历都得到吴大澂相助；1894年吴昌硕在京又以诗文印谱访赠翁同龢，翁时为同治、光绪两帝师，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些交往虽然都以艺事为形式，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宦游”的色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初战失利后，清政府起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极具威力的湘军，令湘军旧将吴大澂北上督师御敌，出人意料的是，吴大澂“奏调先生（吴昌硕）赞画军事”。 其实二吴只是诗文雅交，且吴昌硕并无战争经验，更未表现出过什么军事才能，吴大澂之邀所谓“赞画军事”不过只是虚词，当然其中吴昌硕本人的爱国情绪和报答知己等原因都不可排除，但是谋取功名的目的也不可否认，甚至我认为这才是更为主要的和具体的动机。因为曾国藩曾因镇压太平军有功，他属下的许多幕僚都以此得到功名，这是可缘的前因。另外吴昌硕这时在和吴大澂的诗文中也有：“谢傅围棋终破贼，班超投笔敢论才”的诗句，可见他把吴大澂誉为东晋谢安，自况为万里封侯的班超，也正应了杨岘前面期望的“万一春雷起平地”，“会见东方拥千骑”，其志可见。


　　吴昌硕此举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决性，年过半百的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前行，但是这一梦想却随着吴大澂的一败涂地而化为泡影。之后吴昌硕的入仕营求仍未破灭，他用了自己多年的积蓄捐了个候补知县的官衔，据说此事仍为吴大澂助成。到了1899年吴昌硕终于经同乡丁葆元的荐举，受任为江苏安东县令，可谓壮志得酬。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吴昌硕入仕的主动性和坚决性，抹煞这些只能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和矛盾。
　　出乎意料的是吴昌硕上任一月后，旋即辞官，个中缘由众说纷纭，其实这正是吴昌硕两条人生主线互相纠结和矛盾转化的结果。多年的营求，一旦得手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安东小县地处荒寒的苏北，远离了诗文雅集的海上艺林，这与吴昌硕原来期待的亦官亦艺的状态是有反差的，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这些从他的《一月安东令》篆刻边款中有明确的体现：“旧黄河势抱安东，古木寒潭万影空，卧榻冷悬高士雪，卷茅狂听大王风。诗来淮上秋山里，人在天涯水气中，眼底石头真可拜，傥容袍笏借南宫”。另外还有吏才的欠缺再加上具体的“甲午之战为炮声震聋”等身体原因，吴昌硕这才真正认识了他自己。至此吴昌硕的入仕追求才彻底破灭，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终于告别了困扰多年的幻梦，决意辞官，获得了解脱。


　　此后吴昌硕便心无杂念地转向了书画艺术领域，这才有了他艺术上“老缶衰年别有才”的全新的时期。六七十岁之间吴昌硕的艺术至于大成，进入20世纪吴昌硕的身份逐渐转化为艺术大师，他对自己的仕途经历开始回忆梳理并重新评价，晚年转换了身份和心态的吴昌硕在六十六岁时刻印“先彭泽令辞官五十日”，张扬了他知县经历中的辞职举措，七十六岁时他又刻“重游泮水”印，在边款中他用“师强曳之应试入学”，来强调了参加科考的被动性，其后的门人弟子们在编撰吴昌硕的年谱和年表中就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省略了吴昌硕许多重要的仕途经历，进一步弱化了他早年交往中的宦游色彩，重塑其艺术大师的形象和风范。
　　其实这些经历并无损于大师之伟大，反而正是从这些身份与心态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更能看出历史的变迁以及时代观念的转换，一位在混乱的封建末世，半生营求入仕的文人书画家，在画名尚未大著、还没有完全摆脱生存窘迫的境况下，敢于主动放弃官位而转向市场活跃的海上艺林，并选择书画作为自终的职业与事业，这才拉开了近现代书画史的帷幕，吴昌硕的生活史在近现代画史上的特殊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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